今日事隔380年，无人能断然地坚持何说为真。我们只能比较消息来源之可信度。当中以明方资料最差。其官场文字经过吏员修饰，上供御览，下避监察官纠弹，即难能存真。战败之后，其原始资料得自逃归之士卒，亦不能使读者综览全局。所以一军惨败，动辄即谓遇伏，可能撰史者亦如当事人，始终暗中摸索，才用此种粗率说法。
韩国资料大概根据李民寏。因他除私人著有《日录》外，尚为姜弘立之幕僚，其文墨亦可能见诸官方文牍。从朝鲜资料看来，其症结在韩国君臣对明人无信心，只因奉明正朔，且2丵0年前日本关白丰臣秀吉犯境又赖杨镐、刘綎等人撑持，所以勉强从事。姜弘立已渡鸭绿江，犹且向国王光海提出辞呈，即表示对战事前途怀疑。外间盛传努尔哈赤赠光海貂皮500张，彼此先有默契。4年后光海君被废，新朝廷公布其本身宗旨在拨乱反正，至缕述光海无人君资望时，当中一端即为辜负明廷，为人不忠。有了这些复杂背景，则在各人作见证时，亦影响其左右取舍。
韩人对姜弘立之降满不能无介于怀。李民寏在《栅中日录》提及当时他竭力反对，及见事实无可挽回即准备自尽，只因长刀短刃同被爱侄与忠仆夺去。但即《光海君日记》亦指斥其不实。《日记》指出李民寏为唯一可以左右姜之决心，事实上他赞成投降。
此种背景如何影响史料？虽说此端尽属臆度，但外传刘綎行军迟缓坐失战机乃朝鲜军拖延之故，则将交战日期提前或可避免此种指责。“天兵”主将如战死或被满人杀戮，韩人见死不救为可耻，则称其自尽，至少可以稍释罪咎。
满文资料亦有不能尽信之处。其夸张八旗战功逾越常情，例如全战役双方参与者逾10万，又鏖战南北，苦斗镇日，而满方战死者“不及二百人”。满方高度估计对方兵员数，既为以寡敌众，又能包围对方。但除此类瑕疵外，其战史以胜者姿态写出，努尔哈赤及安巴贝勒之口语，无官僚集团之忌顾，无责任问题之推诿，亦无不可告人之阴私。其所叙战场情景虽仍不能符合现代要求，但提及部队投入程序、重点主义、中央突破、侧翼迂回已较对方之所提供，职业化多矣。
(五)战役之后果
杜松与刘綎已在当年四月死于战场，马林亦于3个月后捐躯，明军主将四人已失其三，仅有李如柏始终未遇敌，但在战役之后数日即为监察官纠劾。缘李如柏之父李成梁绾兵符于辽左时，努尔哈赤之父及祖为明军误杀。成梁以努年幼，视之如子侄，给予赡养，是以努与如柏兄弟“有香火情”。“何以三路之兵俱败？何以如柏独全？”至此已有通敌嫌疑。当时万历帝仍未置可否。又一年半后辽事更坏，此事再被提及，李如柏自杀以明志。
杨镐兵败之后立即引咎辞职。明廷仍“姑令策励供职，极力整顿以图再举”。但旋踵之间既失开原又失铁岭，杨镐终被拘押。此人在狱十年，不死于万历朝，亦不死于泰昌天启朝，而于1629年崇祯帝治下弃世。以后继杨为经略者二人死罪，一人死于战场。死罪之中之熊廷弼不仅咎在主持辽东军事，而且因其地位，触发而加紧明末北京之党争。
萨尔浒、尚间崖及牛毛砦战事失利消息传至北京，都城米价立即陡涨，识者已预料围城。虽说以大明帝国尚能挣扎四分之一个世纪，虽说努尔哈赤蔑视火器，以后尚要在宁远战场负伤死，明朝之厄运已无可挽回，我们可以肯定地说，1619年它已度过生死存亡中的一个转折点。从以上简短的叙述看来：明朝不能发挥本身力量，不能引用军事科技非只表现于一时一事，而有官僚组织及社会状态为背景，积习已成，1619年无非一朝弱点无情的暴露。
韩国资料大概根据李民寏。因他除私人著有《日录》外，尚为姜弘立之幕僚，其文墨亦可能见诸官方文牍。从朝鲜资料看来，其症结在韩国君臣对明人无信心，只因奉明正朔，且2丵0年前日本关白丰臣秀吉犯境又赖杨镐、刘綎等人撑持，所以勉强从事。姜弘立已渡鸭绿江，犹且向国王光海提出辞呈，即表示对战事前途怀疑。外间盛传努尔哈赤赠光海貂皮500张，彼此先有默契。4年后光海君被废，新朝廷公布其本身宗旨在拨乱反正，至缕述光海无人君资望时，当中一端即为辜负明廷，为人不忠。有了这些复杂背景，则在各人作见证时，亦影响其左右取舍。
韩人对姜弘立之降满不能无介于怀。李民寏在《栅中日录》提及当时他竭力反对，及见事实无可挽回即准备自尽，只因长刀短刃同被爱侄与忠仆夺去。但即《光海君日记》亦指斥其不实。《日记》指出李民寏为唯一可以左右姜之决心，事实上他赞成投降。
此种背景如何影响史料？虽说此端尽属臆度，但外传刘綎行军迟缓坐失战机乃朝鲜军拖延之故，则将交战日期提前或可避免此种指责。“天兵”主将如战死或被满人杀戮，韩人见死不救为可耻，则称其自尽，至少可以稍释罪咎。
满文资料亦有不能尽信之处。其夸张八旗战功逾越常情，例如全战役双方参与者逾10万，又鏖战南北，苦斗镇日，而满方战死者“不及二百人”。满方高度估计对方兵员数，既为以寡敌众，又能包围对方。但除此类瑕疵外，其战史以胜者姿态写出，努尔哈赤及安巴贝勒之口语，无官僚集团之忌顾，无责任问题之推诿，亦无不可告人之阴私。其所叙战场情景虽仍不能符合现代要求，但提及部队投入程序、重点主义、中央突破、侧翼迂回已较对方之所提供，职业化多矣。
(五)战役之后果
杜松与刘綎已在当年四月死于战场，马林亦于3个月后捐躯，明军主将四人已失其三，仅有李如柏始终未遇敌，但在战役之后数日即为监察官纠劾。缘李如柏之父李成梁绾兵符于辽左时，努尔哈赤之父及祖为明军误杀。成梁以努年幼，视之如子侄，给予赡养，是以努与如柏兄弟“有香火情”。“何以三路之兵俱败？何以如柏独全？”至此已有通敌嫌疑。当时万历帝仍未置可否。又一年半后辽事更坏，此事再被提及，李如柏自杀以明志。
杨镐兵败之后立即引咎辞职。明廷仍“姑令策励供职，极力整顿以图再举”。但旋踵之间既失开原又失铁岭，杨镐终被拘押。此人在狱十年，不死于万历朝，亦不死于泰昌天启朝，而于1629年崇祯帝治下弃世。以后继杨为经略者二人死罪，一人死于战场。死罪之中之熊廷弼不仅咎在主持辽东军事，而且因其地位，触发而加紧明末北京之党争。
萨尔浒、尚间崖及牛毛砦战事失利消息传至北京，都城米价立即陡涨，识者已预料围城。虽说以大明帝国尚能挣扎四分之一个世纪，虽说努尔哈赤蔑视火器，以后尚要在宁远战场负伤死，明朝之厄运已无可挽回，我们可以肯定地说，1619年它已度过生死存亡中的一个转折点。从以上简短的叙述看来：明朝不能发挥本身力量，不能引用军事科技非只表现于一时一事，而有官僚组织及社会状态为背景，积习已成，1619年无非一朝弱点无情的暴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