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文学家雨果曾说：“在世界的一隅，存在着人类的一大奇迹，这个奇迹就是圆明园，圆明园属于幻想艺术，一个近乎超人的民族所能幻想到的一切都集于圆明园。”圆明园被称为中国的凡尔赛宫，其盛名传至欧洲，被誉为“万园之园”。那么圆明园的建筑艺术、园林风格在中国建筑史、园林史乃至世界建筑史、园林史上具有怎样的价值与地位？
圆明园肯定是世界园林艺术的一绝，东方之最。在欧洲，法式花园占优势，但是这种花园，美则美矣，但大多一览无余，没有含蓄。圆明园这样辉煌的园林艺术不仅是“东方之最”，而且是“世界之冠”，体现了人类在这个领域的最高智慧的结晶。圆明园诞生的前提是多位中国皇帝的无限欲望和无上权力，以及几亿人口的经济实力，还有几代工匠的智慧。
    圆明园完全符合古代和现代的建筑科学和美学的要求，不仅有丰盈的水为“底色”，更有层层的山相护卫。圆明园的104个景点（圆明园44景；长春园和绮春园各30景）固然繁多，但却“繁”而不“烦”，她力避千篇一律，寓“繁”于“变” 之中。一百多个景点，其大小、形状乃至建筑形制千差万别。圆明园把中国园林那种“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园中园”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穿插了我国南方各地园林的精华，甚至还把欧洲与古典主义唱反调的“怪怪的”巴罗克建筑也搬来。这些异地和异域的景观给人以新鲜感，成为圆明园整体艺术构思的美妙“花边”和点缀。



    中国园林艺术有几千年的历史，至建造圆明园时，登峰造极，汪荣祖在拙著《追寻失落的圆明园》已经述及，无须赘言。不过说“圆明园被称为中国的凡尔赛宫”则是西洋人的误解；其实，整个西洋楼只是圆明园的一小部分，而模仿凡尔赛宫的海宴堂又是西洋楼的一小部分。雨果没有到过圆明园，他主要谴责西洋文明中的霸道与残酷部分，在西方常有反潮流的“良心”人士，发出道德的怒吼。


  
    圆明园被毁是近代中国被西方列强欺压的一个最好写照。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和封建体制无法对抗近代西方的工业和资本主义文明，是历史的必然。那么圆明园被毁，是否带有某种偶然因素？圆明园罹难的悲剧，对当代中国有哪些启示？
    在中国统治者的传统观念里，自己是中央之国，周围国家都是“蛮夷”，1793年英国借给乾隆皇帝祝寿的机会，派由70人组成的马戛尔尼使团来商谈，要求派驻大使，觐见皇帝。想不到乾隆皇帝却要对方按照中国礼节向他三跪九叩。一个大国的君主居然不知道这点起码的外交常识：人家是代表他的国家来的，他若向你下跪，那岂不变成你的附属国了？马戛尔尼按照外交礼仪行单腿屈膝礼，坚持了外交原则，又不失尊严。不难想象，马戛尔尼回去汇报后，引起一片哗然和愤怒。其实，那一次英国人的来意还是友善的。他们带来了不少礼物，主要是科学仪器、先进的工业产品甚至包括先进兵器如后拉线炮等，是想促进我们开窍并仿效的。当时乾隆皇帝年迈迟钝，根本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不知道这些礼物意味着什么。有大智慧的人可能会从这里引起反思、醒悟从而发现中国可能太不了解世界，要落后了。
    提起这段历史实在令人感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欧洲大量传教士派到中国来，对中国进行非常深入的了解，西方文化是进取性的文化，也是出击型文化。它有工业做后盾，物质力量很强大，你看建筑上就表现出来：他们总是建造那种非常笨重的、但也是非常牢固的、永久性的石头建筑，不惜花一百年、两百年来建造，而且他们喜好的那种几何造型，一竖一横，清清楚楚。与西方人相比较，我们的农耕文化是一种“阴柔文化”：比较柔韧、含蓄或内敛，是防守型的、封闭性的文化。西方人在进取心的推动下，借传教主动跟你联系，想跟你做生意，经过一百年的努力，我们迟迟没有反应。你一再闭门不见，于是他们就考虑“先礼后兵”，用武力来强迫你接受了！因此鸦片战争有它的必然性，这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与封建主义统治者的行为逻辑矛盾的产物，也是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所决定的两种文化相冲突的结果。



   
    在18世纪60年代以前，以法国百科全书学派为中心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可以说全部对中国满腔热情，非常友好。但是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反启蒙运动的一代，即代表殖民出击势力的一代起来了，那时候他们派来的一些传教士、考察团写的发回去的报告都讲我们的缺点、负面的东西。西方人对中国以及对启蒙运动态度的这一变化，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新兴的上升阶段已经过去，向我们“施礼”的阶段也随之结束，对外扩张的殖民主义势力已占了上风，局势已经箭在弦上，正在制造舆论，准备出击了！这就是鸦片战争前的形势。
    英帝国主义者利用罪恶的鸦片输出找到了导火线，终于用炮舰打开了帝国的大门，迫使清朝政府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上海等港口。但清王朝并没有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官员们以为条约可以拖、可以赖，最后可以使它们成为一纸空文。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皇帝就曾给下面下达命令说：订条约不过做做样子，不一定要贯彻执行。殊不知工业国家已是普遍法治社会，契约意识很强，你签订了条约就不能食言，我们的农业思维是散漫性的，因此1858年签订了《天津条约》后又想拖拉、抵赖，结果给对方发兵提供了口实，反而挨了人家更重的一拳，打得咸丰皇帝吐了血，不仅眼睁睁地看着人家烧了自己珍爱的皇家园林，在签订《北京条约》时更是人家要什么给什么。真是奇耻大辱。



   
    1793年来自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在热河见到了乾隆，照中方文献还行了跪拜礼。英国人当然不承认，但据汪荣祖的考证，的确是下了跪；不然乾隆不可能会见他。这件事正说明问题的根本所在，也就是两个不同体制的冲撞。西方的罗马帝国崩溃后，经过一千年的演变成为“列国”（民族国家），而清帝国仍然是中华帝国的延续。按照中华体制，见皇帝要下跪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西方人看来就是故意屈辱。我们可以责备清朝皇帝不明世界情势，但怎能期待皇帝为了见一个外国人而破坏自己的体制?我想也没有任何外国领导人会破坏体制去见远来的客人。体制碰撞，两不相让，最终只有诉诸武力，被打败的体制才会不得已而接受新体制。在这个必然的大趋势下，诸多偶然因素就微不足道了。
    英、法联军之前，清朝在威胁下已经接受英方的“修约”。所谓“修约”，事实上是《南京条约》十几年之后，英国想增加利益条款。清廷虽不愿意，也无可奈何。但问题出在如何进京换约，英方不肯接受清政府指定的进京路线，而且还要求几千兵马同行，当然会引起咸丰皇帝的疑虑，因而和战不决，和议的价码节节升高，最后还是以战决胜。法国因传教士命案而与英国联手，好像是偶然，其实不过是借口而已，如果没有巨大的利益可得，不可能为一件偶发的命案而劳师动众。中国的再次屈辱是军事科技落后的必然结果。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必然的，但圆明园的被毁是偶然的。两次导致严重后果的偶然性“走火”都发生在一个人物身上，即有皇亲身份的军事重臣僧格林沁。此人有勇无谋，无视国际惯例，先后两次耍小计谋而误大事。一次是1859年6月，英法联军在舰队护卫下准备来天津就《天津条约》换约。僧格林沁在大沽一带伪装埋伏，诱使英法联军放心上岸，然后给予突然袭击，击毙对方400多人，加上法国一位传教士被杀害，致使英法联军增派两万远征军前来讨伐。僧格林沁则恃上次胜利而轻敌，而不虑双方武器悬殊。在八里桥决战大败后，英法联军派巴夏礼为使者，率38人举着白旗前往清军营地谈判。但僧格林沁这次又公然不顾“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惯例，竟然将他们扣为人质，而且关进圆明园内的大牢，进行残酷的肉体摧残和虐待，最后只有一小半即19人活着被放回。这引起英法联军不可遏止的暴怒，决心毁掉中国皇帝的这个享乐窝，给予皇帝一个永劫不复的伤痛！相信，假如京津地区的统帅不是这个鲁莽的僧格林沁，后果不会是这样。这是内因引发的灾难。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除了报复大沽遭袭的一箭之仇外，它的直接目标，根据英国女王和法国皇帝的谕令是两个：一是迫使清政府兑现《天津条约》的换约义务；另一个是迫使清政府接受英法两国向北京长期派驻使节的要求。鉴于当时太平天国起义，英法统治者当时也不愿意推翻清政府，明令不准他们的军队攻击皇帝的宫廷，也没有指示他们烧毁圆明园的计划。所以如果没有人质事件使额尔金和他的主子失去理性，圆明园是不会毁灭的。但是额尔金也没有充分理由利用人质事件为自己的滔天罪行辩护，因为代表的是他的国家的侵略军的行为：没有英法联军的入侵，就不会有大沽口炮战，也不会有八里桥战役及其引起的人质事件。再说，任何皇家建筑是公认的国家财产，当时中英和中法并没有进入正式交战状态，英法军队大规模的抢劫和焚烧是史无前例的，即使“二战”末期美英联军为报复德国而大规模轰炸的时候，每个飞行员都带着长长的一串被保护目标的清单。因此额尔金以及格兰特将永远站在历史的审判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