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名教最具杀伤力的是王阳明的三传弟子、号称“异端之尤”的李贽。李贽持“童心”说，他以为童心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而从根本上说，“童心”就是带有各种欲望的人性，所以“童心”说就是要充分满足人们自然的欲望要求。李贽且认为“氤氲化物，天下亦只有一个情”。作为李贽的好友，公安三袁和汤显祖均受李贽“童心”说影响极深。袁宏道持“性灵”说，汤显祖倡“情至”说，均将真实的个人情感放在第一位。汤显祖更认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汤显祖集》卷四十五《寄达观》），将个人情感欲望和伦理道德完全放在对立的地位了。
李贽自非象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批评的那样狂诞无知，李贽、袁宏道、汤显祖对“情”的注重有着叛世的精神和弘扬自然人性的深刻意义。晚明社会，尤其是东南一带，商品经济空前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欲望空前高涨，唯情论正是与之相契合的。今人在全球化的角度重新审视晚明社会，更能见出当时的富裕繁荣和辉煌[6]。今人谈及晚明人的生活，也免不了要说“奢靡”二字。李乐记载万历年间：“熟闻二十年来，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外披内衣，姑不论也。”（《见闻杂记》卷十）这女衣男穿，内衣外穿，在今日也够摩登够fashion的了。而苏州产的奇装异服和各种玩物，也以“苏意”“苏样”之类的品牌在全国流行。在这前所未有的消费社会，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均告破产，孔孟程朱构建的政治理念和社会理念已经不再适用，“名教”名存实亡。李贽等人正是看出了在这转型社会中朱熹的人欲天理学说的虚伪，他建立的基于私欲和情欲的人性论，也揭示了某种普世的和永恒的人性价值。
但不幸的是，李贽等人在冲破传统名教，实现个性解放的同时，并没有如同西方人文主义者那样在“人的发现”的同时建立起和谐的理性社会。这或许是时代局限，李贽只能“破”而无法“立”，不能建立起新的理论。事实上李贽等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片面夸大私欲和情欲后提倡纵情享乐，本来试图倡导的个性张扬，却成就了纵欲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人性扭曲。如李贽论述的“成佛征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每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也。”，袁宏道《觞政》倡导的“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颇遭后人指责。而且，晚明社会已经构筑了比较完善的普通市民的公共空间，戏剧舞台、邸报等空前发达，商业印刷的繁荣又带动了强大的媒介传播能力。李贽、袁宏道、汤显祖等人均是公共空间的公众人物，他们的书都是当时的畅销书，对于普通市民影响极大。
李贽等人在理论上的困惑可以由另一件事看出。李贽在打倒朱熹理学的同时，也放弃了理学的理性的一面，而推崇“因果报应”之类的宗教色彩浓烈的东西。《太上感应篇》出现于南宋，但一直没有市场，至李贽大力推销，在十六、十七世纪成为畅销书[7]。进入清朝后更成为统治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鲁迅等人的书里我们还时时能见到这《太上感应篇》的身影。公安三袁和汤显祖的书中，灵异感应的情节与信念也随处可见。或许这是因为李贽等人在推翻朱熹的二元宇宙论的同时，无法建立起自己的体系，而倒向佛学的必然选择。
晚明唯情论的殿军是明清之际最有影响的通俗作家冯梦龙，其《情史序》说: “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则冯梦龙将“情”扩大到了整个宇宙，试图以“情”作为基本元素来构建他的宇宙论。冯梦龙接着宣称要建立“情教”：“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与君。推之种种相，俱作如是观。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散钱就索穿，天涯成眷属。”可见冯梦龙又回到了传统的纲常伦理，“情教”的最终目的是要成就传统的道德。但是“情教”以内在的“情”而不是外在的“礼”，以顺从人性的自然而不是受规则的强迫来作忠孝之事，这和“名教”的以“名”诱之有异曲同工之处。在传统道德理论崩溃，又没有产生新的理论来支持的时候，冯梦龙的“情教”看似是一个平庸的调和，但不失为有益的探索。其实际后果，因为明清易代的巨变而无法看出。台港学者论及冯梦龙、凌蒙初的三言两拍，多有指责其道德崇高上的缺失，只怕是过于苛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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