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侯，常常掇张小凳坐在老院斑驳的砖墙下，祖母的竹藤椅边，在一个半旧的收音机里听戏。
    各种唱腔，听过之后，竟都能学出几分神似。于是祖母的老街坊都爱逗弄我，想出各种方法让我拖着童音唱戏。久而久之，竟有了几分“明星”的架子，非得“三顾茅庐”，带着厚礼——几颗皮糖才肯开“金口”。
    因为我的关系，老宅院的几个老“票友”都常常把我家当作集会地点。对此，我祖母总是颇为自豪。我不懂他们常讨论的什么“西皮”、“二黄”，但也对这致密的旋律和戏词兴味盎然。星点的夏夜，退休教师罗爷爷拉京胡，开小杂货铺的吴奶奶面前摆个空心塑料凳子当手鼓，祖母闭着眼睛怡然地打着拍子，——赶上礼拜天，还有左隔壁上中学的姐姐来吹吹笛子——我往门槛上那么一站，胳膊上套了祖母的灰护袖儿当水袖，就咿咿呀呀地为这别开生面的“戏曲音乐会”开唱了。
    背后的砖墙下是祖母精心栽弄的大丛大丛的栀子花，这会儿正幽幽地飘香；一盏昏黄的白炽灯用一根布缠的电线绕在葡萄架子边上，被两只飞蛾率领下的许多小飞虫包围着。 我神气活现地站在灯下的门槛上，那门槛好像是万众瞩目的舞台，那昏暗的灯光就像舞台上的溢彩流霓。观众是乘凉的四邻，悠闲地分喝着冰镇爽口的绿豆粥——也不知是谁家的。我有模有样地甩着“水袖”，声情并茂地“报花名儿”。据祖母后来回忆，活脱脱的一个小“张五可”。
    我还能和开小杂货铺的吴奶奶合演《珍珠塔》的片段——我演个小丫鬟红云。因为我的家乡话和扬州话几乎雷同，我居然能把扬剧里的许多道白学得惟妙惟肖，颇有点以假乱真的效果了。
    最让爷爷奶奶们高兴的，莫过于我的《宝玉哭灵》和一人两角《楼台会》了。这些越剧里的名段也是我的拿手好戏。对我来说，越剧和扬剧、评剧都不同——语言不通。都很接近普通话的京剧和评剧不在话下，老家庙会常演的扬剧自不必说。而越剧里晦涩的方言，我几乎一个字都听不懂。但我却能把大段的戏词背得滚瓜烂熟——那只是纯粹复制了唱词的发声，根本不明白它的意思。小“宝玉”唱到伤心处，竟也能垂胸顿足，大为哀恸。
    宁静的南方小城，白天时并不喧嚷，到了夜晚，更是寂静无声——只有柔和的京胡，悠扬的竹笛，和童声的戏曲，传得很远很远，仿佛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板桥都在聆听这流淌的旋律。       
    近十年过去了，回忆里，这些温馨的画面总有让我心静神宁的神秘力量。
    如今，我身处异乡——一个繁华的不夜城。这里也有音乐，但却无法引起我的共鸣。曾经以为音乐就是音韵致密的曲牌和风格各异的戏词，而现在发现，那只是音乐阆苑中，冷僻的角落里一朵孤单的仙葩。        
    一直觉得，那些叫做“流行”的音乐像是正处在青春期：精力过剩却故作颓废，未涉世事却强作悲情，缺乏内涵就以另类的装缀吸引别人眼球，更兼嘻嘻哈哈，不知所云，茫然之中难掩了然无趣。
    南方小城的宁静使我对流行趋势的敏感和我的方向感一样糟糕。十二岁随父母迁往南京后，发现居然有这么多叫做“流行”的音乐存在，而且是这么喧嚷地，大模大样地招摇过市，我周围的同学、朋友又是这么乐此不疲。
    我觉得我就像误闯入一个满是陌生人的派对，他们在狂欢着与我无关的主题，而我表情木然地站在其中，茫然地看着他们上蹿下跳，把香槟到处喷洒，往彼此脸上拍奶油蛋糕。
    有的同学笑着说我故作清高，我觉得这倒不是清高不清高的问题，而是我没有追赶流行的细胞去感知。——也曾试过了解，却没有任何兴趣深入。
    渐渐地，我不再唱戏了。平日里很小心地，不让自己不经意间哼出《苏三起解》来。只有在家里，或确定周围无人时，才小声哼上几句。我虽然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城市如此鄙视我们这个民族祖传的音乐，但是出于入乡随俗，还是接受了沉默。在书店的货架上买了些几乎蒙尘的戏曲光碟，在家里孤单地听——全然没有了过去融融的乐趣。
    有时会想，宁静的夏夜，故乡的老院里，拉京胡的罗爷爷，开小杂货铺的吴奶奶，爱吹笛子的姐姐，是不是仍然时常到祖母家里，开个小小的“戏曲音乐会”。
    耳边再也没有了悠远的丝竹声，整个人也几乎淹没在一片喧嚣中。但我仍能清晰地感觉到，那致密温润的旋律在我的心里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