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即德说

　　苏格拉底一生没有著作，他的言行和思想是靠他的弟子柏拉图和齐诺芬替他记述流传下来的。其中与教育最有关系的，是他的伦理思想。在道德理论方面，他属于幸福主义者，也是哲学思想中最崇高的一部分。在伦理学中，他将「幸福」（Happiness）和「德」（Virtue）的概念分析得很详尽，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苏氏谓幸福即至善（The highest good）。但他所指的幸福，不专指快乐。他认为人类要获得幸福，生活必须有节制，因为中庸之道（Moderation）为一切道德的基础。从柏拉图的「对话录」（Dialogues）中证明，苏格拉底的中庸理论并不是禁欲主义（Asceticism）。他所谓的幸福，并不是指物质生活的快乐，而是特别强调袪除心灵中的忧虑，和致力于知识的获得。
　　苏氏以智慧（Wisdom）统摄诸德，以「知即德说」（Knowledge is virtue）为其伦理学理论的主旨。他认为明智之人，能明是非，别善恶，在平时的行为实践中，就知道为善去恶。没有人会故意作恶的，因为故意作恶，可使他本身感觉不快。凡人的作恶，皆由于愚昧无知，所以智慧为唯一之德，愚昧是唯一之恶。这就是苏格拉底「知德合一」的理论张本，他把知识和道德二者，看作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了。
　　在他的「知即德」的理论下，他常认为：如果人们能够彻底了解自己真正利益之所在，洞察自己行为的未来后果，批评并调和自己的欲望，针对更远大的目标，将之从浑沌中导入更富于创造的和谐境界，那么对受过教育而富有社会经验的人，这种反省也许可给予他们以理想的道德标准；但对于那些愚昧无知的人，无法建立起他们的道德反省的意识，唯有用教育的力量，使他们不断的追求知识，增加他们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力，才能实践善的行为。
　　他一生引导青年走上较大范围的人生真理之路，以此真理来衡量一个真正人的生活。所以他说，良好生活的艺术，乃是艺术中的最高艺术。他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探求正确的个人思想以及正确的知识，重视日常道德上的各种问题。他坦白承认旧教育的变迁乃是不可避免之事；他探索着在教育上建立个人道德的新基础，以代替为国家服务而训练的老观念。
　　我们了解，「知德」是道德教学的范畴；「行德」是道德实践的范畴，道德重在实践，只知德而不行德，等于不知。知德者可能行德，也可能不行德，若干学者倡导「知行合一」，事实上这是一个希望达成的目标，少数有高尚道德修养的人才能做得到，要求人人都如此，那只是一个理想。有人批评苏格拉底的理想根本不能实现，苏格拉底便说：「因为不能实现就坏吗？假若一幅图昼，画着一个尽美尽善的美人，你能说因为并非实有其人，那张图画就是坏的吗？最完美的理想，是批评实际的标准。」

（二）教育目的和方法

　　苏格拉底是伟大的哲学家，也是伟大的教育家。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求至善和品德的培养及心理能力的发展；并以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目的在求得至善，人类之所以能达到至善的境界，则在致力于道德的修养，以完成理想的人格。苏氏承认客观真理之存在，同时又主张自我努力的必要；前者为知，后者为德；知德合一乃苏格拉底理想中的人格。他的用意在以道德为具体的间架，以知识为抽象的内容，而建立一表里兼赅的体系。他以「友谊」、「勇敢」、「谦逊」等为道德之概念，而人格的扩大，即系于观念知识的充实。而「知汝自己」或内省（Insight），则为达到此教育目的之不二法门。
　　苏格拉底和人讨论有关问题时，常用诘问法，又称苏格拉底法（The socratic method）。这种方法有下列的几种特点：……怀疑的，苏格拉底认为一切知识，均从疑难中产生，愈求进步疑难愈多，疑难愈多进步愈大。由怀疑而引出问题，这不是表示苏格拉底傲慢自大，或自命为智者；事实上恰好相反，苏氏本是非常谦虚的。他常说：「我知道自己的愚昧，我非智者，而是一个爱智的人。」此外，苏氏所谓「怀疑」是研究学问和讨论问题的方法，别于古代希腊怀疑论者之所谓的「怀疑」；前者以怀疑为方法，作为探求真知的手段；后者以怀疑为目的，始于怀疑，而终于怀疑，结果则毫无所得。……是谈话方式的，这是诘问法的第二特点。在讨论时，采用谈话的方法，以辩论为技术，而寻求真理和概念的正确定义。其真理的发现，是在讨论和问答法中进行，所以有人叫这种方法为「产婆法」，为知识接生的艺术（The art of intellectual midwifery），以为知识原存于对方的心灵内，不过他自己因受其他错误的观念所蔽，而没有发现罢了。苏氏自比产婆，从谈话中用剥茧抽丝的方法，使对方逐渐了解自己的无知，而发现自己的错误，建立正确的知识观念。这种谈话也有几个特点：第一、谈话是藉助于问答，以弄清对方的思路，使其自己发现真理。唯在谈话进行中，苏氏则偏重于问，他不轻易回答对方的问题。他只要求对方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他以谦和的态度发问，由对方回答中而导引出其他问题的资料，直至最后由于不断的诘询，使青年承认他的无知。在发问的过程中，苏氏给予学生以最高的智慧，此即有名的苏格拉底反诘法（Socratic irony）。第二、青年们要想学习，必与交谈，由交谈而建立友谊，由于友谊建立在双方的情感基础之上，这样才有助于问答的进行。

于是爱求知识和增进友谊二者，构成苏格拉底方法进行中的基本要素。……;是概念的和定义的；他在问答中，想把许多模糊的概念找出正确的定义来。他常问：「何谓正义？」「何谓名誉？」「何谓德性？」「何谓道德？」「何谓爱国？」「何谓你自己？」苏氏所最关心的，便是诸如此类的道德和心理学的问题。他这种坚持精确的定义，清晰的思想，及精细的分析态度，给雅典青年不少的助益。他之所以如此苦口婆心的教导，无非认为知识之目的是使概念获得正确的定义。
　　苏格拉底的整个方法，是启发的（Heuristic），又可叫探求法（A method of finding）。经过归纳过程而归结到一个定义。亚里士多德（Aristatle）曾说：「归纳和定义二者，恰可归功于苏格拉底。」……（注二）罗素则称之为辩证法（Dialectic method）。不过他说，这种以问答寻求知识的方法，不是苏格拉底发明的，巴门尼第斯（Parmenides）的弟子齐诺（Zeno）似乎早已用过了。（注三）即使如此，在古代希腊运用辩证法较为成功的人，则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而后者显然是受前者的影响。

五　苏格拉底思想的影响

　　苏格拉底为古代希腊思想界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如果没有苏格拉底的出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相继成为希腊伟大的哲学家，实在大成问题。他三人在哲学上的成就，造成希腊文化的黄金时期。此时的希腊，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很相似。在我国先秦时代，诸子百家相继出现，也构成了我国古代哲学的黄金时代。在其中儒家的思想是主流，由于儒家孔、孟、荀的继起，奠定了儒家在中国数千年永传不坠的学术基础。
　　苏格拉底的思想，对当时混乱的雅典思想界，有振聋发瞶的作用；苏格拉底的人格，对于一般趋炎附势的雅典公民，也有使「贪夫廉」「懦夫立」的启示作用。
　　在哲学方面，他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影响至巨。他对后世的贡献大致有三：
　　（一）对哲学方法的改进－建立归纳法（Inductive method）的初步基础；
　　（二）是有系统研究知识条件的第一人－建立认识论（Epistemology）的体系；
　　（三）构成伦理学的体系－建立道德科学。
　　关于归纳法的发展历史，在近代虽经培根（Francis Bacon）的倡导，始成为研究科学的重要方法，但不是说在培根以前就没有人用过；相反地，这种方法早在希腊古代已经有人在注意和使用它了。苏格拉底就常用这种方法。事实上苏氏的诘问法，是「综合」和「分析」相互为用的方法，本质上就是辩证法。这种方法对柏拉图的影响很大，在他的对话录中到处可以看得出来。柏氏以辩证法为建设概念知识的方法，而为思想的艺术，尝称辩证法包括两个步骤：(一)综合特殊而为一个概念；(二)分析概念而用于特殊。在思考的过程中，前者即是类化（Generalization），后者就是分类（Classification）。很明显的，这是得自师门谪传。
　　在认识论方面，苏格拉底应属于理性主义（Rationalism）。在古代，认识论之派别的划分虽不比近代明显，但从各哲学家们的主张中，可以找出其理论的渊源。例如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理性主义者；伊壁鸠鲁（Epicurus）和斯多噶学派（Stoics）应属于经验主义（Empiricism）；亚里士多德虽师事柏拉图，但他在认识论上的主张，是走折衷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路线的。苏格拉底认为知识的来源是理性（Reason），真实的知识是普遍的而非特殊的，是形式的而非偶然的，是永恒的而非变动的。他在这方面的理论，近则影响柏拉图；远则对近代的理性主义者如笛卡儿（Descartes）、斯宾诺莎（Spinoza）和莱勃尼兹（Leibnitz ）等人均有莫大的启导作用。
　　至于苏格拉底的伦理学思想，对柏拉图的影响更大，两人都属于伦理的幸福主义，柏氏在主观上认为至善即幸福，在客观上将善的概念看作和上帝相一致；认为人类行为的目的，应使灵魂摆脱肉体的束缚，藉德性与智慧之助，变得和上帝相似，以道德和智慧为幸福的主要因素。在这一点上，他与苏格拉底的见解颇相契合。苏氏以智慧统摄诸德，柏氏则将德目列为最高的四种－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不过他特别指出智慧在德性中占最高的地位。但在实用方面，两人的主张则稍异：苏格拉底将实践道德建基于功利主义或权宜主义（Expediency）之上；柏拉图则放弃功利的观点，认为道德应有其独立的价值。


　　另外，苏格拉底在伦理学上所持「中庸」的看法，对亚里士多德的启示很大。亚氏认为人是理性动物，过着理性生活，追求至善的价值。至善的生活才有幸福，但幸福不等于快乐，快乐可随着道德行为而来，而是道德行为的次要结果。这和苏氏的观点颇为一致。亚氏更认为良好的生活必须有道德的修养，对于道德的评价须赖合理的态度。所谓合理的态度，就是道德的中庸观点，中立不倚，不趋极端，无过与不及（Excess and deficiency）之弊。例如勇敢在粗鲁和怯懦之间，慷慨在奢侈和吝啬之间，谦逊在羞怯和傲慢之间。所谓勇敢、慷慨、谦逊等均是美德，本身有其适中性和调和性，既不失之于偏激，又不失之于迂缓。因过犹不及，均与中道不合。显然亚氏的中庸说，是导源于苏格拉底的。
　　笔者认为苏格拉底对后世的最大贡献，是他首先树立了西方伟大教师的风范。自西方历史中看，教师工作从开始就不受人重视，雅典叫一部分从事教师工作的人为「教仆」。他们之中有的虽具有很好的学识，但却属奴隶的身分，平时伴送主人的子女到校读书，回家后陪读；即是自名为智者的诡辩学派者，也不过是到处流浪，全赖出售知识以糊口，根本不受人尊重。当前欧美的社会里，仍视教师为教书匠，和其他的木匠、锁匠一样，教师和学生之间似乎纯粹是一种金钱与知识的交易，一点也看不出像我国那种「尊师重道」的精神。但苏格拉底则是例外：他很受青年们的敬仰。他的智慧，照亮了学生的心灵；他的勇敢殉道精神，为青年们树立了守正不阿的楷模。
　　柏拉图自二十岁起师事苏氏，前后八年。苏格拉底亡故时，柏氏才二十八岁，对于老师的死，由于爱莫能助，感到非常伤心。最后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开始到各地游历。苏氏的死，使他受刺激很大，因此他蔑视雅典的民主，憎恨无知的群众，增强其对实现贵族政治的决心；他的名著「共和国」（Republic）的构想，可能在此时已开始在其心中孕育着了。柏氏因受苏格拉底的陶冶，变成一个酷爱智慧的青年，他非常敬爱他的老师。他常说：「我感谢上帝赐我生命，成为希腊人而不是异邦人；赋我以自由民的身分而不是奴隶；使我生为男人而不是女人；但是我尤其要感谢上帝赐我生在苏格拉底的时代。」柏氏这种尊师重道的热诚，完全是受苏格拉底的精神感召所致。因为苏氏出身平民，生活刻苦，而且平易近人，热情洋溢，加之幽默风趣，妙语如珠，故能使受教者如坐春风，自然潜移默化。

苏格拉底的爱情婚姻观 

爱情观：

柏拉图有一天问老师苏格拉底是什么是爱情，苏格拉底叫他到麦田走一次，要不回头地走，在途中要摘一株最大最好的麦穗，但只可以摘一次。

柏拉图觉得很容易，充满信心地出去，谁知过了半天他仍没有回去。

最后，他垂头丧气地出现在老师跟前诉说空手而回的原因：“很难得看见一株不错的，却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因为只可以摘一株，只好放弃，再往前走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到发现已经走到尽头时，才发觉手上一株麦穗也没有---”

这时，苏格拉底告诉他：“这就是爱情！”
婚姻观：

柏拉图有一天又问老师苏格拉底什么是婚姻，苏格拉底叫他到衫树林走一次，要不回头地走，在途中要取一棵最好、最适合用来当圣诞树的树材，但只可以取一次。

柏拉图有了上回的教训，充满信心地出去，半天之后，他一身疲惫地拖了一棵看起来直挺、翠绿，却有点稀疏的杉树。

苏格拉底问他：“这就是最好的树材吗？”

柏拉图回答老师：“因为只可以取一棵，好不容易看见一棵看似不错的，又发觉时间、体力已经快不够用了，也不管是不是最好的，所以就拿回来了。。。”

这时，苏格拉底告诉他：“那就是婚姻！”
 苏格拉底的爱情婚姻观 

爱情观：

柏拉图有一天问老师苏格拉底是什么是爱情，苏格拉底叫他到麦田走一次，要不回头地走，在途中要摘一株最大最好的麦穗，但只可以摘一次。

柏拉图觉得很容易，充满信心地出去，谁知过了半天他仍没有回去。

最后，他垂头丧气地出现在老师跟前诉说空手而回的原因：“很难得看见一株不错的，却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因为只可以摘一株，只好放弃，再往前走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到发现已经走到尽头时，才发觉手上一株麦穗也没有---”

这时，苏格拉底告诉他：“这就是爱情！”
婚姻观：

柏拉图有一天又问老师苏格拉底什么是婚姻，苏格拉底叫他到衫树林走一次，要不回头地走，在途中要取一棵最好、最适合用来当圣诞树的树材，但只可以取一次。

柏拉图有了上回的教训，充满信心地出去，半天之后，他一身疲惫地拖了一棵看起来直挺、翠绿，却有点稀疏的杉树。

苏格拉底问他：“这就是最好的树材吗？”

柏拉图回答老师：“因为只可以取一棵，好不容易看见一棵看似不错的，又发觉时间、体力已经快不够用了，也不管是不是最好的，所以就拿回来了。。。”

这时，苏格拉底告诉他：“那就是婚姻！”

苏格拉底之死（上）——邂逅游叙弗伦 

　　讼事缠身的古稀哲人苏格拉底在雅典人民法院走廊上邂逅善解神意的年轻先知游叙弗伦（Euthyphro）——刘小枫称之为“分管宗教事务的全国人大代表”，不知源出何典。

　　游氏敛步含笑：“苏老好雅兴呵！何不在绿谷苑（Lyceum）消闲，却有空到这儿来听讼？”

　　苏氏略略颔首：“我收到了一张法院传票，公诉人叫迈雷托士（Meletus），一个披肩发、鹰勾鼻、老鼠须的小伙子，你或许认识。”

　　游氏作摇头状：“没有印象。不知他以何罪名起诉苏老？”

　　苏氏蹙额：“来势汹汹哇！‘毒害青年’可是个非同小可的罪名，这小伙子一心想铲除我这棵大毒草哩。”

　　游氏愤然：“诬告知名人士，岂止是蚍蜉撼树，简直是动摇国本。且看他如何罗织罪状。”

　　苏氏动容：“小游，旷世奇闻啊！他指控我轻谩旧神、虔敬新神。”

　　游氏正色：“我懂了。苏老平时不是常说有神灵附耳指示行止吗？他告你‘颠覆神道罪’，无非因为这类罪名最容易激起民愤。我因为自己善解神意，也曾当众预言祸福，却屡屡遭人耻笑，甚至被诬为疯子。他们显然是妒忌你我的先知先觉才这样干的；苏老，一定要顶住啊！”

　　苏氏莞尔而笑：“小游，耻笑事小，公诉事大，杀头可是至痛呵。”

　　游氏亦粲然：“苏老，尽管宽心，你、我的案子只可能有一种结局，那就是皆大欢喜。”

　　苏氏刮目：“原来你也有讼事缠身，只不知是当原告，还是当被告？”

　　游氏作郑重状：“当原告。”

　　苏氏若有所思：“告谁？”

　　游氏朗声：“告我父亲。”

　　苏氏大奇：“好家伙！是何缘由，不妨说来听听？”

　　游氏略无难色，侃侃而言。谓游家雇工（彼亦系自由身）如何不合酗酒殴杀游府家奴；游父如何缚其四肢，投诸沟洫，如何遣使往雅典神庙请示处置之法；使者未及返，沟洫中人如何不胜缧绁之灾、冻馁之苦而命赴黄泉；游父及游府至亲如何怨游氏不当子讼父过，皆责其谩神；游府上下皆于神意惘然无所知而强以为知云云。

　　苏氏哂然：“看在宙斯的份上，小游，你敢确保自己不会错解神意、不会搞错敬神的道道吗？不怕子讼父过其实是一种谩神的罪孽吗？”

　　游氏肃然：“苏老，我是那种碌碌无为的庸夫吗？我不仅仅是善解神意、预知祸福，而且深知‘众人皆醉吾独醒’并不好玩。”

　　于是，苏格拉底提出拜游叙弗伦为师，学习敬神之道，并且直言不讳地欲藉游叙弗伦之盾、御迈雷托士之矛，以解脱枷在自己身上的颠覆神道罪。因此，能否说柏拉图《王制》（Politeia，即Republic）里的苏格拉底与格老孔（Glaucon）、阿得曼托斯（Adeimantus）兄弟的对话是福岛（blessed island）论道，是属神的逻各斯，而苏格拉底与游叙弗伦的对话则是浊世自救，是属人的行动呢？能否说前者是对如花之少年、赋“相”论之雄词，后者是对自负之先知、辩“虔敬”之真谛呢？能否说前者是辩证的爱欲，后者是说服的技艺呢？能否说前者是哲学，后者是政治呢？能否说前者是出离洞穴的憧憬，后者是法庭申辩的预演呢？至少，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任何一部柏拉图的对话都包括两个部分：“讨论、言语、logos（逻各斯）仅是一部分，另一部分是ergon（行）、行为、行动、对话中所发生的、角色在对话中所做的和所遭受的。Logos可以结束于沉默，而行动则可以揭示言语所遮蔽者。”

　　苏格拉底在人民法院走廊上邂逅游叙弗伦是一个“本生” (Ereignis)事件、或称自在发生事件、亦称偶在发生事件，它却迫使读者以苏格拉底式哲人与雅典公民的双重身份陷入沉思：何谓虔敬（holiness）？苏格拉底虔敬吗？苏格拉底虔敬的是城邦之神吗？困难在于，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与雅典人民并非处于对等或平等关系，“何谓虔敬”的主题与“苏格拉底是否虔敬”的主题也不是同一层面上的问题。苏格拉底关心的是哲学是非问题，何谓虔敬恰恰是一个哲学是非问题。雅典人民关心的是政治正确问题，苏格拉底是否虔敬恰恰是一个政治正确问题。麻烦的是，哲学问题偏偏与政治问题缠绕在一起，何谓虔敬的问题偏偏与苏格拉底是否虔敬的问题缠绕在一起，两者实在难解难分。


虽然哲人之神的创世纪出自罗克里（Locri）人蒂迈欧之口，但苏格拉底之赞许必如孔子之喟叹——“吾与点也”。

　　既年轻又自负的游叙弗伦显然对苏格拉底的哲人之神一无所知，而且照施特劳斯的说法，游叙弗伦深信自己和苏格拉底是同一条船上的人，深信他俩都有一种高于常人的禀赋，都是神谕的传达者，都是负有某种神圣使命的先知。由于游叙弗伦虔敬的是神秘（mystery）之神，他的精神之旅早已抵达神殿，而普通信众的精神之旅仅仅抵达祭坛，因此，游叙弗伦与雅典人民之间的隔阂之深并不亚于苏格拉底。区别在于，游叙弗伦的狂热虔敬会驱使他损害属人事物，甚至会毫不犹豫地指控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至亲、好友，而苏格拉底则不会，因为后者认为人性根本不可改造。问题是，游叙弗伦的狂热仅仅遭到雅典人的耻笑，而苏格拉底的幽暗却遭到雅典人民的公诉，这是怎么回事？苏格拉底想不通，施特劳斯似乎也未全想通、或者想通了却不愿告诉我们。表面上看，苏格拉底和游叙弗伦的境遇之所以悬殊，原因似乎在于后者的口风更紧。关键在于，苏格拉底锲而不舍地追问何谓虔敬，轻而易举地先后摧毁了三个关于虔敬的定义，虽然无能动摇游叙弗伦的神秘信仰，却足以颠覆雅典人民的传统信仰。反之，游叙弗伦“惟其荒谬，所以我信”（credo quia impossibile）式的狂热虽然有悖雅典人民的传统，但他的预言总的来说却有助于整合城邦的政治秩序；《蒂迈欧》也藉诸神之口断言：神兆是对人类愚昧的补足，并且需要代言人作出解释。

　　我以为，苏格拉底与游叙弗伦的冲突可以说是雅典与耶路撒冷冲突的预演。在游叙弗伦方面，何谓虔敬本来就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虔敬是神启的一种人类生存样式，对虔敬的见证本质上只能归属于这种生存样式。在苏格拉底方面，何谓虔敬的问题必然转渡为何谓虔敬哲人之神的问题，苏格拉底与游叙弗伦的冲突也可以说是现代人由虔敬圣经之神转向虔敬哲人之神的预演——尼采命之为“上帝死了”。于是，施特劳斯说，在某种意义上，游叙弗伦和苏格拉底真的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前者成为后者的漫画像，并且恰如后者一样超越了寻常技艺和德性的维度。区别在于，苏格拉底转向了哲学，而游叙弗伦转向了“某种有关神圣事物的伪知识”，或者说，后者转向了异端的（heretical）的虔敬观，成为异议分子（deviationist）。我以为，如果公诉人迈雷托士代表了雅典人民的正统虔敬观的话，那么，从迈雷托士出发，游叙弗伦必然向左转，是典型的“左派”，苏格拉底必然向右转，是典型的“右派”；而非如施特劳斯所言：从迈雷托士出发，必须途经游叙弗伦，才能到达苏格拉底。

　　如果虔敬的真谛即是投正义之神所好、践正义之神所行的话，那么，人们必须事先知道何谓正义，必须事先知道正义之“相”。然而，人们既已知道正义之“相”，又何苦只为得一虔敬的虚名去投神所好、践神所行呢？何不用正义之“相”去替代诸神呢？因此，施特劳斯否认苏格拉底引入了新神、而是引入了“相”，比神还要原始、还要古老的“相”。问题是，若无创世神德木格为中介，则既没有世界、也没有城邦，既没有雅典人民、也没有苏格拉底，所谓自在永在的“相”又有何意义呢？退一步说，苏格拉底即使没有直接引入新神，他也为东方一神教信仰的普世作了必不可少的铺垫，与其说基督教是人民的柏拉图主义，不妨说一神教是人民的苏格拉底主义。人民不需要、也不懂得什么“相”论，人民只需要一个“相”成肉身的神、一个可在他面前顶礼膜拜、载歌载舞的神。

　　如果虔敬是多余的、诸神是多余的，那么雅典人民为何还需要虔敬诸神呢？施特劳斯认为，苏格拉底在与游叙弗伦讨论有关虔敬的第三个定义时，暗示了问题的答案。虔敬貌似一种奴隶事奉主子的技艺，其实是人民藉助神力来制服偶然性的技艺；一如将军知道光有军事技艺并不保证打胜仗、农夫知道光有农业技艺并不保证好收成，人民知道单凭自身的一技之长无论如何无法制服偶然性。偏偏一切人类技艺中一种最特殊的技艺——统治的技艺、或称建制的（architectonic）技艺、或称立法的技艺，其功败垂成尤其依赖于偶然性，因此，尤其需要藉助诸神的力量，藉助诸神的公正、高贵和善好。换句话说，作为虔敬的报偿，诸神为统治技艺提供了充沛的正当性；为此，对统治技艺而言，虔敬本身必须是正当性或称称合法性的一部分，必须是习传礼法的一部分。施特劳斯由此断言：雅典人民和苏格拉底都是神智健全的（have common sense），而游叙弗伦则是神智不健全的（lacks common sense）。问题是，神智健全的雅典人民偏偏揪住了同是神智健全的苏格拉底，偏偏放过了神智不健全的游叙弗伦，岂非太吊诡了吗？也许施特劳斯可以归诸于每一篇柏拉图对话录都是很吊诡的。


　　与游叙弗伦在雅典人民法院走廊上的对话将近尾声时，苏格拉底这才突然想起了自己原本像海伦丈夫墨涅拉俄斯（Menelaus）一样，因为没有献上令神满意的祭礼而陷入困境，打算抓住游叙弗伦，一如抓住善于变幻形相的波涛神普洛透斯（Proteus），逼他讲出虔敬的秘密。不幸的是，墨涅拉俄斯抓住了普洛透斯，而苏格拉底却眼睁睁地看着游叙弗伦托辞穷忙、飘然而去。关节在于，苏格拉底没有问他的普洛透斯自己该做些什么，而是穷追不舍地究问：何谓虔敬的“相”，一个游叙弗伦既无心回答、也无能回答的问题。无论作为后世弟子的施特劳斯如何为之辩护，事实上，是提出问题的苏格拉底、而非一走了之的游叙弗伦超越了雅典人民的常知通识（common sense）。也许，超越不是贬抑（depreciation）、不是否定（negation）；超越是上升（ascent）、是出离（detachment）。因此，施特劳斯相信拯救苏格拉底的唯一明智方案是：从城邦礼法中删除哲人不虔敬之罪，但他知道这是一个不能实现的希望。另一种方案是：把信仰或知识逐入私人领域，每一个人都有权直面自己的神——无论是启示之神、还是哲人之神，与城邦礼法两不相干，但这正是施特劳斯所不乐意看到的自由主义－现代性浪潮。

　　【参考文献】

　　〔1〕柏拉图，《游叙弗伦》，严群译，《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柏拉图，《蒂迈欧篇》，谢文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列奥•施特劳斯，《论游叙弗伦篇》，徐卫翔译，《西方现代性的曲折》，吉林人民出版社。

　　〔4〕刘小枫，《刺猬的温顺》，《书屋》，2001年第二期。

　　〔5〕林国华，《关于〈刺猬的温顺〉的信》，《书屋》，第三期。

很有文化品位，古代东西方很多美丽的故事都能成为今日世界人生的模范，今天的人类粗鲁野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