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明后期王崇庆之后,清代著名的《山海经》注家有吴任臣、汪绂、毕沅、郝懿行等。
清初吴任臣、汪绂是注《山海经》名家。吴氏有《山海经广注》18卷。该书“因郭璞《山海经注》疏补之,故曰广注,于名物训诂、山川道里,皆有所订正。虽好多爱博,引据稍繁……然掎摭宏实,多定为考证之资”[13]。吴氏注《山海经》曾参阅大量资料,该书引书目即达530余种,又“列逸文三十四条,有杨慎《丹铅录》以下十八条”,“应劭《汉书注》以下十四条”[14]。
汪绂(1692-1759)也是清初治《山海经》名家,有《山海经存》9卷,卷6卷7原阙,后人以毕沅本补入。汪氏擅长绘画,亲自为《山海经》作图。汪氏注《山海经》往往屏去郭璞注释,其注文简明,有些颇为平允,如释“飞鱼”即是如此。
乾嘉时代治《山海经》的著名学者是毕沅和郝懿行。毕沅(1730-1797)《山海经新校正》凡18卷。毕氏“于山川考校甚精”[15],而且注意考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孙星衍云:“其考证地理,则本《水经注》,而自九经笺注,史家地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通典》《通考》、《通志》及近世方志,无不征也”[16]。毕氏曾任陕西巡抚,经常实地考察,故而其书中原与西北的释文尤多。此外,毕沅也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历史学等方面考订经文。后世评家对毕氏的《山海经》研究给予很高的评价,被称为“最有功于《山海经》者”[17]。
比毕沅稍晚的治《山海经》名家是都懿行(1757-1825),有《山海经笺疏》18卷,图赞1卷,订譌1卷。郝氏治《山海经》的长处“在于取吴任臣、毕沅两家长之,而加以精密的校勘”[18]。近人袁珂在《山海经校注》序中对郝氏也有很高的评价:“通才博识,多所发明,后来居上,冠于诸家。”值得注意的是,郝懿行夫人王照圆也博涉经史,著述甚多,对郝氏《山海经》研究襄助颇多,以致当时有“栖霞郝夫妇”美誉,实为《山海经》研究史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