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荆请罪的廉颇是个年轻人
廉颇负荆请罪是家喻户晓的故事，凡有负荆请罪的图画，画面的廉颇必是须发皆白的老头子。中学语文课本教师用书中还说，这是一个“勇于承认错误的老将军”；小学课本的插图也将廉颇画得白胡子老长。然而，考之历史，这个时候的廉颇应该是一个青年人。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赵惠文王十六年（公元前283年）廉颇攻取齐国阳晋，被赵王拜为上卿。这是廉颇事迹的最早记载。赵王与秦王渑池会是在惠文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负荆请罪的事发生在这之后不久。
这个时候廉颇的年纪尚不可能知道，但从打败齐国，拜为上卿这事来看，肯定不是十岁八岁的小孩子，应该是有些战斗经历的人。依《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从赵惠文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到悼襄王元年（公元前244年）后，廉颇因与乐乘的矛盾，愤而离开赵国投奔魏国，“廉颇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赵以数困于秦兵，赵王思复得廉颇”。廉颇离开赵国后，由于赵奢指挥得当，赵国在对秦战争中一连打了几个胜仗，这个时候赵王是不可能想到起用廉颇的。至赵悼襄王五年（公元前240年）时，赵被秦攻下龙、孤、庆都，第二年秦又攻赵上党。“赵王思复得廉颇”，应该是悼襄王五年（公元前240年）之后的事。赵悼襄王思用廉颇，派人到魏国看看廉将军还能不能领兵打仗。这时的廉颇尚能够“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可见，这时的廉颇将军并不是很老。若不是有人说坏话，赵王还是愿意让他回国作战的，因为廉颇并不是老得不中用了。如果这个时候廉颇真的是已经年纪很大，已经八九十岁了，赵悼襄王是绝不可能动劝他回国的念头。廉颇的仇人郭开听说赵王欲起用廉颇，“多与使者金，令毁之”。可见，不但赵王认为廉颇可用，他的仇人也感到廉颇是个威胁。使者说他“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使者虽然想使坏廉颇，但也不直说他老得不行，不便从年纪上做文章，只能从排泄不好入手。这说明即使是在这个时候廉颇依然是有能力的，也并不是很老。廉颇回国未成，但还是有人拿他当人才的，“楚闻廉颇在魏，阴使人迎之。廉颇一为楚将，无功，曰：‘我思用赵人。’廉颇卒死于寿春”。这时的廉颇真的年纪很大了，楚国是不会“阴使人迎之”，并任他“为楚将”的。
廉颇入楚后活了多少年，也不清楚，但“廉颇卒死于寿春”，“卒”是最后的意思，这肯定他并不是入楚就去世的。
现在我们算一下，从赵惠文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廉颇负荆请罪，到赵悼襄王五年（公元前240年）赵王思用廉颇，已经过了39年，廉颇“居魏久之”，以后又到楚国，最后死在楚国。这怎么的也得有几年时间。假如廉颇负荆请罪时就是老将，就算是60岁，那么他任楚将时已经将近百岁。
古人的寿命与健康是远远不及今人的。楚国不惜得罪魏国，挖来一个百岁老人做武将，这只能是神话。但《史记》并不是神话，它是历史，只能历史地看。假如，廉颇为楚将时是70岁，那么40多年前负荆请罪时的他，不到30岁。30岁不到的大将军，应该算是年轻的了。


蔺相如不曾为相
京剧中有一个著名的传统剧目《将相和》，这里的“将”就是廉颇，这里的“相”自然就是蔺相如了，于是，许多人就以为历史上蔺相如的官职就是宰相。其实，蔺相如从来就没有做过相。
战国时代，赵国最高的官职称为“相邦”，西汉司马迁写《史记》时，因为避汉高祖刘邦的名讳，改“邦”为“国”，从此“相邦”称为“相国”，简称为“相”。《荀子·王霸》中说，相国是“百官之长”。在当时，相是整个官僚机构的首脑，是国王的辅弼，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蔺相如原来是赵国宦者令缪贤的舍人，出身低微。赵惠文王十六年（公元前283年），他因完璧归赵，被赵王拜为上大夫。渑池会上，蔺相如力挫强秦，为赵**住了尊严，赵惠文王“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赵孝成王七年（公元前259年），“秦与赵兵相距长平，时赵奢已死，而蔺相如病笃”。这是《史记》对蔺相如的最后记载，可能不久他就病故了。从蔺相如崭露头角到“病笃”，这期间并没有过为相的记载，只知道他位在上卿，与赵奢、廉颇同列。
那么，蔺相如活动于赵国政治舞台这一段时间里，赵国的相是谁呢？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载“平原君相赵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复位”。可见，赵惠文王的弟弟平原君赵胜才是赵国的相。平原君为赵相在蔺相如当了上大夫之前，卒于孝成王十四年（公元前252年）〔一说十五年（公元前251年）〕，在蔺相如病笃之后。平原君“三去相，三复位”的“三”应该是实数。在赵胜“三去相”的时间内，又是谁做赵国的相呢？
《史记·赵世家》记，赵惠文王“十四年，相国乐毅将赵、秦、韩、魏、燕攻齐，取灵丘”。《乐毅列传》也说“以相国印授乐毅”。《史记·赵世家》又记，赵惠文王十八年（公元前281年）“魏冉来相赵”。又说“齐安平君田单将赵师而攻燕中阳，拔之。又攻韩注人，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单为相”。乐毅、魏冉、田单这三人全是“外国人”，授之相印都是一种临时的政治手段，他们为赵相的时间都很短，实权仍在平原君赵胜的手中。以上所述证明，蔺相如活动的时代内，平原君是赵国的相。即使在平原君“三去相”的时间内，为相的也不是蔺相如。
有趣的是，廉颇倒是当过相的。《史记·赵世家》载，赵孝成王十五年（公元前251年）“以尉文封相国廉颇为信平君”。《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也说“赵以尉文封廉颇为信平君，为假相国”。假，意为代理，暂时的。廉颇做的是代理之相，这时平原君刚死不久，由廉颇暂理国政


蔡桓公讳疾忌医了吗
中学课本中有篇《扁鹊见蔡桓公》，因为这篇短文，蔡桓公这个人成为讳疾忌医的典型，嘲弄声一片，谴责声一片。而抛开成见，来看原文，我们发现，蔡桓公并不是讳疾忌医的人，这是一桩冤案。
文章很短，我们不妨再读它一下。
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
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
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
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死。
故良医之治病也，攻之于腠理，此皆争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圣人蚤从事焉。
文章开头，“扁鹊见蔡桓公”，这时的蔡桓公身体一点不适的感觉也没有。扁鹊来见蔡桓公，也没说是来瞧病的。桓侯说“寡人无疾”，是实话实说。可扁鹊的眼睛比现在的CT还厉害，站了一会儿，就突然冒出一句“君有疾在腠理”。并没有说明依据，仅凭名医的身份就诊断出人家有病，错在扁鹊——要是您，身体没有任何不适，路上遇到个名医，作出如此诊断，您也是接受不了的。桓侯“不悦”是正常的，在情理之中。
“居十日”，扁鹊又说桓公有病；“居十日”，又说桓公有病。桓公当然不悦，但也只是在扁鹊离开后表现出不悦，并没有当着扁鹊的面表现出来，给了神医面子。
又“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这时的蔡桓公身体还是没有不良反应，但扁鹊一而再，再而三说蔡桓公有病，这令蔡桓公不解，但是蔡桓公还是派人问了医生——这是怎么一回事？医生扁鹊见死不救，扭头便跑，也有点不对，只是到了桓侯“故使人问之”，才说出病因及治疗方案。
“居五日”，这已经是扁鹊说桓公有病的第三十五天了，这时的桓公才感到身体疼痛。而桓公一感觉到自己“体痛”，就“使人索扁鹊”，根本没有忌医。
桓公不幸，得了怪病，将要死了才有体征。更不幸的是死后让人笑了几千年。
《扁鹊见蔡桓公》出自《韩非子·喻老》，寓言而已。“喻老”，意思是用比喻来说明老子的观点。作者叙述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本意是说明老子“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这一观点。“故良医之治病也，攻之于腠理，此皆争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圣人蚤从事焉。”这些话是说给医生（治国者）听的。而蔡桓公是患者，不是医生，不是韩非子要说明的主体。韩非子的本意是告诫医生，这段文字是说扁鹊的失误，并不是患者有错。而这段说明主题的话，课本却没有选入，删除了。
更冤的是，蔡桓公是春秋时人，而扁鹊应该是他之后的战国人，扁鹊见蔡桓公等于关公战秦琼。
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事情还是这些事，可是，蔡桓公变脸了，成了齐桓侯。蔡桓公、蔡桓侯、齐桓侯，到底是谁的事儿也弄不清楚了，最后屎盆子全扣到蔡桓公身上了。


“坑杀”就是活埋吗（1）
《史记》记载，战国末期的秦赵长平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战，战争的结果是赵国失败，四十万降卒被秦军“坑杀”。从多种古籍对这事的记载看，这不应该是虚构的，应该是历史的真实事件。有人认为“四十万”系“十四万”之误，但学界多取四十万之说。这次“坑杀”一直被理解为：活埋。因为这样，长平之战就更血腥了。但是细究此事，活埋之说，却极不合理。
“坑杀”赵卒四十万实在是了不得的大事，许多古籍对这事有记载，叙述大同小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括军败，数十万之众遂降秦，秦悉阬之。赵前后所亡凡四十五万。”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阬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
白起之后，又出现一次大的“坑杀”，那就是项羽“坑杀”秦军降卒。
《史记·项羽本纪》：“章邯使人见项羽，欲约。项羽召军吏谋曰：‘粮少，欲听其约。’军吏皆曰：‘善。’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已盟，章邯见项羽而流涕，为言赵高。项羽乃立章邯为雍王，置楚军中。使长史欣为上将军，将秦军为前行。到新安。诸侯吏卒异时故繇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诸将微闻其计，以告项羽。项羽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军夜击阬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
又是坑杀，又是二十万人。
战争中，只要条件允许，不管是哪一方的死者，都是要埋葬人的，除去道德因素之外，主要是为了防止瘟病。而活埋则又是一回事。以活埋的方式处死人，历代皆有。**战争期间，日本鬼子也常用活埋的方式杀害中国**军民。活埋多数并不是挖个大坑将人埋进去完事，而是将人埋入土中，却把头露在外面。不论是冷兵器时代还是现代，活埋都是最麻烦的处死方式，但是活埋却最有震慑作用，对人的心理打击最大。于是历史上活埋不断。
活埋是一种威慑手段，一般是要给敌方看的，处理时也多不隐蔽。而长平之战“坑杀”后，“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赵军基本被杀光，其威慑作用与一般的杀头没有两样。如果效果一样，大战后疲惫不堪的秦军就没有必要活埋赵人了。
越是武器简陋的时代，军人与平民的区别越小，武装与非武装的区别越小。在只有冷兵器的时代，树枝、石块与刀剑的差距，远远不是树枝、石块与机关枪的差距，四十万人知道自己即将被活埋，知道必死，动上拳脚，操起石头、树枝，没个十万八万人是难以抵挡的。再说了，将四十万个大活人埋了，光土方就不得了，况且是置之死地的四十万战士，不加绑缚是很难埋的，而要绑上四十万人，谈何容易？埋人家时，就得放下武器，操起锨镐，一锨一锨往下填，埋了这个，上来了那个，四十万人闹了起来，可是了不得的事。大将军白起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傻事？项羽三更半夜地挖坑埋人，岂不更傻？
周作人在《苦竹杂记》中说“掘了很大很大的坑，把二十万以至四十万人都推下去，再盖上土，这也不大像吧。正如《镜花缘》的林之洋常说的‘坑死俺也’”。
“坑杀”的“坑”，《史记》作“阬”。《说文》有“阬”无“坑”，解释：“阬，门也。从阜，亢声。”徐铉说：“今俗作坑，非是。”可见，先有“阬”，后有“坑”，本不是一个字。《玉篇》：“阬，陷也。”“阬”《辞源》有解释：“坑陷，杀害。《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之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阬之。”可见，“坑杀”有的时候是活埋，有的时候是“害死”。
从几次大规模的“坑杀”看，长平之战是“挟诈而尽阬杀之”，项羽是“夜击”。“诈坑杀秦降卒”，“挟诈”就是使用骗术，采用不光彩的军事手段。
长平之战“坑杀”的正解应该是用欺骗的手段杀害。
白起说：“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这被杀的四十万人中，应该包括大量的上党百姓。
因为是用了损招，“坑杀”对军事家白起心理压力极大，白起临死说：“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我诈而尽阬之，是足以死。”如果只是一般的杀降，白起是不会心中有愧的，他是愧在“诈”上。
白起坑人用的是什么“诈”，没有记载，估计也就是放出谎言，乘人不备，杀进赵军降兵营中。
可是，后人常说长平赵军被活埋了四十万，这样说图的多是刺激。


“指鹿为马”别有用心
“指鹿为马”这个成语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八月己亥，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赵高指鹿为马的目的是试探群臣的态度的。但是，这试探群臣只是指鹿为马的一个目的，还不是主要目的。赵高的指鹿为马别有用心，那就是，调秦二世离开宫殿，进而杀之，政变夺权。
《史记·李斯列传》中说“李斯已死，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于高。高自知权重，乃献鹿，谓之马。二世问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马也’。二世惊，自以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赵高是想把二世的头脑弄迷糊了，让他“自以为惑”，从而钻入赵高等人事先设好的陷阱。
《史记·李斯列传》接下来说，占卦的人对二世说：“你现在出现了连马和鹿都分辨不清的毛病，是因为祭祀的时候没有好好斋戒。”这样，二世就上了当，离开了皇宫，进入上林苑重新斋戒。上林苑本来就是“国家公园”，二世这个人是禁不住诱惑的，没有好好地斋戒，他每日游玩射猎。一天，有个行人被二世误射而死。其实，这个人是“赵高教其女婿咸阳令阎乐劾不知何人贼杀人移上林”的。赵高马上说：“皇帝无缘无故杀了一个没有罪过的人，上天会生气的，一定会有灾难降临，应该躲得再远一些。”二世听信了赵高的话，就被骗到离咸阳更远的望夷宫去“躲灾”了。望夷宫远离了二世的卫士，全是赵高布置的人马。到了望夷宫，“留三日，赵高诈诏卫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内乡，入告二世曰：‘山东群盗兵大至！’二世上观而见之，恐惧，高即因劫令自杀。引玺而佩之，左右百官莫从；上殿，殿欲坏者三。高自知天弗与，群臣弗许，乃召始皇弟，授之玺”。秦二世胡亥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死了，赵高等人就这样发动了政变。
指鹿为马事在“八月己亥”，据《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记：“八月，赵高杀二世”，看来，从指鹿为马到赵高杀胡亥发动政变，是发生在一个月之内的连续事件。可见，赵高指鹿为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把二世引诱出宫，然后杀掉，为发动政变做准备。
从《史记·李斯列传》所记来看，赵高想要群臣都顺从他的目的并没有真正达到，顺着他指鹿为马的只是一小部分人，而大多数人在赵高政变的时候“莫从；上殿，殿欲坏者三”。因为这样，使得赵高杀二世取而代之的目的不能得逞，只好“召始皇弟，授之玺”。看得出，赵高是个很有心计的阴谋家，他知道直接在咸阳发动政变是不行的，才利用二世胡亥既迷信又贪图享乐的弱点，将二世骗出宫，在自己布置好的地方，将其弄死，发动政变。也看得出，赵高政变的急不可待。群臣“莫从”，这是他预料到的，但是他不能等待，还是要政变。可是，赵高的政变也是短命的，没有几天，这小子就让子婴“夷其三族”。


泰山五大夫松本是一棵树
泰山中路云步桥上有个著名的景点——五大夫松。五大夫松，其实原来本是一棵树，可是，因后人误解，以为是五棵松树。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登泰山，中途突遇急风暴雨，于是慌忙躲到大树下避雨。因念此树护驾有功，始皇帝就封之为“五大夫”。《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这件事是这样说的，“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供秦始皇避雨的只能是一棵树，不可能是五棵树，所以受封的只是一棵树。因遮雨有功而受封的是什么树，《史记》并没有说，后来的《汉官仪》说是松树。所封的爵位是“五大夫”。“五大夫”本是秦代官爵中的九品，也就是最低的官爵。秦爵分为二十级，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这是民爵，算不上是官爵，从五大夫开始往上的才是官爵。本是一棵树，功劳也就是遮遮雨，得了个五大夫的爵位，已经不错了。后来人一听有“大夫”二字，以为是挺大的官，结果出了错误。
早在唐代就已经弄不明白“五大夫松”是怎么回事了。宰相陆贽有“不羡五株封”之句，已经将“五大夫松”当成是五株受封为大夫的松树了。这样一来，为始皇遮风避雨的大树也就成了五株松树。
秦时“五大夫”就已不存在了。清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钦差丁皂保奉敕补栽上了五棵，现在只剩下两棵了。但“五大夫”的封号却因袭不变。后来这些松树附近建立了一座五松亭，这“五松亭”之名，就是来自误解。


漂母是做什么的
《史记·淮阴侯列传》：
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这就是著名的“乞食漂母”。如果不是韩信的这个故事，漂母是不会为后人所知的。
人们不禁要问，漂母是干什么的？
回答这个问题真的不是很容易。有一本书叫《中国人最易误解的文史常识》，其中的《知恩图报，韩信“一饭千金”》就说：“有很多洗衣服的老婆婆（那时，这些老太太的通用称呼叫漂母）在河边做工。”
可是，河边有“诸母漂”，这说明人很多；有一个漂母为了韩信“竟漂数十日”，说明漂母的工作是专业性的，并不是一般的在家里洗衣服。从这些可以看出，漂是一种行业。而中国古代洗衣服并不是一种固定的行业，家里随时有脏衣服随时就洗了，不会找专人洗衣服的。
《庄子·逍遥游》中说：
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
这段话说的是，有一个宋国人，善于制造不让手龟裂的药，他家世世代代干漂丝絮工作。有个人听说了，愿意出百金收买他的药方。于是，他**全家人来商量说：“我家世世代代以漂丝絮为业，所得不过数金；现今卖出这个药方，立刻可得百金，我看还是卖了吧。”这位客人得了这个药方，去游说吴王。这时，越国正有困难，吴王就派他为将，率兵在冬天跟越国水战。因为有了不让手龟裂的药，吴军大败越国。
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战国时代已经有了以漂丝絮为职业的家族；这个宋人世世代代干这种工作，可见，漂丝业到庄子时代已经有一段历史了；漂丝业是个苦行当，经常要弄得手龟裂，漂丝业还是个穷行当，挣不到多少钱；因为漂丝的人很多，至少已经有人考虑研究、制作让漂丝人的手不龟裂的药物了。
秦汉之际，以次茧作丝绵的手工业十分普及，韩信在未发迹之前“乞食漂母”的漂母，就是以此为生的。这种处理次茧的方法称为漂絮法，操作时要反复捶打，以捣碎蚕衣，以便进行下一步工序。


秦朝之后，是否有个楚朝（1）
中国历史朝代是这样排序的：夏、商、周、秦、汉、三国、两晋……这是我们从小就背熟了的。其实，秦之后，汉之前，应该是有一个“楚朝”的，只是人们一直没有承认它的存在。
我们看一下秦灭亡到汉高祖刘邦当上皇帝的大致过程：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至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十二月(秦制，十月为岁首)，陈胜、吴广领导的反秦农民起义战争。进占陈县(今河南淮阳)，起义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陈胜在陈地称王，国号“张楚”。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三月至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九月，项羽、刘邦继承陈胜、吴广未竟的事业，团结反秦力量，继续推翻秦王朝统治的战争。九月，项梁、项羽起兵反秦，刘邦起兵，英布、秦嘉、陈婴、郦商等及魏、赵、齐等地的原六国旧贵族先后起兵。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春，义军将领召平，以陈胜名义封项梁为“张楚”农民政权上柱国。三月，项梁、项羽率军渡江北上。
秦将章邯击灭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军后，刘邦率部归附项梁。
项梁得知陈胜败亡，拥立死于秦国的原楚怀王之孙熊心为王，仍称楚怀王。项梁自称武信君，掌握军政大权。
项梁战死，楚怀王徙盱台都彭城，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封项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怀王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冬十一月，楚怀王命项羽为上将军。十二月，项羽为诸侯上将军。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八月，赵高逼杀二世，立子婴为秦王。
九月，子婴杀赵高，据守峣关(今陕西蓝田东南)。
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十月，秦王子婴出降。刘邦进占咸阳，秦亡。
到这里，秦朝就结束了，公元前206年就是西汉的开始了，几乎所有的书都是这么说的，然而，这里有许多问题。
事实上，刘邦进关攻占咸阳灭秦时，他并不是汉高祖，只是楚怀王手下的砀郡长，被封为武安侯，是项羽的部下，《史记》写到这时候一律称他为“沛公”。之后，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据有梁、楚等地的九郡，都城设在彭城。这时，项羽才立沛公刘邦为汉王。
直到公元前202年项羽自刎，诸侯及将相才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刘邦才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阳。
也就是说，生活在公元前206年到公元前202年的当时人，是不可能知道以后建立的朝代会是汉朝，他们也不会承认自己是汉朝人的。秦朝已经不存在了，当时的人自然也不会称自己是秦朝人，那么，他们应该说自己是什么人？楚人。
公元前206年是西汉的开始，只是我们后人的认识。可以说，其实公元前206年到公元前202年这段时间是“空白”，并不是汉朝。
后人认为这段时间是汉朝，是受了司马迁《史记》的影响，《史记》中，自刘邦被封汉王后，就开始以汉高祖纪年。
可是，细读《史记》我们不难发现，司马迁这样写是极其无奈的，是迫不得已的，他在《史记》中时时想说秦汉之间有一个“楚”，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楚朝”，但是，他不敢明说，又闪烁其词，欲说还休。
原因不说自明，司马迁的时代，从刘邦称汉王开始，已经定位为汉朝，若是谁敢有异说，那是绝对死罪。司马迁死了，《史记》也就死了，就留不下来了，司马迁为了《史记》只好委屈，用了曲笔在《史记》中暗示楚朝的存在。司马迁虽然不是楚人，但是《史记》充满了对楚人的“怜爱”，所以，写陈胜、项梁、项羽与秦作战，可谓痛快淋漓，看着解恨；而刘邦的入关作战却平平淡淡。
《史记》中时时想说秦汉之间有一个“楚”，有许多证明。
一、为刘邦的敌人项羽写了《项羽本纪》，而且序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这是说，刘邦是皇帝，项羽也是皇帝，而且资格比汉高祖老——当过西楚霸王，是刘邦的头儿，刘邦的汉王本来就是项羽封的。
二、为陈胜写了《陈涉世家》。《陈涉世家》最后写：“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秦是楚人灭的，是从陈胜开始的，陈胜建立张楚政权，复立楚国之社稷，是楚朝的首创者。陈胜、吴广起义时说过：“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这个“死国”的“国”，应该是楚国。“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这说明，当时的汉王朝是承认陈胜的。
三、司马迁虽然表面上说秦之后是汉，但他却设了个《秦楚之际月表》。《秦楚之际月表》是从陈涉起兵开始写的，止于项羽故将钟离昩被斩。这段时间，照汉纪元说法应该是“秦汉之际”，可太史公却叫“秦楚之际”，这是明言：自陈胜起，到项羽武装结束，这段时间是“楚”。
从司马迁的闪烁其词中可以理出这样的脉络：第一，楚经历陈胜、楚怀王、项羽三个时代。第二，这三个时代虽然不是通常的帝王血统接替，但恢复了战国时的楚国旧制，是一个基本统一中国的王朝。第三，楚从公元前209年陈胜起义开始，止于公元前202年，历时8年，其中，公元前209年至公元前206年与秦并存。
因为汉得了天下，不肯承认历史上实实在在存在过楚的事实，司马迁也没有办法。后人皆以汉为正统，不肯承认有楚存在，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楚王朝被湮没了。
虽然现在历史年表上没有必要再出现一个楚朝，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它确确实实曾经存在过。


“西楚霸王”等于“西楚伯王”
现代人对项羽最多的称谓是“西楚霸王”，因为一个“霸”字，项羽在人们心目中有了强横、霸气的形象。其实，“西楚霸王”的“霸”与我们现在理解的“霸”，意思并不一样。
《史记·项羽本纪》：“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西楚霸王”在《项羽本纪》中就出现过这么一次，此后不再出现“霸王”，而是称项羽为“项王”。项羽最后在东城被围，自己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最后，太史公称赞说：“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有意思的是《汉书·陈胜项籍传》中，虽然几乎是同样的语言，却没有用“西楚霸王”，《汉书·陈胜项籍传》：“羽自立为西楚伯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然羽非有尺寸，乘势拔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兵灭秦，分裂天下而威海内，封立王侯，政繇羽出，号为‘伯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霸”变成了“伯”。
朱东润《史记考索·〈史记〉纪表书世家传说例》说：“项羽自为西楚霸王，霸者，‘伯’之借字。伯，长也，犹言诸王之长也。羽既为诸侯长矣，故《本纪赞》曰：‘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
可见，“西楚霸王”实为“西楚伯王”，意思就是诸侯之长。
《左传·成公二年》：“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疏：“郑玄云：天子衰，诸侯兴，故曰霸。霸，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
《荀子·成相》：“世之祸，恶贤士，子胥见杀百里徙。穆公任之，强配五伯，六卿施。”曹聪孙《古书觉误读字字典》认为：“五伯即五霸。”
从情理说，“霸王”是项羽自封的，如果真的是取意强横、霸道，那也太“牛”了，那等于是自己宣称与诸侯为敌，项羽即使内心有这种想法，也不会公开亮出旗号的。
《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对刘邦说：“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置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霸天下”与“臣诸侯”是同义语。“霸天下”，“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这两个“霸”都不是贬义，都有“领导”的意思，也就是“伯”。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西楚主伯，项籍始，为天下主命，立十八王。”“西楚主伯，项籍始”，可以理解为诸侯中为首的是“西楚”，并不是项羽这个人。可能是因为这个，《项羽本纪》中只提了一次“西楚霸王”，以后皆称项羽为“项王”。


铜雀台怎能锁二乔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首《赤壁》是杜牧在黄州刺史任上写的。黄州就是东汉末年赤壁大战的战场。“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这可能是杜牧在当地看到了出土的古代兵器，睹物思古，有感而发。王尧衢在《古唐诗合解》中说“杜牧精于兵法”，精于兵法的杜牧，看到了古战场的遗物自然要有许多对赤壁大战这样大规模战争的感慨。“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是说，赤壁大战的胜负，东风起了决定的作用，如果没有东风这样的天时，战争的胜利者就不是周瑜了，东吴可能就不存在了。
　　可是作为诗人的杜牧，并没有直接说出战争的结果，而是假设出“铜雀春深锁二乔”。大乔是孙策夫人，小乔是周瑜夫人，虽然只是两个女子，但这两个女子却是江东政权的象征，她们若是真的当了曹操的俘虏，那对孙吴是极大的耻辱，说明东吴孙氏政权也就不存在了。杜牧用丰富的想象，以曲笔写战争，不说战争指挥者如何，却写了二位夫人；不说战场赤壁，却写到远在中原的铜雀台。真是富有想象的好诗。
　　读这首《赤壁》诗的时候，必须告诉大家一个事实：赤壁大战发生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而所谓曹操铜雀台却是在赤壁大战后的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才建的。赤壁大战时并没有铜雀台，即使周瑜败了，即使“二乔”被俘了，也不会有“铜雀春深锁二乔”的结果发生。
　　以《赤壁》为题，这是一首典型的咏史诗，可是，精于兵法的杜牧，身处古战场抚摸着古代遗物的诗人，却弄颠倒了历史顺序，这是为什么？
　　这就是诗与事的区别，文学与历史的区别。杜牧并不是不懂历史，也不是想故意歪曲历史，他要写的是诗，要抒的是情，所以不宜对历史细节考虑过多，也不必拘泥于史实，重要的是便于抒情。有感于史又不受历史真实的束缚，这就是文学的特征。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历史，应该知道，赤壁大战、建铜雀台的先后，但是又不能因为史实而影响我们与诗的情感对话。
　　文史不分家，读诗时要读史，诗史时也要读诗。我们看书要有两只眼睛。不能将《三国演义》当成《三国志》，不能把《康熙王朝》当成真的大清康熙，更不能视种种的“戏说”为历史的真实过程。
　　顺便说一下，“二乔”本来应当是“二桥”。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说得明白：“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后来，桥姓改成乔姓，根本就没姓过乔的大桥、小桥也跟着被改为大乔、小乔。这是后人硬给人家改的姓。

马谡病死狱中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家喻户晓，然而，这只不过是《三国演义》中的一家之言，真的看历史，并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儿。
　　《三国志·诸葛亮传》确实说了诸葛亮“还于汉中，戮谡以谢众”。《王平传》也说：“丞相亮既诛马谡及将军张林、李盛。”
　　可是，《马谡传》却是说：“谡下狱物故，亮为之流涕。”“物故”是死亡的委婉说法。可见，马谡是被判了死刑，死刑没有执行，马谡自己就在狱中“物故”，没等诸葛亮挥泪去斩，就自己死去了。《诸葛亮传》、《王平传》中所说“戮”、“诛”马谡等，应理解为判其死罪的意思。
　　《马谡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说的又是：“谡临终与亮书曰：‘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愿深惟殛鲧兴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值得注意的是，马谡是写信给诸葛亮，并不是当面对诸葛亮说话，可见，马谡下狱后没有见到诸葛亮，诸葛亮也没有到监狱看马谡。如果两人能够见面，就没有必要写信了，那样的话，口头之言也就不一定流传下来了，京剧《失空斩》中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那生动场面也不大可能有了。
　　有意思的是，《向朗传》说：“朗素与马谡善，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免官还成都。”这说明，街亭败后，马谡并未主动向诸葛亮请罪，而是畏罪潜逃，向朗知情不报，犯了包庇罪，被诸葛亮免去官职。
　　从《向朗传》可以看出，马谡打了败仗后，害怕惩罚逃走了，并不是小说《三国演义》说的那样，“自缚跪于帐前”。应该是让人家给捉回来的。
　　需要说明的是，《三国志》作者陈寿的父亲也因马谡受了牵连，受了髡刑。《晋书·陈寿传》说“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

周处不可能从师“二陆”
　　周处是西晋有名的大将，他为人强直，后来战死在与氐人的作战中。周处文武双全，还著有《默语》、《吴书》、《风土记》，其中《风土记》传至今日。他的名声还不止于这些，更主要的是他有一段杀虎斩蛟、浪子回头、改过自新的故事。故事中，他为了悔过自新而入吴找名士陆机、陆云兄弟从师求学，最后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这件事，许多人以为是真实的，例如《辞源》周处条，就是这样说的。其实这是不可能存在的事儿。
　　周处求学的事，最早见于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自新》。《世说新语》被认为是魏晋小说的代表，书中所写的人多是历史上的真人，但是又多采用传说，时加演义，着重细节，其文学价值较高，史料价值不大。像周处杀虎斩蛟的情节，显然是小说，不是史实。周处向“二陆”求学也不可信，可是为什么大家却一直信以为真？问题出在《晋书》上。
　　唐朝房玄龄作《晋书》时，几乎原封不动地将《世说新语》中的这段记叙搬进了《晋书·周处传》。因为《晋书》是正史，故后人对其不抱怀疑，引用时不加考辨。清人劳格在《晋书校勘记》中，对周处从师的事早已经提出疑问，并指出这是“小说妄传，非事实也”。我们只要算一下周处、陆机与陆云的年纪，便可知事情的真假。
　　对周处的生卒年，历来说法不一，但时间差距并不大。一般认为，周处生于236年。周处的卒年一说是297年，一说是299年。《辞海》、《中国历代名人辞典》认为，周处生于236年，逝于297年，这是认同较多的说法。至于周处的“老师”陆机、陆云生卒年是清楚的，哥哥陆机生于261年，弟弟陆云生于262年。
　　比较一下岁数，学生周处的年纪要比老师大出20多岁。而周处从师又是年轻时的事，假定那时候周处是20岁，则二位“先生”刚刚出生；即使学生已经40岁了，“二陆”也不到20岁，可是40岁的周处已经当上了“东观左丞”“无难督”这样的大官，已经成才，用不着向小娃娃学习了。
　　周处拜陆机、陆云为师的故事，可以当做勉励青少年发愤图强的材料，但是不可以当成信史、当成真实。

马叫变驴叫
　　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伤逝》记载了两个学驴叫的故事，广为人知的一个是：
　　王仲宣（王粲）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还有一个不大知名的：
　　孙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宾客皆笑。孙举头曰：“使君辈存，令此人死！”
　　唐人牛僧孺《玄怪录》中记：有个叫杜子春的浪荡公子，得了一个不留名老人三百万巨款，可这人整天吃喝玩乐，一两年工夫，钱花个精光，杜子春“衣服车马，易贵从贱，去马而驴，去驴而徒”。因为钱花光了，马换成了驴。
　　汉代，有个叫诸葛令恢的跟姓王的丞相争姓氏前后排序。王丞相说：“何不言葛、王，而言王、葛？”诸葛令恢说：“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耶？”
　　两个故事，已经说明了驴的“社会地位”。动物其实并不只是动物，几乎每一种动物都代表着一种性格、一种品位。虎代表威猛，绵羊代表温顺，狼代表残忍，而驴则是蠢驴、犟驴、黔之驴，没好形象。
　　王仲宣就是“建安七子”中最富才华的王粲，王粲不幸英年早逝。建安文坛领袖曹丕（后来当上魏文帝）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在墓前，曹丕说道：“老王平日就爱听驴叫，让我们各学一回驴叫，送送他吧！”曹丕啊啊一叫，文学家们也跟着啊啊一顿驴叫。这事听着挺好玩，但也觉得不可思议。驴算什么东西，大文学家王粲为什么单好听这声？
　　王粲这人长得不好看，身体也不好。从他留下的作品看，充满了哀怨与悲凉。大文学评论家钟嵘说王粲的作品：“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王粲与刘伶等那几个能闹能耍能喝酒的人并不一样，朝廷的活也干得好好的，是个老实人，他这样性格的人，不应该喜欢听驴叫。
　　这事咱先不说，咱说孙楚的驴叫。孙楚的驴叫，《世说新语》跟《晋书》说的基本一样。
　　《晋书·列传第十二》说：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王济（字武子）死了，“及其将葬，时贤无不毕至。孙楚雅敬济，而后来，哭之甚悲，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我为卿作之。’体似声真，宾客皆笑。楚顾曰：‘诸君不死，而令王济死乎！’”
　　读到这里有了疑问。《晋书·列传第十二》在这之前说：“济字武子。少有逸才，风姿英爽，气盖一时，好弓马，勇力绝人。”“时洛京地甚贵，济买地为马埒（音liè，跑马场），编钱满之，时人谓为‘金沟’。”“济善解马性，尝乘一马，著连干鄣泥（连干，马饰物。鄣泥，垫在马鞍下的马鞯，垂于马背两旁以挡尘土），前有水，终不肯渡。济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预谓济有马癖。”
　　前面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王济喜欢马，从来没有说过王济喜欢驴，应该是王济爱听马叫才对，可是写到王济死后，却突然出来了喜欢听驴叫。真是莫名其妙。
　　二十四史中，《晋书》应该属于下乘。《晋书》虽为正史，却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的地方很多。史学家刘知几认为，《晋书》之大量采录《世说新语》乃是“稗官之体”，不得称为史传。
　　问题出在《晋书》上。
　　孙楚为王济而驴鸣的事，显然是《晋书》采用了《世说新语》中的故事，捏合到王济的事迹中，也不分马驴，将酷爱马的王济写成了爱听驴叫。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算是小说，有的是编的，有的是道听途说。刘义庆虽然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亲侄儿，但是官当得不好，不追求政绩，喜欢放荡不羁的日子。《世说新语》中专拣一些落拓、放荡的奇怪事写，并未考虑事情真伪、有无。孙楚为王济学驴叫即是一例。

李白酒量并不大
　　通常的印象，仿佛古代的诗人都挺能喝酒，特别是李白，他的《将进酒》中说“将进酒，杯莫停”，杜甫也在《饮中八仙歌》中说“李白一斗诗百篇”。可见李白是很爱喝酒的，但是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喝很多酒，是不是一喝就是“一斗”呢？
　　这得先从“斗”说起。
　　现在已经没人用斗了，我们曾经见过的斗，一般是称量粮食的工具。一斗大约是50斤粮食。谁要是喝一斗酒，酒量自然是大得惊人。古时候量酒用的也是斗，但是跟现代称粮食的斗并不是一回事。
　　《公羊传》：“熊蹯不熟，公怒，以斗击而杀之。”这斗就是喝酒的杯子，能够顺手拿起来投人，体积一定是有限的。《史记·项羽本纪》中，刘邦从鸿门宴上逃走时，让张良送给项羽白璧一双，送给范增玉斗一双，这玉斗也是酒器，张良可以随身带着，体积也不是很大。
　　还有另一种称为斗的酒器，北斗七星，排列出来的形状就是这种斗的样子，这种斗有长长的柄，实际是盛酒的勺子。
　　《诗经·大雅·行苇》有“酌以大斗，以祈黄考”。朱熹注：“大斗，柄长三尺。”古代的三尺，也就是现在的二尺多一些。大斗如此，小斗一定还要小。从出土的青铜斗看，也就是现在家里饭勺大小，一斗的容量也就是现在常用的一个玻璃杯。《史记·滑稽列传》齐威王问淳于髡能喝多少酒，淳于髡答：“臣一斗亦醉，一石亦醉。”“一斗亦醉”，这是说喝得很少，不算什么；“一石亦醉”，这是说喝得很多。
　　古代酒的度数很低，喝上一斗酒是很容易的事，也就跟现在的一杯啤酒差不多。《水浒》中的武松，在景阳冈上喝了十八碗，是悬了点，但这是“燕山雪花大如席”式的夸张，并不为过。如果换成现在的白酒，那可就悬了，没有可信性了，成了“广州雪花大如席”式的夸张，成了败笔。
　　只有李白喝酒的记录，没有发现李白连气喝上几斗酒的记录，估计李白的酒量是不大的。
　　杜甫《饮中八仙歌》说：“汝阳三斗始朝天”，“张旭三杯草圣传”，“焦遂五斗方卓然”，只有“李白一斗诗百篇”。比较起来，人家是三斗始迷糊，五斗“方卓然”，可老李只一斗就“长安市上酒家眠”了。论酒量，李白显然不如那几位。
　　杜甫说他“一斗诗百篇”，实际意思是，李白只要喝上一斗酒，就能够写出许多诗来。只喝那么一杯啤酒，就上了诗情，显然是酒精起了作用，这正说明了他酒量并不大。
　　从李白的诗作来看，他喝酒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求醉，更不追求喝进肚里多少，而是借酒抒情，借酒发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