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古籍上也能够找到西方最早接触的中国人是秦人的证据。除前述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人克泰夏斯外，据成书于公元80年的《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Periplus of the Erythracan）记载：“……抵秦国后，海乃止。有大城曰秦尼，在其国内部，远处北方，由此城生丝、丝线及所织成之绸缎，经陆道过拔克脱利亚（大夏）而至巴利格柴（今印度孟买之巴罗赫港）。”中外学者普遍承认，这里所说的秦国即中国，而秦尼则是长安的音译。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阳后称东周，但史家更多称之春秋战国时期。因为这时的东周王朝已名存实亡，西周时“诸侯并列，王室独尊”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尤其到了“战国七雄”逐鹿中原的公元前4～3世纪，东周王室已是风中残烛，洛阳也沦为无足轻重的小邑，还谈得上什么首都呢？China铭记着战国时期秦人的历史功勋。但与东周或洛阳毫不相干。秦人开辟的远古丝绸之路以秦都咸阳为起点，即今天的西安。 
 
 
 作者： 发明马桶的猪 2007-4-23 15:54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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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回复：蒋纪新论丝绸之路起点究竟在那里？ 
 唐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在西安 
 
 洛阳专家们还有一个论点：“唐代洛阳商业发达，是国际商贸交往中心，所以丝绸之路起点应属洛阳。”据说今年九月将发掘唐代洛阳南市遗址，洛阳专家声称：届时“可望破解丝绸之路起点这一重大历史之谜”，“有望为起点之争画上句号”。 

 洛阳专家们的这种说法，从形式逻辑角度看，反映出逻辑混乱自相矛盾。人们不禁会问：既然你们说东汉丝绸之路起点应为洛阳的理由是首都在洛阳，为什么说到唐代丝绸之路起点时，却又抛弃了自己的“首都即起点”主张呢？ 

 从史实角度看，此说也于史无据，于理不通。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顶峰时期，通过丝绸之路往来的中外商贸达于全盛。在这种形势下，洛阳商业也曾兴盛一时。但凡事除纵向比较外，还须有横向比较。唐代洛阳究竟是否已成为当时的“国际商贸中心”与丝绸之路起点，必须与唐代首都长安先作一番比较，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唐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全城人口达100万，是唐王朝政治、经济、商贸、文化的中心。 

 以商业规模而论，唐都长安拥有东市、西市、中市、南市、新市等多处商业区，尤以东市与西市“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北宋宋敏求撰《长安志》），是中外商贾云集的国际性市场。长安西市有“金市”之称，聚集许多来自波斯（今伊朗）、大食（今阿拉伯）的“胡商”及其开设的珠宝店、波斯邸、货栈、酒肆等。许多胡商在长安“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资治通鉴·唐纪四十八》）。唐代长安规模庞大的中外商贸交易，至今仍有遗留的多种古代外国钱币为证。在近年来西安的考古发掘中，曾发现希腊文铅饼币，东罗马帝国的查斯丁二世金币、希拉克略型金币，阿拉伯帝国的倭马亚王朝金币、伊斯兰第纳尔阿拉伯金币、波斯萨珊王朝金币、波斯库思老二世银币、卑路斯银币、卡瓦德一世银币等。唐人陈鸿祖在《东城老父传》中说：“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特别是开元、天宝时期，长安城内“胡风”盛行，流行胡衫、胡帽、胡饼、胡食、西域酒、胡旋舞、胡腾舞等，反映出长安作为国际性商贸城市的独特社会风貌。诗人李白的《少年行》诗：“五陵少年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诗：“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向今人展示出唐代长安胡商酒肆的生动情景。 
 
 唐代中期，长安居住的外国人与西域少数民族总数多达5万人以上。据《长安志》记载，长安城内靖恭坊、普宁坊、布政坊、醴泉坊、崇化坊等多处建有波斯国教袄教寺院，醴泉坊另有一所波斯王子卑路斯奏请建立的波斯胡寺，再加上供波斯人使用的摩尼寺和景教寺院，由此也可见云集长安的胡商数量之巨。 


 
 唐长安商业区的规模有多大？据《长安志》记载：仅东市一处“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据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记载：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六月十八日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十二行，四千余家。”由此推算，东市的每1行内至少有300家店铺，整个东市220行店铺的总数当在66000家以上。另据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测，唐长安城东市、西市面积达96万平方米与98万平方米。 
 
 而洛阳专家们寄予殷殷厚望的洛阳南市的商业规模又怎么样呢？据《元河南志》记载：唐代洛阳南市“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四百余店”，据实测，其面积约9万平方米。两相比较，唐代洛阳南市店家规模不及长安东市的5％，面积不及长安东市的10％，连长安东市的零头都抵不上。专家们还能够指望从中“破解”出个什么名堂，划出个什么“句号”呢？ 
 
 唐都长安不仅是中外民间贸易的商品集散中心，更是中外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友好交往的中心。唐代政府设有主客司、鸿胪寺、四方馆、典客署、礼宾院等机构，专门负责接待外国宾客与西域使节。各国使节在长安拜谒皇帝，贡献方物，得到回赠，实际上是以国家礼仪形式进行的国际官营贸易。据史载，波斯仅在开元十年（722年）至天宝六载（747年）的25年间，就派遣使者来长安10次，送来玛瑙床、火毛绣舞筵、无孔真珠等贡物。昭武九姓国（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塔吉克、土库曼）先后送来金桃、银桃、锁子铠、水精杯、玛瑙瓶、名马等。大食（阿拉伯帝国）送来良马、宝钿带等。拂菻（东罗马帝国）送来赤玻璃、石绿、金精等贡物。这些珍宝在历年考古发掘中屡有出土，仅1987年在法门寺地宫中，就发现唐僖宗供奉的多种外国进贡珍宝，包括东罗马帝国进贡的贴花盘琉璃瓶、波斯进贡的刻花蓝琉璃盘、素面琉璃盘、弦纹蓝色琉璃盘、素面圈足琉璃碟等，器皿内用刻花手法装饰的默赫拉巴、艾里斯米、太阳等典型伊斯兰风格图案，证明是9世纪初西亚、埃及制造的伊斯兰早期琉璃器。唐王朝则以大量绫罗绸缎等回赠，为此，宫廷设有内府局、典客署、少府监等机构，由织染署和绫锦坊等宫廷作坊专门生产。所有这些，都是洛阳根本无法相比的。 
 
 公元6～9世纪的唐代中国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国家，长安是世界上规模最恢弘的城市。这时，丝绸之路的西端终点已延伸到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能与长安媲美的城市，这座欧洲最富庶繁华的城市人口达80万，被马克思称为“东西方之间的一道金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263页）。丝绸之路两端的长安与君士坦丁堡，分别代表当时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巅峰。丝绸之路犹如一条彩带使它们相互连结，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与影响也由此体现。如果把丝绸之路起点换成洛阳，除了说是中国人的自我贬低还能作何解释？用句俗话讲：洛阳能压得住这称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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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回复：蒋纪新论丝绸之路起点究竟在那里？ 
 东汉丝绸之路具体分析 
 
 洛阳专家声称：“如果全国只定一个起点的话，那只能是洛阳。”理由是首都即起点，而东汉时首都在洛阳。且让我们具体分析东汉时丝绸之路的实际状况。在中国历史上，东汉是一个政治黑暗、国力虚弱的政权，丝绸之路在此期间经历了“三通三绝”的过程。 

 公元16年，王莽断绝丝绸之路，匈奴乘机征服西域诸国。公元25年东汉王朝建立后，西域各国纷纷要求东汉恢复西域都护，光武帝刘秀却以国内元气未复不予置理。鄯善王警告东汉朝廷：如果再不置都护，我只有臣服于匈奴了。光武帝干脆回答：“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后汉书·西域传》）在东汉初期半个世纪内，丝绸之路长期断绝。 


汉明帝时，东汉开始发动进击匈奴的战争，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窦固、耿忠出酒泉塞占领伊吾，设置宜禾都尉进行屯田。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恢复西域都护，以陈睦任都护，第一次开通了丝绸之路。但时隔不过一年，匈奴控制的焉耆、龟兹等国发兵攻击东汉都护，陈睦被杀，经两年战争，东汉无力固守，只得于建初二年（公元77年）撤退伊吾屯田兵，西域门户重被匈奴掌握，丝绸之路断绝。 

 汉和帝永元元年至三年，东汉窦宪率军连破匈奴，匈奴主力向西远徙，长期孤悬敌后的班超降服龟兹，东汉于永元三年（公元91年）重设西域都护，以班超为都护。永元六年（公元94年）焉耆等国归汉，北道完全打通，丝绸之路第二次全面开通。但不久班超因年迈归国，继任的都护任尚失和于西域诸国，受到诸国攻击，接着陇西羌人与东汉发生战争，陇道断绝。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东汉派班勇率兵西出，迎接都护及屯田卒东归，丝绸之路再次断绝。 

 经过激烈辩论，东汉朝廷于延光二年（公元123年）决定派班勇任西域长史，进军西域，于延光三年（124年）再次打通丝绸之路。然而永建二年（公元127年）昏庸的东汉朝廷使班勇蒙冤下狱，形势急剧恶化，《资治通鉴》注评：“勇免之后，西域事去矣”。加之甘肃、青海羌人起义与黄巾起义接踵爆发，东汉政权自顾不暇，丝绸之路再度断绝。 
综上所述，东汉时丝绸之路开通三次，前后总计不过22年，与国力强盛的西汉与唐代丝绸之路气象怎堪相比？难道洛阳专家们单凭这区区22年，就能够得出“如果全国只定一个起点的话，那只能是洛阳”的结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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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回复：蒋纪新论丝绸之路起点究竟在那里？ 
 用诚实严肃的态度对待历史 

 探究历史上丝绸之路起点究竟在何处，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一个属于科学范畴的问题。 

 科学的目的是什么？科学的目的是追求真理，是追求主观认识和客观事实的一致。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科学的崇高性，科学之所以能够得到社会高度尊崇的原因皆由于此。 

 历史是一门科学。科学的任何现有结论都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都是可以质疑乃至反对的。科学也正是在这种互相质疑和辩驳中才得以不断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欢迎洛阳专家们对“丝绸之路起点在西安”的结论提出质疑乃至反对。但无论质疑也罢，反对也罢，都必须本着科学的精神与态度，都要摆事实，讲道理，坚持以史为据，以理服人的原则。如果洛阳专家能够拿出确凿可信的史料，足以纠正既往的结论，当然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很可惜，迄今你们似乎还没有做这种工作。如果以为靠“丝路起点在洛阳万人签名”、“申遗万里行”之类炒作做秀就能改变科学结论，那就大错特错了。科学从来具有不信邪的品格。无论是自我炒作的广告宣传，还是铺天盖地的喧嚣聒噪，甚或国际会议上的“呼吁”“争取”，以至“给洛阳一个国际的高度”的乞求等等，在科学面前统统无济于事，无非只能授人笑柄而已。 

 科学的崇高还在于它的非功利性。科学是纯洁的，学术争论不应当掺杂任何功利考虑，不应当受利益驱动，与利益挂钩。遗憾的是，洛阳专家们却显然违悖了这一原则。一位身为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专家宣称：“如果西安被确定为丝绸之路的起点，那么洛阳与丝绸之路相关的文物遗址将失去申报世界遗产的机会。如果洛阳作为起点，它往西就是西安，西安仍然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因此，争不争这个起点，对西安申报世界遗产都没有妨碍。”请听一听，此话的商业气息何等浓重！难道学术争论是一椿商业交易吗？难道丝路起点可以不顾史实，可以根据功利需要任意改变吗？很明显，这位专家嘴里的“争”，已全然不是学术争论的“争”，而是商业争逐的“争”了。持有这种态度的人，还怎能用诚实严肃的态度对待历史呢？ 

 洛阳专家的功利实用态度，在局外人眼里看得一清二楚。据《华商报》记者评述：“洛阳的做法，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输，因为洛阳需要的就是名气和关注。”此中算计何等精明！不过，若再细想一层，此话也不准确。洛阳专家们争的是城市形象。但城市形象是多侧面的，既有历史形象，更有现实形象。通过这场论争，至少洛阳的学术形象、学术品位、学术风格、文化形象已充分展示在世人面前了。得耶？失耶？输耶？赢耶？请君好生思量。或许，洛阳专家们的动机是出于对所在城市的热爱。但科学是理性的，它不应当掺杂感情的因素。先贤有言在先：“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把它套用一下，在关于丝绸之路起点的学术讨论中，信守“吾爱吾城，吾更爱真理”的原则，无疑应当是学术界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 
 
 愿以此与洛阳专家共勉。

搞错了吧，周穆天子是从洛阳出发的，这点你弄错了，所谓宗周指的是洛阳，是东周是的记录，各位有何疑问可查一下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