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生存智慧与理想主义之间——80后的精神状况
作用力比反作用力大那么一点点
旋解冻痕生绿雾，倒涵高树作金光。人间夜色尚苍苍。
——王国维《浣溪沙》
看着《孽债》长大的一代
1978年大规模的知青返城多年以来被当成是大赦天下一样的恩典去宣传，对当事人来说也许算是恩典吧，其实呢，不过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一个政策副产品。一个原因是国家恢复了高考，从举孝廉到实行科举，虽然录取率不高，但高等教育总算在入学上解除了身份和品德的限制，基本上恢复了学而优则仕的唐宋明清传统，在国计民生和文艺复兴的掩映之下，群体的梦幻狂欢和个体的功名利禄心照不宣互行方便各取所得，知识重新资本化。为了寻找市场，他们希望回城。另一个原因是农村几乎全部分田单干了，家庭重新成为基本生产单位，而不再仅仅作为单纯的社会组织，宗族观念开始复兴。作为外人的知青无以立足，只能让他们离开农村。此外当然还有观念上的变化，这些人绝大多数是以积极的理想主义而上山下乡的，目的是消除“三大差别”、接受思想教育。中央政策大变，这个计划在国家意志的高度上被取消了。在一个美好的理想破灭的同时，只能制造回城这另一个希望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尽管城市并不缺少劳动力。
知青返城尽管只是配合国家意志转轨的一个小步骤，尽管看似仅仅是返城知青个人生活的转变，但知青的返城和导致知青返城的因素所造成的连锁反应却是排山倒海。在就业机会上，回城的知识青年排挤了城市里的文盲。与知识青年返城几乎同时，合作化生产的群体性生活结束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这“三大差别”也重新凸显，出身差异从单纯的政治标签变成了与经济利益直接挂钩的户口差别。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释出了原先分工协作中的隐性剩余劳动力，“农转非”的简单理想贯穿于农村的八十年代，“卖户口”的政策则于九十年代的城乡结合部盛行，“跳出农门”的脑力外流趋势从未扭转。比如就说83年严打前那一阵子吧，农村恢复了自然经济，耕者有其田之后就饱暖思淫欲了，小农意识跟理想主义是不沾边的。城市里呢，理想的破灭导致了理想主义的不张，新的旧的意识形态都还在起作用，封建的西洋的各式各样的一些想法也都有，找不到什么主流思想。大家的情趣都跟王朔差不多，介于文人和流氓之间，是典型的小资文化生态。到21世纪初，“三农问题”成了痼疾，进城谋生的“农民工”已经近百倍于当年下乡的知青群体，农村文化则逐渐荒漠化了。
颠来倒去的批判与反思
理想主义在任何时代都有，跟具体的某一种意识形态没什么关系。如果非得找出两者之间的关系，无非就是理想主义者在社会当中所占比例的大小受到当时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所谓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是相对的两个概念。前者就是持乐观的态度，具有性善的思想；后者呢，则主张人类的天性是丑恶且贪心的，具有性恶的思想。前者引以为荣的是自己的精神品格，后者津津乐道的则是自己的生存智慧。比如说吧，改革前的意识形态是个造就理想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社会当中理想主义者的比例就比改革后的比例要高。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旧的意识形态被宣布为谬误，又经过类似从“张华救人事件”到“南京彭宇事件”的“真理大讨论”，配合以宣传家们常常拿来教育大家的那个引进狼群来促进羊群健康的寓言，新的意识形态建立起来了。前一种意识形态就是鼓励甚至强迫大家自觉做好人，在这种社会规则当中，理想主义者是没有被强迫的感觉的，在这种社会当中，如果不犯罪，是很难有危及生存的生活上的失败的。新的意识形态则强迫大家被狼追着跑，这个理论前提就规定了一部分人在生存上的必然失败，新的意识形态提倡明哲自保，不讲合作讲竞争了，为了躲避竞争的风险，之前的理想主义者当中就有很多人发觉自己如果像以前那样会活不下去的，为了生存，也就变成现实主义者了。到处是对宏大叙事的摒弃、对理想主义的拒绝、对时髦话语的执迷、对现实存在的误解。于是解放思想成了放弃理想的掩护，实事求是成为接受现实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