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孝王时期器物。1890年陕西省扶风县出土，同时出土的还有鼎、钟等器。铭文主要内容是前段追述克祖师华文辅佑恭王室事，后段叙述孝王在宋周穆王庙命氏册命夫克，赐克器物、土田、奴隶等，克因而作器。
前段有阴线格栏，故较整饰，规范严谨，后段格栏在制范时抹去。此鼎铭文字体工整，笔势圆润，堪称西周中晚期青铜器铭文的典范。铭文洋洋洒洒，无论在布局书写上，还是铸造效果上都十分精美，字体大小统一不失灵动，圆润古拙不失劲健，呈现出一种舒展、端雅的风尚。用笔道劲凝练，挺健厚重，道劲，有力，饱满。结体规整，通篇使用界格，一字一格，布局严谨，是西周中期大篆金文典范作品。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有录。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大克鼎铭文
克曰：穆穆朕文且师华父，悤襄（譲）氒心，宁静于猷，淑哲氒德。肆克龏（恭）保氒辟龏（恭）王，谏（敕）辪（乂）王家，叀（惠）于万民。（柔）远能（迩），肆克□于皇天，琐于上下，得屯亡敃（泯），易（厘）无疆，永念于氒孙辟天子，天子明（哲），显孝于申（神），巠（经）念氒圣保且师华父，（龠+力）克王服，出内（纳）王令，多易宝休。不显天子，天子其万年


其内容依大意可分成两段：
前段是克歌颂祖先师华父谦逊的品格和美好的德行，能够辅弼王室，靖远安内，周王追念其功绩，任命师华父的孙子克担任宫廷大臣，出传王命，入达下情；后段记载了周王对克的册命辞，重申对其官职的任命，并赏赐礼服、土地和奴隶，于是克叩拜谢恩，称颂天子的美德，并铸造大鼎来祭祀师华父。这篇铭文一向被视作研究西周社会史的重要史料。

准备用此图做个签名档。

左宗堂收藏过

好像因为他的仕途不顺 但被苏州一个大姓人家搭救 左为了感恩 把大鼎送个这户人家了（好像姓潘）不过这个大鼎也是左的下属孝敬他送他的 不是自己花的钱 做了个大人情而已

四年寻觅，重考大克鼎的出土时间——左宗棠的另一面
姜　鸣

2001年11月17日是星期六，我客寓在北京的一家酒店。吃罢早饭后有点儿无所事事，我拿不定主意到哪里去消磨上午的空闲。信步走出酒店大门，在搭上出租车的一刹那，我决定了去向———到琉璃厂一游。
初冬的太阳暖暖地照耀着大地，琉璃厂依然半古不新。我照例从东向西，将每家旧书店新书店逐一造访，但不光顾那些卖假古董、工艺品和新旧字画的铺肆。一圈下来，全无斩获，不免有些失望。忽然在顶西头，发现新开出一家装饰典雅的“文化遗产书店”。

我走进这家中国书店所属、兼带有展示文献字画各种版本书籍和出售旧书两种功能的特殊书店，不经意间，发现店堂中张挂着一件卷轴，正是我到处苦苦寻访的旁证，不由两眼发亮，欣喜若狂，差一点喊出“踏破铁鞋无觅处”来！
这是一卷裱有西周大克鼎金文拓片的挂轴，拓片下面，是晚清官僚兼著名学者李文田亲笔撰写的释文，文后有简单的跋语：
郑盦太保得周克鼎，命文田读之，今以意属读而已，经义荒落，知无当也。光绪十五年五月顺德李文田识
我要的，就是“光绪十五年五月”这七个字。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馆的幽幽光线，投射着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古代宝藏。其中最显赫的位置，陈列着著名的西周大克鼎。大克鼎高93.1厘米，重201.5公斤，是商周青铜器中的重器，也是上博全部青铜藏品中之最大者。它造型敦厚，纹饰精美，体积宏大，鼎腹内有铭文28行共290字，记载了周王令贵族克出纳王命，并赐以命服、土地和臣妾的内容，为研究西周晚期土地制度提供了重要史料。大克鼎原由清代工部尚书、军机大臣、著名金石学家潘祖荫（字伯寅，号郑盦）收藏。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它连同另一件重器大盂鼎，—起捐赠给国家。现在，大盂鼎收藏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而大克鼎，则是上博引为骄傲的镇馆之宝。
上博展厅的说明牌上这样写着：
大克鼎 西周孝王（公元前10世纪末）
1890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

从中国大百科全书到各种金石学著作，都说大克鼎出土于1890年即光绪十六年。我对这个结论却有怀疑。那是在四年之前，当时我偶然注意到潘祖荫死于1890年，而同时又恰巧看到陕甘总督左宗棠与袁保恒讨论向潘祖荫赠送大盂鼎的信件，以及《秦前文字之语》中所载晚清金石名家陈介祺与潘祖荫谈论大盂鼎从西安运送京师时的种种细节，于是我的眼前似乎掠过一道闪电，脑中忽发奇想，认定在19世纪的交通运输条件下，住在北京的潘祖荫要收藏一件当年在陕西出土的巨型文物，几乎没有可能。所谓光绪十六年出土之说，定有舛错。

左宗棠向潘祖荫赠大盂鼎，是向潘祖荫感谢救命之恩。这段佳话，起自咸丰九年的一个著名故事。当时，左宗棠尚未发达，在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府中做师爷。左宗棠是个恃才傲物的人，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监司大员向骆秉章汇报工作，骆让他们向左师爷请示，他也当仁不让，隐操湖南政柄，甚至代拟的奏折不经骆秉章过目就直接向朝廷拜发。而左宗棠的功名，不过是个举人。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记载，署理提督，永州镇总兵樊燮谒骆秉章，骆命他去见左师爷，樊燮只好去见，但未向左宗棠请安。“左厉声喝曰：‘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燮曰：‘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三品官也。’左怒益急，起欲以脚蹴之，大呵斥曰：‘王八蛋，滚出去！’燮亦愠极而退。未几，即有樊燮革职回籍之朝旨。”可见左宗棠的飞扬跋扈。
刘成禺又说，樊燮回老家后，书“忘八蛋滚出去”六字木牌，置于祖宗神龛之下，又为儿子延请名师，规定儿子穿女子衣裤，“考中秀才进学，脱女外服；中举人脱内女服，方与左宗棠功名相等。中进士点翰林，则焚吾所树之六字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他的儿子樊增祥果然发奋读书，光绪三年中进士，授庶吉士，成为晚清大名士，又官居江宁布政使，署理过两江总督，当然这是后话。

左宗棠的举动犯了官场的众怒。有人上奏弹劾，朝廷命湖广总督官文密查，如确有不法情事，可以就地正法。当时，肃顺将情况告诉门客高心夔，高又告诉湖南名士王闿运，王告诉翰林院编修郭嵩焘。郭与左宗棠是同乡，即请王闿运求救于肃顺。肃顺表示，此事必须有内外臣工有疏保荐，我才能说话，郭嵩焘即与同值南书房的大臣潘祖荫商量，潘祖荫为此上奏赞扬左宗棠，肃顺也说“人才难得，自当爱惜”，加上胡林翼、曾国藩也纷纷保荐，最后朝廷竟命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湘军军务，以后又让他自己招募军队，去浙江作战。
一场风波之后，左宗棠居然因祸得福，在浙江巡抚的任上开始飞黄腾达。民国学者费行简在《近代名人小传》中提及此事，认为潘见义勇为，不计祸福，方能解左氏之狱。他评价说：“同光间朝士，朴干推文祥，精毅推阎敬铭，若好贤勤事，表里不欺，则祖荫其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