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胡塞尔现象学在我国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但尽管已翻译了不少胡塞尔的著作,也有相当一批介绍和研究文章,但人们仍感到胡塞尔的思想难以把握。本文试图以简明扼要和清晰易懂的方式对胡塞尔现象学的内在线索从总体上作一个引导性的勾画,略去了其思想发展阶段等细节问题[1]。
一、胡塞尔现象学的性质
1.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康复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哲人们便力求探讨认识论上的真理、绝对真理,尽量排除“意见”(doxa)。这种精神铸造了欧氏几何等一大批学术理论成果,开创了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我们只要把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和中国古代同样的“勾股定理”比较一下,就可见出理性原理和实用(测量)规则的区别。正如罗斑所言:“东方的科学在它存在过的这许多世纪之中,甚而至于和希腊科学接触之后,都从来没有超出实用的目标,或对细微末节的好奇心,以提高到纯粹的思辨和决定原理的阶段”,而希腊人则“并不是直接着眼于行动,而是寻求基于理性的解释;是在这种解释,和在思辨之中,他们才间接地发现了行动的秘密”[2]。超越事实和自然物,自由地思考,认识自己并为自己作论证,这被古代希腊人视为最崇高的事业,最理想的精神生活。
然而,近代科学理性的兴起,逻辑和实验方法的完善化,使西方理性精神朝可操作的事实世界片面发展了。知识的异化掉转头来和自然物、人造物一起反对人自身,理性、科学从理想的生活方式跌落为技术,甚至沦为杀人的手段(如两次世界大战所表明的);真正合乎人性的生活则失去了纯正理性的指导,陷入了非理性和疯狂。西方的理性病了,而这也意味着西方的人性病了。
要治疗这种世纪病,单靠“让人间充满爱”这类软弱无力的呼吁是远远不够的。西方人有理性主义的传统,相信事物本身的规律和有说服力的逻辑,只有对理性本身进行治疗,才能给西方文化提供真正有效的免疫力,在可靠的人性基础上重建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但另一方面,对理性的治疗也不是要抛弃一切现代科技理性的成就,而是要对之进行“反思”和回溯,看看它是从哪里走到现在的片面化境地来的,并找出它最初之所以可能的根据。那个原始根据本身是健全的、合理的,只是被现代科学理性给遗忘了。现代自然科学自以为是自足的,绝对的,可以凭自己决定一切、规范一切,却没有意识到它自己首先是被规范的,是由独断的假定所支配的(如假定客观对象的绝对存在)。它从不对自己的前提和基础进行反思,却用自己的标准要求和衡量哲学,甚至认为自己就是第一哲学。
十九世纪以来,西方人开始感到这种科学主义的苍白和虚假,它远离人性和真正的生活。在艺术领域,印象派反对科学的透视法,强调色彩、感觉,主张“用自己的眼睛看”(莫奈);在文学中,意识流小说和心理现实主义兴起,也是为了用这种方式表现真正的、人性的真实。应当说,这些努力都已经开始显露出,一切科学的、抽象的、客观的真理都要以人性本身的真理为基础。但许多人却将这一方面引向了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旨在反对科学的哲学,主张“世界观哲学”[3]。胡塞尔认为,这种倾向同样是欧洲人性即理性的堕落,并指出,西方的一切非理性主义归根结底仍然是理性的,只是未达到某种(更深层次的)理性的自觉而已。没有理性便没有整个西方文化。问题是理性要突破科学的狭隘视野,扩展其地盘,深化其根基,提高其层次,在非理性和科学理性两方面都重新获得理性的自我意识。科学的概念、逻辑必须回到前科学、前逻辑的根,反之,非理性则要意识到克服自己的瘫痪状态的合理前景。
这就要求对科学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真理”概念进行一种彻底的反思和追溯,返回到古代思想的源头,即认为真理就是“显现”出来而被“看”到的东西(Eidos),是直接被给予的、自明的东西,其他一切(逻辑、概念、事物的存在等等)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并由此得到彻底理解的,是由“看”的各种不同方式决定的。因此要“回到事情本身去”(Zur Sach selbst),直接地去“看”。
一、胡塞尔现象学的性质
1.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康复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哲人们便力求探讨认识论上的真理、绝对真理,尽量排除“意见”(doxa)。这种精神铸造了欧氏几何等一大批学术理论成果,开创了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我们只要把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和中国古代同样的“勾股定理”比较一下,就可见出理性原理和实用(测量)规则的区别。正如罗斑所言:“东方的科学在它存在过的这许多世纪之中,甚而至于和希腊科学接触之后,都从来没有超出实用的目标,或对细微末节的好奇心,以提高到纯粹的思辨和决定原理的阶段”,而希腊人则“并不是直接着眼于行动,而是寻求基于理性的解释;是在这种解释,和在思辨之中,他们才间接地发现了行动的秘密”[2]。超越事实和自然物,自由地思考,认识自己并为自己作论证,这被古代希腊人视为最崇高的事业,最理想的精神生活。
然而,近代科学理性的兴起,逻辑和实验方法的完善化,使西方理性精神朝可操作的事实世界片面发展了。知识的异化掉转头来和自然物、人造物一起反对人自身,理性、科学从理想的生活方式跌落为技术,甚至沦为杀人的手段(如两次世界大战所表明的);真正合乎人性的生活则失去了纯正理性的指导,陷入了非理性和疯狂。西方的理性病了,而这也意味着西方的人性病了。
要治疗这种世纪病,单靠“让人间充满爱”这类软弱无力的呼吁是远远不够的。西方人有理性主义的传统,相信事物本身的规律和有说服力的逻辑,只有对理性本身进行治疗,才能给西方文化提供真正有效的免疫力,在可靠的人性基础上重建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但另一方面,对理性的治疗也不是要抛弃一切现代科技理性的成就,而是要对之进行“反思”和回溯,看看它是从哪里走到现在的片面化境地来的,并找出它最初之所以可能的根据。那个原始根据本身是健全的、合理的,只是被现代科学理性给遗忘了。现代自然科学自以为是自足的,绝对的,可以凭自己决定一切、规范一切,却没有意识到它自己首先是被规范的,是由独断的假定所支配的(如假定客观对象的绝对存在)。它从不对自己的前提和基础进行反思,却用自己的标准要求和衡量哲学,甚至认为自己就是第一哲学。
十九世纪以来,西方人开始感到这种科学主义的苍白和虚假,它远离人性和真正的生活。在艺术领域,印象派反对科学的透视法,强调色彩、感觉,主张“用自己的眼睛看”(莫奈);在文学中,意识流小说和心理现实主义兴起,也是为了用这种方式表现真正的、人性的真实。应当说,这些努力都已经开始显露出,一切科学的、抽象的、客观的真理都要以人性本身的真理为基础。但许多人却将这一方面引向了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旨在反对科学的哲学,主张“世界观哲学”[3]。胡塞尔认为,这种倾向同样是欧洲人性即理性的堕落,并指出,西方的一切非理性主义归根结底仍然是理性的,只是未达到某种(更深层次的)理性的自觉而已。没有理性便没有整个西方文化。问题是理性要突破科学的狭隘视野,扩展其地盘,深化其根基,提高其层次,在非理性和科学理性两方面都重新获得理性的自我意识。科学的概念、逻辑必须回到前科学、前逻辑的根,反之,非理性则要意识到克服自己的瘫痪状态的合理前景。
这就要求对科学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真理”概念进行一种彻底的反思和追溯,返回到古代思想的源头,即认为真理就是“显现”出来而被“看”到的东西(Eidos),是直接被给予的、自明的东西,其他一切(逻辑、概念、事物的存在等等)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并由此得到彻底理解的,是由“看”的各种不同方式决定的。因此要“回到事情本身去”(Zur Sach selbst),直接地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