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从帝辛对待西周看帝辛
帝辛命姬昌为公，授其征伐权。对姬昌、姬发都特别好，无比信任，真诚希望他们能维护好西方的安定。姬昌向外扩张势力，帝辛还信任他，不怀疑他。姬发“东演兵”，帝辛还信任他。帝辛相信能用自己的诚心换取他们的诚心。所以，帝辛信任西周没动摇过。不是帝辛缺少心眼，而是充分表现了帝辛用人不疑的品质。
综上所述，帝辛晚年思想超前，有改革精神，并且实行了一些有利於社会进步的改革措施。他把维护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完整，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他用人不疑，宽大为怀，以柔治国，深受人民拥戴。
不幸的是一场内外勾结的军事政变，断送了帝辛的生命，也灭亡了强大的殷国。

帝辛时期的殷周
一、帝辛时期的殷
《淮南子》曰：“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五岭以南的一带地方〉，后幽都。”又曰：“纣王兼天下，朝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宾服。”（《淮南子·主术训》）可见殷纣时期殷国是一统天下。
尽管“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宾服”，但殷的统治并非铁桶一般。
商王朝把它的统治地区分成畿内畿外两大部分。畿内是商王室直接统治的部分，畿外是众多方国分布的地区。在一些方国之间比较偏僻的山林之地和方国以外比较边远的地区，分散着一些发展不平衡的少数民族部落，这就是商王朝经治地区的基本轮廓。
邦畿之内除王都以外，有不少的城邑为王室的诸子和其他贵族的封地。这些封地和畿外的方国，性质虽然有所不同，但都要接受商王的封号，成为王室的臣属。
大小方国要向王室定期朝贡，提供力役，奉命征伐，遵守一切礼仪制度成为王室统治下的臣属之邦。
比较边远的地区，有些小国还会时服时叛。因此，殷又在畿外选一些国力强的诸侯国为方伯，负责一方的安全。方伯雄视一方，威服附近的很多小国，成为一方之长。它若顺以王室，就会成为王室的得力助手。如果它对国王怀有二心，那是非常可怕的。
殷纣时期，国内形势比较复杂。《召诰》曰“越厥后王后民，兹服厥命。”意即一开始他和臣民都还能勤勉地根据先王的命令行事。
连敌对的周人都不得不承认，帝辛初期是很敬业的。在帝辛的领导下，农业发展了，囊橐已不足盛粮，所以又盖了钜桥粮仓。珍宝多了，就盖了鹿台宝库。
后来帝辛变了吗？是变了。任何事物都在变，帝辛岂能不变？帝辛朝着什么方向变了呢？因为帝辛天资聪慧，闻见甚敏，又在领导岗位，站得高，看得远。所以，帝辛思想超前了。如：许多人卑视妇女，帝辛不卑视，还尊重，甚至还能倾听妇女意见。他对奴隶比较宽大，能干的还可做官，甚至做大官。这就影响了奴隶主做官的利益。所以，遭到了奴隶主的强烈反对。因为在确定帝辛的继承地位时就有两种意见，现在帝辛又遭贵族反对，所以一些人便乘机攻击帝辛。帝辛的新老反对者便联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帝辛的反对派。统治集团内部的不团结，加上统治结构比较松散，这就逐渐形成帝辛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混乱局面。甚至有人卖身投靠西周，更有人无耻地与周人勾结，签订卖国盟约。

二、帝辛时期的周
周是纣天下的一个小国。只有百里的土地（《孟子·公孙丑》），自称“小邦周（《尚书·大诰》），“小国”（《尚书·多士》。周原甲骨文是出土于周古公亶父迁于岐下的周原，大多是周文王时的遗文。其中一片就是周文王在商王帝乙宗庙中祭祀成汤，表示为商之属国。（徐中舒：《周原甲骨初探》）周之先祖自夏朝时就失其稷官而变戎俗（《史记·周本纪》、《匈妓奴列传》）直到古公亶父时才迁于歧下，贬戎狄之俗，筑邑定居。（《史记·周本纪》）到季历和文王时农耕有所发展，也是接受了商的农业文化所致。（郭沫若：《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诗经·豳风·七月》是较完整反映灭商前周族的民事诗，虽然有不少美化，但仍然看出氏族成员一年要不断劳动、农耕，加上田猎才能满足贵族们的需要。故“一直到武王克商以前，周大概尚在氏族社会末期父家长家庭公社阶段。”（斯维至：《早周的历史初探》）。
由于姬昌能做到“冤侮雅逊，朝夕必时，上贡必适，祭祀必敬。” 所以深得帝辛信任，帝辛赐姬昌斧钺弓矢，授其征伐大权，命其为方伯。可以说，帝辛为了征服东夷，将西方的安全大权放心地交给了姬昌。并且对姬昌信任有加，从不怀疑。西伯昌有了征伐大权之后，“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周本纪》〉西伯昌自食其愿为殷之属国的诺言，暗暗干起了与殷为敌的勾当。
三、殷周对比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殷已是发达的奴隶制社会，“周大概尚在氏族社会末期父家长家庭公社阶段。”周落后商半个社会发展历史阶段。
.从生产力来说，周远落后于商。以酒为例，酒是粮食酿造的。在殷国，不仅殷纣王饮酒，普通人也饮酒。因为粮食多，除吃之外，多有剩余，酿酒成风。在周国，生产力低下，所收粮食尚不足以填饱肚子，哪有余粮做酒？所以，酒就成了奢侈品。国家禁止做酒，禁止饮酒。因为酒做多了，就会有更多的人饿肚子。周人禁酒是其农业落后的反映，不是文王武王周公们廉洁朴素，或者有别的什么高贵品质。文王“饮酒千钟”，周公不撒酒肴就是证明。再如手工业，殷国手工业己相当发达，周国很少。所以殷亡之后，周人把殷国的手工业者瓜分了，而且待遇也比其他人高。
从领导水平说，纣兼天下，朝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宾服。（《淮南子·主术训》）周灭商之后，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无从下手领导。第二年，武王访问箕子，求教治国之术。箕子以《洪范》告之。
从法律来说，，周没有完善的法律，灭商之后，周仍以商的刑法为准则。（见《康诰》）
从礼节来说，周灭商之后，仍沿用商的礼节。（见《洛诰》）
这就是殷末时期殷与周对比的基本情况。

、周与殷的关系
殷和周是从属关系，殷包含着周，周包含在殷之中。
周原本自愿为殷的属国，理应忠于殷，尽一个属国应尽的义务：向王室定期朝贡，提供力役，奉命征伐，遵守一切礼仪制度成为王室统治下的臣属之邦。
帝辛是文王姬昌和武王姬发的领导。文王姬昌和武王姬发都是帝辛的下级，理应服从帝辛的领导，尊从帝辛的意志。
周和殷并非平等、并列关系，而是上下级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客观存在的，是改变不了的。
从社会发展和生产发两个方面讲，殷都比周先进得多。殷和周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殷没有作过对周有损害的事情，从某方面讲，周是在殷的影响、扶持下发展的。殷对周极为重用、相信、依靠。这就是殷朝末年殷周间的基本实情。我们看问题都应从这种实情出发，起码不能忘记这种实情。
一股盘根错节的反殷势力
当周武王“择车”“ 选马”率“精卒” 冒雨到达牧之野时，可以说底气很足，因为他代表着一股盘根错节拼死一搏的反殷势力，去剿杀毫无防备的帝辛一人，获胜把握极大。
这一股盘根错节的反殷势力是什么呢？
一、 以“三圣” 为代表的周国反殷势力
文王、武王、周公合称三圣，这“三圣” 究竟是什么人呢？他们是“致太平者”，还是“致大乱者”？
我们先看文王姬昌
从姬昌的父亲季历起，商周关系日益亲近。商为了结好于周人，把挚君之女大任嫁给季历，后来又把莘君之女大姒嫁给文王姬昌。（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易经》有言曰：“帝乙归妹，祉，元吉。”有人解释说，帝乙归妹是帝乙为了结好西伯，将自已的女儿嫁给他（周文王的父亲季历）。如此说来，文王姬昌与帝辛还是表兄弟关系。
帝辛对姬昌还真不错，让他做最高的官，为三公之一。让他做西伯，成为一方之长。赐其征伐大权。但文王获得征伐大权之后，并没有为帝辛维持西方的安全，而是对外用兵，伐犬戎，伐耆国，伐邘，伐密须，伐崇，扩大自己的私人势力，为灭殷作准备。
文王姬昌为取得帝辛的信任，表靣上对帝辛“冤侮雅逊，朝夕必时，上贡必适，祭祀必敬。”这种表靣是人，背后是鬼的两靣派作风，就是姬昌作风。
“在文王去世前的第七年，他受命称王，实际上已拉开了灭殷的序幕。灭殷进入了战略准备阶段。”（《牧野兴周》）当文王灭黎之后，引起商国一些人士的震动，祖伊便向纣王进谏。但纣王并没有怀疑姬昌有二心。
姬昌不念与殷的亲情关系，不顾自己曾亲自表示愿做殷的属国的诺言，不念帝辛对自已的重用和信任，一心要灭掉殷国。这就是姬昌的人格。
文王办亊很不光明正大，“修徳行善” 都不敢明着做，还要“阴” 。和这一点相连的是他的阴毒。“文王归，乃为玉门，筑灵台，相女童，击钟鼓，以待纣之失也。”（《淮南子》）这是“顺人之过，以增其恶”也。（王充语）文王对其国君，对其老表，采取如此手段，难道不是暴露了他的恶毒吗？这就是姬昌的徳。
“为臣亊君，忠之为本也。本立而后化成。冢臣於君，可谓一体。”（《忠经》）姬昌是帝辛的臣下，臣下忠君是义务。姬昌不是忠臣，而是一个大阴谋家。
“礼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见《淮南子·汜论训》）为什么文王十五岁时就有了第二个儿子武王？老百姓都知道“文王百子”。可见文王姬昌从小就是一个色鬼。周是一个小国，方不过百里，而“文王之囿方七十里”（《 孟子》） 。文王“为玉门、筑灵台、相女童、击钟鼓”。可见文王姬昌是一个极尽享乐之能事的人。
总的来看，文王是一个不知亲情，不知恩徳，以怨报徳的人，是一个言行不一的两靣派、阴谋家。装得很仁徳，骨子里卑鄙。

周国的反殷势力从文王姬昌开始，武王姬发和周公旦继承了父亲姬昌的亊业，我们再看武王。
“武王亲射恶来之口，亲砟殷纣之颈，手污於血，不温而食。当此之时，犹猛兽者也。”（《荀子·仲尼篇注》）足见武王之残忍、野蛮。
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大白之旗。己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县其头小白之旗。（《《史记》》）”王充批评武王说：“武王伐纣，纣赴火死。武王就斩以钺，悬其首於大白之旌。齐宣王怜衅钟之牛，睹其色之觳觫也。楚庄王赦郑伯之罪，见其肉袒而形暴也。君子恶，不恶其身。纣尸赴於火中，所见凄怆，非徒色之觳觫，袒之暴形也，就斩以钺，县乎其首，何其忍哉！”（《论衡》）
“武王为侈靡，令曰：‘豹檐豹裘，方得入庙。’故豹皮百金。功臣之家裘千种，而未得一豹皮。”（《续博物志》）
可见武王生活的侈靡。
《尚书·洪范》曰：“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乎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周武王灭商，可以说带有些偶然性。以一个‘小邦周’ 的力量灭了有强大势力的‘大邑商’ 之后，都不知如何办？”（《新史记·周公东征》）
可见武王是一个不会治国的庸人。
《荀子》曰：武王是“夺，然后义。杀，然后仁。上下易位，然后贞。”“杀”，“夺”，“ 上下易位”，然后装出一派正经，这就是武王。
《庄子》有言曰：“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此莫非武王之谓乎？
可见武王是一个残暴、无能、爱搞诡计的乱人之徒。
我们再看周公。
有几个人在一块喝酒，不要轻饶他们，要把他们都抓起来，送到我这里。我要把他们全杀掉。有了这样的教令，有人不怕，他们仍要犯，我要把他们全杀掉。（《酒诰》）
大罪不犯，小错不断，说明他是有意犯罪，这样的人即便罪再小，也不能不把他杀掉。（《康诰》）
这就是周公对康叔的教导，这就是留在殷都旧土上的殷民所享受的周公的德政。
这不是你封在杀人刑人，不是你封在割人鼻子割人耳朵，是上帝在杀人刑人，是上帝在割人鼻子割人耳朵。（《康诰》）
这是在教康叔如何推卸杀人刑人的责任。
周公自己说假话，还要教小小年纪的康叔说假话。
在《召诰》中，周公对成王说：“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意即希望成王不要和小民一起放纵自己的行为而不遵法度，也要敢於用刑杀的办法治理小民，这样才能获得成功。
这是周公对成王的教导。教导成王要胆大起来敢於杀人。
公开大胆地教唆年轻人杀人，教唆年轻人说假话，仁何在？德何在？
“（周公）乃奉成王命，东征克殷。杀禄父，践奄诛其君。戮管叔，杀蔡叔，降霍叔为庶人。”（《金楼子》）
周公不仅杀别人，对自已的亲兄弟也绝不放过。
“周公诛管蔡，孔子诛少正卯，是无恻隐也。”（《叔苴子》）
以上记载充分说明，周公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侩子手。
“姬旦酒肴不彻，故能制礼作乐。”（《抱朴子·酒诫》）
“周公之佐成王也，希膳不彻於前，钟鼓不解於悬，而歌雍咏勺。”（《子华子》）

周公根本不让别人喝一杯酒，自己却酒肴不彻，口口声声喊“明德慎法” ，自己却杀人成性。周公实际上是一个好话说尽，坏亊做绝的伪君子。
“胜书能以不言说，而周公能以不言听。此之谓不言之听，不言之谋，不闻之亊。殷虽恶周，不能疵矣。口吻不言，以精相告。纣虽多心，弗能知矣。目视於无形，耳听於无声。商闻虽众，弗能窥矣。”（《吕氏春秋·精谕》）在阴暗的角落里搞阴谋诡计是周公的拿手好戏。
杀人、吃喝、阴险、狡诈、搞阴谋诡计的行家里手，这就是周公。
文王、武王、周公，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圣人，论人格、品徳，不及常人。他们根本不会“致太平”， 只会制造混乱。他们滥用帝辛给予的权力，无端侵略他国，他们在殷国制造混乱，勾结殷帝辛的反对派搞政変，又搞什么二次东征，大迁殷遗民，镇压殷遗民。哪一件是“致太平” 的呢？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对失败者，“天下之恶尽归焉”。对胜利者，“隐其恶而扬其徳美，立其功烈而传之於久远。故天下皆称圣帝至治。”（《新书·立后》）
二、以“三仁”为代表的反殷势力
微子、箕子、比干合称三仁。
“三仁”实际上原来都是帝辛依靠的重臣，也都是帝辛的亲戚。由于帝辛的改革，引起了他们的不满，最终他们都成了帝辛坚决反对派。
微子反对帝辛，散布帝辛的谣言，散布亡国论。后来又以“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为条件，与武王签订盟约。“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一於共头之下，皆以一归。”微子在共头城背叛了自己的祖国，投靠了武王。
微子的卖国行为，唐代柳宗元就看出来了。他在《箕子庙碑》中指责微子“委身以存祀”。
微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叛徒卖国贼！
比干、箕子他俩与微子有不同，他俩个不是叛徒，不是“委身”者。
比干“进死以拼命”，和帝辛拼命对着干。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者死，忠之至也。’进谏不去者三日。尽管历代人们对比干评价很高，称他为“谏臣祖师”，“忠谏”， 但他的行为不但“无益吾祀”，反而有害。
箕子反对帝辛，但他不与帝辛拼死对抗，也不在群众中散布帝辛的坏话，也不抛开帝辛而去，他说：“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於民，吾不忍为也。”但他去装疯卖儍，同样“是彰君之恶而自说於民”。
“三仁” 表现形式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帝辛的反对派。由于他们的反对，给帝辛的统治带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给周人以可乘之机，特别是微子，勾结周人危亡国家。殷朝的灭亡，他们都应负大小不同的责任。称微子、箕子、比干为三仁，颇不恰当。
《抱朴子·官理》曰：“殷辛之临三仁，欲长驱远骛，则辔急辕逼；欲尽规竭忠，则祸如发机。所以，车倾於险涂，国覆而不振也。故良骏败於拙御，智士踬於暗世。”这就恰当地说明了三仁与帝辛的关系，三仁与殷亡的关系。
三仁均有较大影响，均有众多随从，势力不可小觑。

牧野政变
古人讲“牧野之战”详细者，莫若《吕氏春秋·贵因》。
《吕氏春秋·贵因》曰：“武王固知其无与为敌也。因其所用，何敌之有矣。武王至鲔水，殷使胶鬲候周师，武王见之。胶鬲曰：西伯将何之？无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将之殷也。胶鬲曰：曷至？武王曰：将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报矣。胶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军师皆谏曰：卒病，请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胶鬲以甲子之期报其主矣。今甲子日不至，是令胶鬲不信也，胶鬲不信也，其主必杀之。吾疾行以救胶鬲之不死也。王果以甲武子至殷郊。殷已先陈矣。至殷，因战，大克之。”
武王本来就知道自己不是帝辛的对手，不敢与帝辛打。
但是，后来有人告诉武王发，殷军可以作其内应，不用他动手，仅殷军便可杀纣灭殷。武王有了殷国反叛势力的全力支持，凭借殷人为自己效力，所以就敢了。
《史记·殷本纪》：“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周武王於是遂率诸侯伐纣。”
武王兵至鲔水，殷已派曾与武王签订过盟约的胶鬲已经在鲔等候了。武王接见了胶鬲。
武王与胶鬲谈了些什么呢？武王与胶鬲商定了时间――甲子日。地点――殷郊。方法――殷军倒戈，以开武王。计策已定，武王“令胶鬲以甲子之期报其主”，以作准备。
有人会说，在文中没见“殷军倒戈，以开武王”啊。请看：
武王在《牧誓》中明确告诉大家：“弗迓克奔，以役西土。”“战斗”开始，“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武王“鼓之而纣卒易向，遂乘殷人而进，诛纣。”战前武王告诉大家，对前来投降的殷军不要杀死，要让他们为我们服务。战斗刚一开始，殷军便倒戈以战。可见“前徒倒戈” 正是武王与胶鬲约定好的“作战”方案。
武王命胶鬲速回，报告其主，作准备。
武王在行军路上，“天雨，日夜不休。”“卒病”。在这种情况下，武王“遂选马而进。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厌旦於牧之野。”“武王以择车百两，虎贲之卒四百人，先庶国节窥戎，与殷人战乎牧之野。”
武王采取了“择车”“选马”的得力措施，带领精兵，才如约至殷郊。
“武子至殷郊”见“殷已先陈矣。”可见胶鬲回殷之后，根据与武王商谈的内容，做了充分的准备，并且在武王到达之前已“先陈”。
再看战斗经过。
周人“鼓之而纣卒易向”““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
武王“遂乘殷人而进，诛纣”，“因战。大克之。”周人凭借先阵的倒戈殷军，将帝辛打得大败。
“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荀子·儒效篇》〉
以上就是古人为我们描述的所谓牧野之战的基本情况。

再说牧野政变
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看看所谓的“牧野之战”是不是牧野政变，那就是战事本身存在的一些矛盾。
一、时间与事实的矛盾。
《新资治通鉴·商纣“**”丧国》曰：据说，当周武王兵逼商都朝歌只距70里时，商纣王才停止了歌舞宴乐，组织抵。
《中国史稿》曰：距纣都朝歌只差七十里了，到这时商王宫廷才得到消息。
武王到达牧野之后，帝辛才得到武王来战的消息。这一点是大家的共识，无论你是从哪一个角度来肯定这一点。这一时间的确定，带出了诸多问题：
1、既然武王到达距朝歌七十里的地方时，帝辛才得到消息。说明告诉周殷可作坚强内应者，去西周请兵者，“使胶鬲候周师”者，殷早於武王到殷郊布阵者，不是帝辛。
那么，他是谁呢？
2、既然武王到达距朝歌七十里的地方时，帝辛才得到消息。那么，“殷已先阵”的殷军也不是帝辛的军队。那么，这支殷军是谁的呢？
3、既然武王到达距朝歌七十里的地方时，帝辛才得到消息。帝辛怎么能在一个早上组织七十万或十七万军队呢？
即便说帝辛真的组织了军队，那么，刚刚一两个时辰组建的军队，又是怎么做到“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造成大军团投降并为敌人服务的？
即便他们愿意服务，武王怎么敢让他们服务？
4、“武王固知其无与为敌”，又是谁告诉他可以凭借殷兵打败帝辛？结果武王气粗了――“何敌之有”？遂率兵“伐纣”。
这说明，“殷”与武王平时战前战中始终在暗中保持着密切联系。岂不证明殷国内部暗藏着一个强大的卖国集团？这个卖国集团与武王勾结搞军事政变。
二、武王从西周一路走来，“走”出了不少问题。
1、“殷”怎么知道武王出兵了，又是怎么知道武王的行军路线的？
2、武王的军队浩浩荡荡向东走了千里，直到武王“至殷”，住在京城的帝辛竟然毫无知觉。是烽火台上的人同时死绝了，还是有人阻止不让报警？
3、武王走到距殷都朝歌七十里的牧邑，并未歇足，继续向殷都进发，到了牧之野，殷之郊，才停了下来。〈“王果以甲武子至殷郊。”〉武王整顿军队，誓师。然后继续前进，直至“至殷”。 “至殷”就是到了殷都的城下。兵临城下，表示危险。武王的军队怎么能直至殷国城下？
如果不是内外勾结，怎能是如此情景？
三、“战争”中的奇观：
1、武王的军队冒雨强行军，最后还是不行，不得不“择车”“选马”而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可以说周军己疲惫不堪，不堪一击。从武王说，他怎么敢以疲惫之师，迎战坐以待敌之师？这是用兵大忌。从殷来说，“先阵”的殷军为什么不向立足未稳、疲惫之极的周师开战？
2、为什么已先阵的、以逸代劳的殷军不主动先鼓，反倒要武王“鼓之”，而自己被动？
3、胶鬲与武王己经晤谈，胶鬲回殷之后，是备战还是备降？为什么殷军一个回合也没打，便倒戈以战？这岂不证明这支“殷”的军队是叛军？
4、“鼓之而纣卒易向，遂乘殷人而进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荀子·儒效篇》〉武王去伐纣，打仗靠殷人，杀纣是殷人，武王却兵不血刃。岂非怪事？。
5、“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於郊。”被灭之国的百姓见了入侵者，不但不惊慌害怕，反而“咸待於郊”欢迎入侵者。岂不反常？
世上哪有如此的“战争”？如果不是内外勾结，怎能是如此情景？
如果我们把“牧野之战”看成一场普通的战争，以上问题怎么解释？
如果把它的本质揭露出来，以上问题就变成了自然，不是问题了。
微子请人来“伐”，然后自己兵变，倒戈向着帝辛冲杀。人家武王“兵不血刃”，“不耕而获”。〈《吕氏春秋·贵因》〉难道这不是微子搞的军事政变是什么？微子与武王合伙合作，不是内外勾结是什么？

三说牧野政変
关于“牧野之战”的一些传统说法，我认为有商榷、澄清的必要。
一、《史记 周本纪》曰：“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后来有人认为七十万太多了，于是改为十七万。
这种改动本身就有一种心虚。为什么改为十七万？依据是什么？
帝辛征东才十万大军，牧野“战场”帝纣的军队既不可能有七十万，也不可能有十七万。可以说基本没有帝辛的军队。为什么？
1、没有时间。“距纣都朝歌只差七十里了，到这时商王宫廷才得到息消。”周武王到达殷郊牧野，随即就誓师，“开战”，“战争”当天结来。“据考证”“约公元前1045年，殷历正月间，帝辛从山东人方回殷都朝歌过年”。（文叶雨蒙：《殷人东渡美洲》）帝辛既无自卫的思想准备，又无物质准备，帝辛即便是神仙，在一个早晨他也不可能组织、武装七十万或说十七万军队，并开赴战场。
2、没有条件。帝辛总共十多万军队，都在东夷，国内基本无兵。这一场在帝辛不知情的情况下突来的“战争”，帝辛在一个早上，去哪里找人？去哪里找军官？去哪里找武器？怎么能组织那么多军队？
3、有人说帝辛的军队“前徒倒戈”。一个早上，多少万支“戈”从何而来？有人说纣师“傍戟而立”，一个早上，多少万支“戟”从何而来？不要说戈、戟，一个早上砍七十万根顺手的木棍，也是办不到的。
二、有人说：商王纣仓忙出兵应战，那些被迫从军的奴隶，一到阵前，便倒戈起义，引导周军攻入朝歌，商王纣见大势己去，自焚身死，商亡。
宎际上奴隶兵倒戈不存在。
1、奴隶军的说法完全是今人的猜想，缺少依据。前面已经说过，牧野“战场”没有帝辛的军队。奴隶军当然不存在，所以，“那些被迫从军的奴隶，一到阵前，便倒戈起义”的事，当然也不存在。更不存在武王的“兵力比纣小得多”〈《中国通史简编》〉的问题。
2、更有人说：“商纣王的军队虽然很多，但商军是由奴隶和贫穷自由民组成的，他们对周人并无敌意，反而把周人看作自己的救星。”〈《中国史纲要》〉“欢迎周对自已的拯救。”〈《中国通史简编》〉
这更值得商榷。武王对奴隶实行的是“有亡荒阅”政策，帝辛实行的是解放奴隶政策。帝辛的奴隶政策比周的奴隶政策要宽松得多。所以，许多奴隶都逃到殷国去。如果哪个奴隶干得好，帝辛还让他们当官。这些奴隶怎么会对帝辛不满，而把周看作自己的“救星”呢？逃周还逃不脱呢，怎么会“欢迎周对自已的拯救”呢？
3、战场上是有战场纪律的。周武王在《牧誓》中就告诉他的军队，要几步一整顿，如果谁不努力作战我就杀死谁。更不要说倒戈。纣王的军队就没有军纪？谁想倒戈就倒戈？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战场有战场纪律，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随便倒戈的。大规模的军队倒戈，事前没有严密的组织，周到的行动安排，更是根本无法办到的。
纣王的征东夷部队同样有奴隶和自由民，为什么纣王不在跟前，他们作战很努力，甚至殷亡之后他们也没有投降周人。由纣王亲自领导，又在自已的都城之下，反而“易向”。这可能吗？
从另一个方面说，难道武王就不怕“殷军”是诈降？他就不怕被“开”到绝路上？如果事先不约定好，即便降兵“以开武王”， 武王也不会相信他们。事实是前徒倒戈以“开”武王了。说明武王了解这支倒戈的部队，是事先联系好的。
三、有人认为，“前徒倒戈”，那并不是商人出了汉奸，而是俘虏兵调头了。
“俘虏兵调头”的问题前边已说过。仅谈商人是否出了汉奸。
如果不是商人出了汉奸，那么，胶鬲、微子与周人签的两份盟约是什么性质？
如果不是商人出了汉奸，为什么帝辛得知武王来犯之前，就有人知道武王出兵了，并派胶鬲到鲔水“候周师”？
如果不是商人出了汉奸，武王行军千里，为什么没有一座烽火台报警？
如果不是商人出了汉奸，为什么武王的军队直接开到了殷都城下。


如果不是内外勾结，“殷军” 怎么会前徒倒戈以开武王？
如果不是内外勾结，为什么太师疵少师疆一到周国，武王就“遂” 出兵？
如果不是内外勾结，武王怎么会知道，战斗一打响殷军就会投降，而且要为他服务？所以他要求他的兵士“弗迓克奔，以役西土。”
如果不是内外勾结，有内应，以下这些话如何理解？
“武王固知其无与为敌也。因其所用，何敌之有矣。”（《贵因》）是谁告诉武王殷军为其“所用”
“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陈矣。至殷，因战，大克之。”（《贵因》）哪有侵略者凭借被侵略者的军队打败被侵略者？
“适令武王不耕而获。”（《贵因》）谁令侵略者“不耕而获”？
“武王……兵不血刃而克商诛纣。”（《尉缭子·武议》）哪有入侵者“兵不血刃”而灭掉被入侵者？
“武王之诛纣也，……鼓之而纣卒易乡，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无首虏之获，无蹈难之赏。”（荀子儒效篇）武王灭殷反而“乘殷人而诛纣”岂非怪事？
《多士》曰，王说：“我要说：‘是你们无视法度，我们并没有先进攻你们，是你们在自己的都邑，首先发难。’我考虑上天既己降下大祸给殷，所以也就不再治你们的罪了。”（王世舜《尚书译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7）
这句“我们并没有先进攻你们，是你们在自己的都邑，首先发难。”的话，怎么解释？
连姬旦都说殷国出了叛徒，出了汉奸，“在自己的都邑，首先发难。”我们有什么理由否定呢？！
周军战斗力很弱。“文王伐崇，崇军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复伐之。因垒而降。”（《说苑》）《孟子》曰：周公“伐奄三年” 。武王也自知不是帝辛的对手。周军连一个小小的崇国都不能一下子拿下来，伐奄要三年，如果没有内应，他怎么能用疲惫之兵，在一个早上，“兵不血刃”，不种而获，拿下一个大商国呢？
牧野政变是一个历史事实，很难否认。古人“父为子隐，子为父隠，《春秋》为贤者讳，为尊者讳，是无是非也。”〈明庄元臣《叔苴子》〉《春秋》为贤者讳，为尊者讳，对所谓“三圣”、“三仁”的卑劣行为讳，讳，讳！对帝辛是“天下之恶尽归焉”。一个是恶尽讳，一个是恶尽归。“是无是非也”。许多历史真相被掩盖了，搞混了，搞乱了，搞错了。
但纸包不住火。在大的问题上，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们通过对比甄别，终能辨出是非。
把牧野政变变成常规战争――武王伐纣或叫牧野之战、牧野大战，许多问题没法解释。还其本来面貌――一场军事政变，这些问题便迎刃而解。
还历史本来面貌。

荆轲剌秦王，上路时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人们说荆轲悲壮。纣王比荆轲更悲壮！
项羽在垓下，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至！骓不至兮若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人们说项羽悲壮！纣王比项羽更悲壮！
殷纣王的殉国是一时的冲动吗？殷纣王被骗至牧野本来是杀敌的，一看前徒倒戈的阵势，知道形势不妙，于是就取守势，在退往鹿台的路上，遭到强有力的追杀，纣王和他的卫队杀到血流漂杵的程度，才回到鹿台。武王久攻不下鹿台，才决定铣断金牛岭，打开缺口，放出湖水，从四边包抄鹿台。在寡不敌众，外无援兵，内无补给的情况下，纣王毅然选择了殉国。难道纣王不知道火烧的滋味吗？他却引火烧身。如果淮南王记述的是事实，纣王临死前还冷静地回忆自己的过错：不该不把文王杀死。这是一时的冲动吗？如果说纣王一时冲动上战场，一时冲动身斗，一时冲动不求饶，一时一时加起来还是一时吗？
纣王的死是对殷国尊严的悍卫！
纣王的死是对自身人格的悍卫！
纣王的死是对叛徒的鞭笞！
纣王的死是对忘恩负义，背信弄义者的反抗！！
有对比才会有鉴别，我们不妨再看看微子。微子是殷之叛徒，武王之走狗，同时他也是牧野军事政变的设计师，可以说微子是周武王的恩人。如果不是微子在内部策应，武王敢伐纣吗？他伐得胜吗？这时，微子应该有功臣感，可以胆大气粗了。然而，微子在武王面前是什么样呢？
《史记·宋微子世家》曰：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
一副奴才相！
人终有一死，或轻如鸿毛，或重如泰山。殷纣王是为殷国而死的，他的死如泰山一样重。
从纣王的死，我们看到了一个高大、英勇、气魄、坚定，充满英雄气慨的殷纣王。
有人说殷纣王沈湎酒色。从纣王的死，你看到酒鬼的形象了吗？你看到色鬼的形象了吗？没有。我们看到的是英勇的武士，一位高大的具有高度爱囯主义的英雄。
有人说殷纣王不问国事，只顾享乐。请问，殷纣王既不怨天，也不忧人，他坚定地为国而死，有这样不问国事的国君吗？有几个只顾享乐的国君会为国而死呢？
殷纣王为国连性命都不要了，却落了一个“**”的臭名，被辱骂了几千年。那些卖国者，叛徒，都戴上了圣贤的桂冠，被崇尚了几千年。这不是历史的颠倒是什么呢！
有人说，微子是商纣之庶兄，是商王朝末年的贤臣。他贤在什么地方？贤在与武王签订卖国盟约？贤在派胶鬲去与武王密谋前兵倒戈的牧野军事政变？贤在对武王卑躬屈膝？
有人说，胶鬲，殷贤臣也，自殷适周，佐武王以亡殷也。殷之叛徒，帮助周武王灭亡殷国，这还叫殷之贤臣，这是什逻辑？如果这种逻辑成立，那么什么叫叛徒呢？什么叫卖国者呢？
殷纣王死了三千多年了，他死得悲壮，死得光荣。难道我们不应该从纣王之死中悟到一些什么吗？
有人说：“谈到牧野之战，自然会想到周武王的英勇善战，商纣王的无道而亡。其实在牧野陈前倒戈的商军，亦为识时务的英雄。”
我们姑且不论武王是否英勇善战，也不论纣王是否无道，只说时务。
什么叫“时务”？时务谓当世的要事。
那么，请问，当周国要灭亡殷国的关键时刻，殷国的要亊是什么？是保卫国家。殷国军队就是保卫殷国的。在这保卫国家的要亊的关键时刻，殷军应该奋不顾身，保卫殷国。这才是殷人殷军的时务。
身为“商军”，在殷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不保卫自己的国家，却投降敌人，帮助敌人灭亡自的国家，杀死自己的国君。这叫识时务吗？
在保卫自己国家的关键时刻，不保卫自己的国家，却投降敌人，倒戈以战，这是什么？这是投敌，这样的军队是叛军。称这样的叛国“商军”为“亦为识时务的英雄。”这是什么逻辑？
该文又说：“牧野阵前倒戈的商军，离开黒暗走进光明，背弃黒暗走向光明，实乃英雄之辈所为也。”
我们还姑且不论周是否光明，殷是否黒暗，仅就当国家危亡时刻，军人应持什么态度来讨论这一问题。即便说周先进、光明，即便说殷黒暗、落后。难道一个国家的军队，可以因自己国家黒暗落后，就不保卫自己的国家，背弃自已的国家，去投降所谓先进光明的敌军，反过来帮助敌人灭亡自已的祖国吗？难道因为它离开了自己所谓黒暗落后的祖国，投降了所谓先进光明的敌军，它就进入了“实乃英雄之辈”的行列了吗？
殷纣王是好是坏，历来都有争论；周武王是好是坏，历来也说法不一。我们可以各持己见。但对如何保卫祖国这一原则问题，要搞清楚，不可混淆，不能搞投降有理，叛国有功这一套。
殷国和周国毕竟是两个国家，尽管地位不同。爱国还是卖国是大非问题，马虎不得。不能因为你认为纣王不好，就搞叛国有理，就把叛军称为英雄。
如果牧野阵前倒戈的商军实乃英雄之辈所为。当时在牧野抗击武王入侵的殷人殷军，我们应该怎样称谓他们呢？
殷纣王的历史功绩是磨灭不了的。
殷纣王为国捐躯殉国也是不可抹杀的。
牧野阵前倒戈的商军，不仅不是英雄，叛军的帽子也是难以摘掉的。他们已被订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是，武王并不放弃。
武王已克殷，后二年，武王又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史记 周本记》）武王在纣王的反对派这里，在被纣王关在监狱里箕子这里，也没得到纣王的“**”。
武王苦苦寻找了二年，竟没寻找到纣王的“**”。真是太难了。
转眼，武王死了。
转眼，周公二次东征了。
转眼，又三年过去了，周公东征胜利了。
周公派康叔到朝歌建立卫国。因为康叔年龄小，周公唯恐康叔上任之后出差错，便给康叔下了三份诰书，教他如何执政。
如果周公掌握了纣王的暴虐，他会告诉康叔，让其引以为戒。然而三份诰书均未讲出纣王的任何暴虐。只是说，你“到殷的故土，要广泛地寻求殷商过去圣明国王的治国之道，用以治理臣民。你要很好地考虑殷商遗老的思想动态，要研究一下他们究竟要干什么，这样，你就会知道应该怎样治理才能使他们顺服了。”（《尚书·康诰》）
《康诰》是康叔到朝歌上任之前，周公对康叔的训诫之词。如果周公抓住了纣王的“残暴事果”，那么，周公就会、也应该把纣王的“残暴事实”告诉康叔，使康叔引以为诫。然而没有。
《酒诰》是周公给康叔下达的有关饮酒的政策。在这篇文诰中，周公抓住殷人饮酒，纣王饮酒这一点，对纣王大加指责。并且说，纣王和他的臣民都放肆地饮酒，酒气都冲到天下了。最后得出结论说，酒气被上帝闻到了，上帝一气之下便灭殷了。
你看，周公抓住殷人饮酒，纣王饮酒这一点，是多么地能自由发挥啊！酒气都冲到天上了，真会夸张。如果周公真的抓住了纣王的残暴事实，那真不知道会夸张到什么程呢！
《多士》是周公向殷遗民发布的诰令。周公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殷遗民，我为什么要灭亡你们殷国，纣王犯了多少、什么样的罪状。这样把纣王的罪状一一列出，让殷人自己说纣王应不应该灭。但周公没能作到。周公只是对殷遗民反复说的是：你们这些殷国的遗民，时运不佳，上天把丧亡的大祸降给你们殷国。我们周国帮助上天行使命令，奉着上天圣明而威严的意旨，用王者的诛罚，命令你们殷王终止帝业。现在我要告诉你们这些殷国的遗民，不是我小小的周国敢夺取殷国的大命，因为上天不把大命给予那些善於说谎而又胡作乱为的人，所以才辅助我周国。假如上帝不给我们，我们是不敢妄求这个大位的。上天是圣明而威严的，我们下民只有本着上帝的意旨行事。”
周公面对殷遗民没有说纣王半点残暴事实，把灭殷的责任完全归给了上帝。
特别是周公又对殷遗民说：“你们这些殷国的遗民听着，现在我周王奉上天神圣的命令，命令说：‘灭殷。’我们完成了这个命令，并报告给上帝。上帝要你们服从我的统治，不许怀有二心，但你们一定要和我王家为敌。我要说：‘是你们无视法度，我们并没有先进攻你们，是你们在自己的都邑，首先发难。’我考虑上天既己降下大祸给殷，所以也就不再治你们的罪了。” （《多士》王世舜《尚书译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7）
这里周公除了不承担“弑君”的责任外，又推给殷民一点，“你们在自己的都邑首先发难”。这就把微子搞牧野政变的老底暴露出来了。
可见周公经过多年的努力，直到周公死，并未找到殷纣王的“残暴事实”。尽管周公能言善辩，面对殷遗民的反抗，面对殷遗民的责问，他说不出灭殷的理由，显得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可见纣王确实没有残暴事实。
当时人，当事人都找不到纣王的“残暴事实”，三百多年过去了，春秋末年，才有了纣王的“**”。再后来，什么“炮烙”、“醢”、“脯”、“折胫”、“剖心”、“苏妲己”、“肉林酒池”等等。
可见纣王的“残暴事实”源自春秋末年，并且不是源自纣王本人所为，而是源自后人的编造。这样的“残暴事实”可信度有多高呢？零！
尚无文字记载，只在有些人口头乱传时，面对为纣王造罪的情况，当时，纣王的乡人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愤愤不平地谴责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尽归焉。”（《论语·子张》）
正是由于子贡的抗议，为纣王讲公道话，所以《论语》坚持了公道，没有为纣王横加不实之词
几百年之后的人，没有任何依据，将“天下之恶.”强“尽归”给帝辛的不实之辞，我们怎么会信以为真呢？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说：纣王“是一个有名的暴君，则是无疑的”呢？
《风俗通·孝文帝》曰：世之毁誉，莫得其实。审形者少，随声者多，或至以无为有。故曰尧舜不胜其善，桀纣不胜其恶。桀纣非杀父与君也，而世有杀君父者，人皆无道如桀纣。
我们要做“审形”者，莫做“随声”者，要“得其实”而后言。
还纣王一个历史的真实！

究竟谁残暴
有人说：“纣颠倒黑白，无故诛杀大臣贤良”。又说：“纣为了对付政敌刑法特别残酷，设炮烙之刑，贤良大臣，或不言，或逃跑 ”。
杀人是最残暴的，它可以作为残暴的标志。
帝辛杀了几个人呢？古人所举例子就是剖比干，醢九侯，脯鄂侯。没有其他例子了。况且，醢谁脯谁还说法不一。不论怎么说，人们点名的，帝辛合计杀三人。
我们再看被称为“圣人”的武王、周公。
“武王亲射恶来之口，亲砟殷纣之颈，手污於血，不温而食。当此之时，犹猛兽者也。”（《尸子》）
武王伐纣，纣赴火死。武王就斩以钺，悬之首於大白之旌。齐宣王怜衅钟之牛，睹其色之觳觫也。楚庄王赦郑伯之罪，见其肉袒而形暴也。君子恶不恶其身。纣尸赴於火中，所见凄怆。非徒色之觳觫袒之暴形也。就斩以钺，悬乎其首，何其忍哉！（《论衡·恢国》）
这是古人对武王的揭露与谴责。
周公东征，诛武庚，杀兄弟管叔蔡叔，囚霍叔。这一次合计杀三人囚一人。
“周公诛管蔡，此於弟无厚也，推此言之，何厚之有。”（《邓子·无厚》）《叔苴子》指责其“是无恻隐也。”然而却有人说：“周公杀兄，犹之为仁。”
周公告诉康叔：如果有几个人聚在一起喝酒，你对他们不要客气，统统抓起来，一个不留。你杀不了，给我送来，我把他们统统杀掉。
周公还告诉康叔：有的人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说明他是有意的。这样的人也不能不杀。
周公告诉成王说：你要学会杀人，这样才会成就大事业。
可见，杀人，是周公的一个信条。要成就大业，就要杀人。不杀人，就成就不了大业。
周公告诉殷遗民：如果你们不服从我们领导、指挥，不好好为我们周人服务，我就会把天对你们的惩罚降到你们头上。就是说，不好好为我们周人服务，我对你们殷遗民就不客气了，该杀就杀，或者说想杀就杀。
周公究竟杀了多少人，我们是无法用数字统计的。在他的教导、纵恿下，成王、康叔杀了多少人，我们更无法统计。
周公自己杀人，纵恿别人杀人。对敌人要杀，对兄弟也要杀。杀“群饮”者，杀小错者，杀不听话、不好好为自已服务者。周公对有罪者要杀，对无罪者还要杀。
帝辛和“圣人”周公相比，谁残暴？
“纣为了对付政敌刑法特别残酷设炮烙之刑，贤良大臣，或不言，或逃跑。”
炮烙了谁？无人举出例子。
“贤良大臣或不言或逃跑”。史书上称殷之贤良大臣者，非叛徒、内奸即帝辛的反对派。如微子、胶鬲、向艺、太师痴、少师强之类。他们不是逃跑，是投敌。
周公教康叔割人耳朵、割人鼻子、挖人眼睛。还骗康叔说：这不是你在割人耳朵、割人鼻子，这是上帝在割人耳朵、割人鼻子。
周公不仅自己杀人刑人，还教别人杀人刑人，还教人推脱责任。
事实证明，武王周公们比帝辛不知要残暴多少倍，被后人指责为“残暴”的帝辛，其实并不残暴，反而很温和

从《酒诰》说起
《酒诰》是周公告诫康叔应该如何对待饮酒的问题。它首先讲戒酒的重要性。其次，从反靣总结殷商灭亡的教训。指责“后嗣王酣身”。
“后嗣王”明显指帝辛，但为什么不直说帝辛，像《牧誓》一样“今商王受”，而偏要绕弯讲“后嗣王”呢？
“嗣王酣身”的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周公说：“我闻亦惟曰：在今，后嗣王酣身”。
“后嗣王酣身”的说法原来是周公听来的。
既是听来的，可信度就不高。把道听途说当事实，就是不负责任。
“后嗣王酣身”造成人怨天怒，上天将“亡殷的大祸降给殷”，结果殷亡了。上天亡殷的说法，今人一看便知是骗人的鬼把戏。
况且，如此严重的灭国大罪为什么殷亡之前周公竟未“闻”呢？殷亡前，周人派大量人员到殷国探听消息，搜集帝辛的罪过。为什么帝辛的“亡国”之罪――“酣身”，竟没搜集到呢？如果搜集到了，为什么《牧誓》历数帝辛“罪状”时，竟只字未提呢？为什么武王们进入纣都朝歌之后，还要寻找殷亡的原因呢？
可见帝辛生前并不存在“酣身”一亊。
为什么殷亡五六年之后，周公又听到了帝辛沉湎於酒呢？答案只有一个：无中生有。
在卫康叔上任的时候，周公为什么对他专门讲饮酒问题呢？
酒是一种用粮食酿成的饮料，在古代，粮食是造酒的基础。只有农业生产发展了，人们除了吃饭，有了剩余的粮食，方可做酒。
从某种意义上说，酒的多少也标志着一个国家生产发展的水平。一个国家，如果生产力低下，粮食少，国君为了保住老百姓不被饿死，就要限酒或禁酒。如周，生产落后，劳动人民辛苦一年仅可维持生活。没有多余的粮食做酒。作为国君，也不得不在民间禁酒，以免由于大量做酒，消耗更多的粮食，造成人民的更大贫困，甚至饿死。所以，西伯昌禁酒，把酒作为侈奢品，禁止人民饮用。但姬昌对自己并不禁酒，“饮酒千钟”。〈《论衡》〉
纣王时期殷的农业发达，生产水平高，人们有余粮做酒，所以，殷人多饮酒。纣王不用在民间禁酒。
“文王饮酒千钟”。因为周公的父亲爱饮酒，而且大量饮酒。周公看到了大量饮酒的危害，会出洋相，甚至会误大事。殷人爱饮酒，周公怕他小小年纪的弟弟到朝歌之后，像父亲一样染上大量饮酒恶习，所以拿帝辛开刀，用“听说”引入。
这个问题从最后谈戒酒的措施时，也可以看出一点端睨。
除了要求大家强行自我戒酒外，周公对康叔说：“‘群饮。’汝勿佚（放纵），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酒诰》）
周公二次东征之后，大谈饮酒，并且对参与“群饮” 者格杀勿论。那么，周公对“群饮” 者 为什么如此痛恨？为什么要下如此之重的毒手呢？
这令人想起了被“三监”监视的殷遗民。殷国有酒，失国之后的殷遗民，失去了自由，沦为了奴隶。他们以酒浇愁。他们聚会饮酒，发泄痛苦，发泄悲愤。甚至研究报复。后来殷遗民愤怒了，叛乱了。这给周人带来危机。所以周公痛恨酒，痛恨“群饮” 。
由痛恨酒，痛恨“群饮”，到痛恨殷遗民，直到痛恨帝辛。帝辛岂能不饮酒，帝辛岂能不沉湎酒！
后来，就有人大讲帝辛沉湎酒色，搞什么新花样，长夜之饮，酒池肉林等。《史记》指责纣王“好酒淫乐”，“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今天还有人深信帝辛嗜酒如命，还分析说帝辛酒精中毒，铅中毒。这样的人，“学问”真是太大了。
但是汉代的王充就不信帝辛沉湎酒色，搞什么长夜之饮，酒池肉林。他从帝辛本人特点，酒与人体健康，操作细节等方靣，驳斥了从酒方面对帝辛的攻击。
那么，纣王是否是一个酒鬼呢？
王充是这样回答的，他说：《传》语曰：桀纣垂腴尺余。“纣为长夜之饮，糟邱酒池，沉湎於酒，不舍昼夜。是必以病。病则不甘饮食，不甘饮食则肥腴不得至尺。《经》曰：‘惟湛乐是从，时亦罔有克寿。魏公子无忌为长夜之饮，困毒而死。纣虽未死，宜羸臞矣。然桀纣同行则宜同病，言其腴垂过尺余，非徒增之，又失其实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