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回头望,20多年了,我还在这个讲台上“活”着,因为我的同事和熟人里,从20多岁的青年人到40多岁的中年人,为教育“献生”的并不是绝无仅有;但还有些面对这种教育现状早就落荒而逃,做官或做生意去了。
从内心来讲,我是把这些孩子当我的孩子来教的,希望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虽然我做得不够好,但一直很卖力。我认为,教育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影响,就此而言,教师最大的成功就是能够影响别人的大脑和心灵。打动学生,先要打动自己,说服学生,先要说服自己。为了孩子,我顶着压力探索课堂改革之路,为了孩子,我在上课的激情与浪漫中常常忘掉自己。我天生愚笨,又不会“巧干”,但我觉得,顺应外界不难,放过自己不易。对于语文教学,我觉得技巧并不是最重要的,“讲什么”永远比“怎么讲”要重要,在一个道德技术化的泛表演时代,总得有人冒傻气。
当然,作为一个教师,一定会有许多孩子喜欢你、认同你甚至“崇拜”你,但也一定会有孩子(或家长)误解你、反对你甚至“藐视”你,因为人的价值选择是多元的。在现有体制下,学生无法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老师,老师也无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可育之材”,一切全靠行政之手调配出的“缘分”。喜欢不喜欢都是“缘分”,对于学生而言,适合自己的好教师可遇而不可求,对于教师而言,也看是否碰上投合自己方法与理念的“有缘之人”。学生和教师都没有互相选择的自由。教材也很难自由选择,虽有选修课,但哪个学校真正让学生们“自由选修”呢?在一种别无选择的力量面前,教师和学生的思考也必须“体制化”。孩子们从小就被迫适应“二元话语系统”,要学会说“道德的语言”,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要不断认识“语境”的厉害。
王富仁说:“只有真实的表达才会有健全的人格。”可在“经验世界”和“理念世界”的分裂中,孩子们只能在“听从外界”与“听从心灵”的痛苦选择中不断地陷入困惑与矛盾(我们文史教师们何尝没有矛盾与分裂呢?),孩子说话写作哪敢随便造次,在分数统帅一切的逻辑背景下,谁敢拿自己的命运开玩笑?
说这些,不得不交待,在中学,我是为数不多的追求个性的老师之一。我认为,思想只有经常保持自由的状态,才能具有勃勃的生机,但是,“教育意味着将一种观念加以强化从而忽略了那些‘缺席者’,面面俱到的教育,即便不是不可能,也已经失去了‘教育’的目的,教育者总不得不替受教育者作出选择(汪丁丁语)。”这就使教育成了一种“自由选择”的艺术。一种价值的被选择,意味着另一种价值的被忽略。要一个有具体风格与个性追求的教师,来满足无数个有个性追求与风格喜好的学生,不是一种奢望,也可能是一种强加。
我认为,人,不是人民币,无法让每个人满意。当然,人人都喜欢的“超人”型教师可能是有的,但至少我不是。在一些知识观点的表述上,我往往是本着心灵与良知的自由,表达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这些,我们的民族难道不需要吗?
作为教师,对学生的影响不只是知识和语言,更多的是人格精神,身教重于言教。教师对于学生来说不仅是一种知识资源,更是一种精神资源、文化资源,教师是教育最重要的生产力。“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不只是口号,更应该是一种实践。
回头望,20多年了,我还在这个讲台上“活”着,因为我的同事和熟人里,从20多岁的青年人到40多岁的中年人,为教育“献生”的并不是绝无仅有;但还有些面对这种教育现状早就落荒而逃,做官或做生意去了;更多的,作为精神意义上的“传道者”的教育生命已不存在,剩下的只是一个教育符号。因为活着需要一个凭借,逃避自由只是为了躲开生存的恐惧,而我在一个夹缝中还能“存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安慰。
20多年来,眼看着我的同学们一个个成了各自小圈子里面的领袖,眼看着一个个年轻人成为自己的领导,被称这个“长”那个“任”,我很为他们感到高兴,当然也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中,一个人“不上进”或“出不了头”,易被认为是“无能”。但我想,不管世界如何与你交换轻蔑,一个人总得看得起自己,珍视自己存在的价值,当世界在给你做减法或除法的时候,你得学会给自己做加法或乘法。在我看来,不管骑白马的是王子还是唐僧,也不管身高与影子是否成正比,我们总得面对这个神奇的世界。我只是想说,人总得守住点什么,仰望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