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是不是真有宗教情结？有两方面的反对意见。一方面主要来自不喜欢墨家的人，比如喜欢儒家的。他们认为墨子和其他一些学派一样，只是在托天言志。另一方面来自喜欢墨家的人。他们是唯物论者，面对反对者的批评，感觉需要美化一下墨家。从唯物论角度认为墨子不是真的有宗教情结，墨家托天言志是方便自己的救世主张更好地被接受。那么有宗教情结就不对吗？墨家不需要这样被美化，我们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理解墨家的思维。有宗教情结的人，不会战天斗地那么狂妄；有宗教情结的人，不会认为人能凭借自己的智力去设计社会，要求别人接受；有宗教情结的人，更不容易因为私利变坏。有宗教情结并不是什么坏事，为什么一定要说墨家没有宗教情结呢？《墨子》里面大量的天、鬼、天道、鬼神字眼，不可能看不出墨家的宗教情结。
每个人的认知和利益不同，要组成道德的社会必须有一些高度共识。什么东西能提供这样的共识？只有信仰，而且是盲目的信仰。古文里的“敬”字本意也就是信仰。信仰必须是盲目的，一旦付诸理性，就代入了个人不同的认知和利益，也就很难形成高度共识。提供共识还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强制，包括法律。这个方式不好，现在是人都知道。一个是教育，然而教育的效果实在有限。因为教育不可避免引致人们思考，一旦思考就代入个人不同的认知和利益。比如说我们被教育看绿灯才过马路，可是往往导致我们吃亏，而且违反规则的人并没有被惩罚，更隐性的破坏思维“偶尔违反一次没什么，现在有更重要的事”，那么教育的效果可想而知。是的，对于整体和比较长远的利益来说，看绿灯过马路会带来更大的利益。可是我们能指望多少人能深刻理解这一切呢？实际上理解这一切的人，他其实也不出于理性，而是出于对社会规则的信仰！由于信仰，他才相信“大家都遵守规则能获得更大利益”，为什么能获益的知识只是补充的加强信仰的拼凑的理解罢了。因为他的体验不足够支持“无论什么时候都要遵守规则”的认识。绿灯行、红灯停已经是最容易理解其意义所在的例子了。换成忠孝仁义礼智信这些更抽象的道德原则，人们能理解其中之利吗？至于各道德的排序这种更加能体现价值观的东西，用理性更是无法理解的。更何况绝大部分人根本不会花时间去泡在哲学里面，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们要担负各种责任、要生产、要生活。对于他们来说，信仰和理性哪一个更有效？儒家道德的根是小农社会的家庭，而墨家理论的根是上天。如果主张修改墨家主张排除上天，那么需要另外给墨家理论找一个根。否则就变成儒家那种无根（先秦儒家的理论）的道德论。

墨家的天道与其他学派有些不同。儒家讲天命谓之性，它就必须同时讲敬鬼神而远之。这里面的道理是人不能声称自己直接获得上天的命令，否则他就自封为神，为所欲为了。也就是“人神不能混杂”。但是儒家既然声称有命，那么儒家又必须制造一个共同的与上天沟通的渠道，很不幸他们错误地将这个人与上天沟通的渠道赋予帝王。即使这个唯一沟通渠道不赋予帝王，那么也必然会走向专制。中世纪基督教就是这种情况。墨子的说法是：【执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儒家等学派的天道包含自然规律、社会规则的精神、命运三个方面。而墨家讲非命，天道只包括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则精神两部分。非命就直接隔绝了上天和人的直接沟通，只留下了监察功能。从而上天就成了绝对平等的所有人的上天。帝王不是与上天沟通的渠道，没有一个人是，在上天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非命使得人类社会秩序不会被人打着上天的旗号，人为的制造与设计。
墨家是先秦仅有的有完整本体论、认知论的学派。上天是墨家理路的起始。《老子》将当时普遍的上天信仰进一步抽象为‘道’，避免了宗教问题。但《老子》的认识论表达太少，没有墨家这么完整而且有意识地专门表述。墨家的本体包含三个部分：1、超验的上天；2、先验的兼相爱、交相利、不相攻、志功为辩；3、不可知的认识论。正因为墨家有上天，才能推导出墨家最核心的理念——人格平等。兼爱的内核正是人格平等，否则回答不了为什么要兼爱。
天志、明鬼、非命，是墨家理论的超验本体。所谓超验，就是无法验证、无需验证的存在。天道可以说是所有绝对真理的**，超验的存在。墨家从天志这个超验本体推导出兼相爱、交相利、不相攻、志功为辩四个先验本体。这里特别提一下非命和志功为辩。墨家的上天，不规定各个人的命运。而是鼓励人们追求自己的不同的成功。非命必然推导出墨家的志功为辩原则。所谓先验，就是从大量事实归纳出来的作为理论基础的原则。先验也可以说是公理。像几何里面的5大公理，那是在三维空间里面几乎牢不可破的归纳。理性地说，我们无法判断超验真实，只能判断当这个超验存在推导构成的理论体系是否有效。那么墨家理论体系是否有效？我们继续看完本系列《墨家理路》，必然得出肯定的结论。墨家的认识论更是墨家本体论里面亮点中的亮点。墨家的认知论与现代真正自由主义者的认知论很相似，几乎完全一样。人不可能完全认识自然和社会。甚至现代不可知论传统自由主义者认为人越来越无知！《老子》和《墨子》是中国古代仅有的两个无知论传统学派。与儒法等其他各家大不相同。所以我一直主张解墨解老都不能引入儒家思维，不能将儒家思维方式和解读带入到对墨家和《老子》的解读。而上天正是这一切的逻辑起点，没有上天就不是墨家。墨家之本是“天本”。

人性：
墨家的人往往从《所染》篇认识墨家的人性论。人性如丝，染于黄则黄，染于苍则苍。不过胡适等大师认为《墨子》的前三篇《亲士》《修身》《所染》不是墨家作品。依据《所染》认识墨家人性论是不对的。笔者认同杨义《墨子还原》的看法，前三篇可能是墨子早期作品或言行。墨子的思想发展有一个脱儒的过程，到《法仪》篇才比较成形。墨子早期学于儒家，处于孔子之后，孟子之前。当时的儒家人性论是人性善，需要通过教育防止人变坏。墨子开始认为人性如丝，无论如何已经比儒家有所进步。然而人性如丝说的实质我们没有其他参考。《告子》的人性如湍水说就很明确和完美了。我们现代人学习墨家学说，当然要看告子明确表达的人性论。
人性论主要有人性善、人性恶、人性私三种。人性善的典型是儒家和西方一些民主派，他们认为人性善，需要防止变坏。一些没有变坏的贤者可以被信任领导人们。人性恶主要是荀子和西方早期自由主义者所持。他们认为人性恶需要法律约束，西方自由主义者认识更深一些，认识到恶的人性可以造福人类。现代的自由主义者持人性私的观点，实质还是人性恶，只是说起来好听一些。将自私的人性能够造福社会包含进去了。但是，2千年前的墨家在人性论方面已经达到更高的高度。人性如湍水，是一种认识到人性有内在动力的人性论。内在动力在哪里呢？我们可以参考现代的科学研究结论。在基础的人性方面，费桑学派的研究得到公认。费桑学派认为，人性由底层的动物性和较高层的趋社会人性组成。先请注意，这里说的人性层次，越底层越有力。趋社会性由低到高是：通感、强互惠——见义勇为。人们看到其他人的情绪，自己也会受到感染。为了强化社会合作，人类又进化出强互惠人性，对违反规则的人进行惩罚。即使不到一岁的婴儿看到电视上登山者滑落的时候，也会感到痛苦。我们看到网上说城管打人了，我们马上就会联系到自己，并产生严惩打人城管的情绪。其机理就是通感和强互惠的人性在作用。现代心理学也发现了一些更高层次的人性或者说人们的偏向性。比如人们喜欢委过于人；比如人们在投票、网络环境里，因为自己的一票在上万上亿的选票里面起不了多大作用，就偏向选择情绪发泄而不是理智；比如人们聚集成群就失去了自我和理智……等等。这些共同构成了人性，不单只是自私。所以墨家的人性如湍水说是比自由主义的人性自私说更准确的人性论。
人性如湍水，对湍水的内在驱动力认识表现在墨家的学说里就是：义利合一。人的自私本性，是自利性；人的趋社会性，是趋义性。义利在墨家人性论中就合而为一了。根本不可以分开，分开了就不是人。有意思的是墨家将自利性称为“自爱”，从来没有把利看做恶。儒家是出身是贵族，他可以“君子不言利”。墨子出身就是工商贱民，“不言利”是不想活了。所以墨家必须有《大取》《小取》篇专门讲取舍：“利之中取其大，害之中取其小”。否则各种利冲突的时候就不好办了。不过，请各位不要联想儒家式的“舍小家，为大家”，笔者将在《墨家理路：道德》篇详细讲这个问题。
墨儒两家就义利进行过两轮辩论。第一阶段的辩论针对儒家的“君子不言利”说，提出“爱利皆内”。《经下》：【仁义之为外内也，罔。所在仵类。说：仁，爱也。义，利也。爱利，此也。所爱所利，彼也。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利也不相为外内。其谓“仁内也，义外也”，举爱与所利也，是狂举也。若左自出、右自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墨家爱利不可分离。认为爱是仁的属性，义是利，爱利都是发自自己；而在作用于他人时，也是需要爱利齐施的。义利不可分。第二阶段的辩论主角是墨家告子和儒家孟子。双方的辩题是“义的标准是来自于内还是来自于外”。我们看《告子上》：【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何以谓仁内义外也？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这说明墨家的义是来自于外部的社会共识，义的标准不来自于自身。这就为社会合作提供了道德基础。总结来说，墨家认为义性（趋社会性）和自利性共存于人性之中。义的标准来自于社会共识。在作用于其他人时，需要爱利齐施。进一步，我们联系前面的天道部分，需要认识到没有共同的对上天的敬仰，社会共识就无法形成，也就不可能有义。墨家的理路中，上天、人性、义利结合得如此紧密，缺一不可。墨家人性论其实也该归入墨家本体论中的先验部分。墨子讲节用【圣人为政一国……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他以利为论证依据。甚至推论天之兼爱，也用了利作为证据：何以知兼爱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这里的利不是“别”利，而是“兼”利。可见墨家的义利合一与兼爱是互相论证关系。当我们看到本体论中出现这种相互论证的关系时，我们应该意识到互相论证的双方是理论核心中的核心、基础中的基础。打破这个基础，墨家就不是墨家了。而过去对墨家的解读恰恰带入了儒家的“君子不言利”，打破了墨家理论大厦的基础。将墨家变成了儒家激进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