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孟子决不是反对等级制,他仅是主张等级差别不要太悬殊,穷人也能活下去而已;活下去是为了供养上等人,维持社会的繁荣,他曾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滕文公上》)。他自己也是这种精神的典型体现者。孟子游学稷下,领爵大夫,生活奢华,其母之丧,“棺椁衣衾之美”,连鲁君都眼红(见《公孙丑下》),孟子却舍不得分财减少一下“野有饿殍”(《梁惠王》孟子语)。在孟子看来,糟糠梁肉各得其所,正是所以事君之道。
孟子的事君思想显然比孔子进步了。孔子的事君思想局限于礼的模式、规范,教条死板;孟子的事君思想则生动活泼,表现出开放的倾向、重民的倾向、竞争的倾向——谁好忠于谁。这些倾向显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三)上下互制思想比较
孔孟都认为上下级应当互相制约。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其言外之意便是:君使臣不以礼,臣事君便不以忠;臣事君不以忠,君使臣便不以礼。孟子的态度则更明朗,更激烈,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这种等价交换的人际关系原则,就是一种社会约束。
孔子的约束器是礼。礼本是一个伦理学范畴,当礼作为一个政治学范畴,作为一种约束器来维系君臣民关系时,孔子也称之为“度”。据《左传·昭廿九年》记载,晋铸刑鼎,孔子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所受之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孔子认为贵贱不愆,名分不乱就是度,和礼的内涵一致,所以度就是礼。在孔子看来,唯有度是君臣民以序遵守的;举国上下都行之以度,谦恭好礼,等级森严,贵有业守,贱有劳作,自然国祚长久。在孔子看来,刑法不是君臣民和衷共济的约束器;因为贵人不用守法,贱人守法尊刑鼎而不尊贵人,所以刑法不能调和君臣民的关系。孔子为实现他的小康政治理想,便在伦理学的旗帜下大讲其礼,以礼代度求治。他要人们“克已复礼”,要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他要臣民和君主都讲礼行礼,他包罗万象地说:“为国以礼”(《先进》)。但孔子的礼实在太无能了,就在孔子的家乡、礼乐之邦的鲁国,昭公失礼,三桓政变,国君奔死它乡;继而三桓失势,陪臣擅权,阳虎、公山不狃叛乱;民间则有“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以至孔子奋斗一生也未能改变“礼崩乐坏”的局面。于是孟子改弦更张,以“仁”作为君臣民的共同约束器。
孟子首先把仁分给每个人一份,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告子上》);又说:“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尽心上》)。这样,孟子就给每个人找到了行仁的理由,并且找出了求仁的捷经——勉之强之以行忠、宽、恕之道。剩下的就是人们能不能勉强行仁的问题。于是孟子又提出了行仁的好处:“仁者无敌”(《梁惠王上》),“行仁政而王”、“仁则荣”(《公孙丑上》)。孟子又指出不行仁政的坏处:“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离娄上》)。孟子期望这样周密的说教会使贵人、贱人一起守仁,互相约束;岂不知人们发现强权和暴力比仁更奏效,于是孟子的约束器“仁”,便被束之高阁。
孔孟不同的约束器反映了他们师徒不同的性格,也反映了两个时代不同的社会风尚。礼是客观的东西,孔子尊重客观,反映了他谦虚谨慎、屈从现实的性格,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对传统现实流连因循、对新生潮流徘徊观望的社会风尚。仁是主观的东西,孟子尊重主观,反映了他自信自强、追求维新的性格,反映了战国时代人们对新政流弊怀疑挑剔、对未来幻景跃跃欲试的追求精神。这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决定的,春秋时代生产力相对落后,故人们的心理怯懦保守;战国时代生产力相对提高,故人们的思想开放大胆。
两种风尚,两种性格,两种约束器,标志着两个古代哲人的殊途;维持社会秩序、约束人际关系的共同目的可谓同归。再三殊途同归的逻辑能给我们什么启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