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代一遵魏制，中书监、令地位虽不很高，职务则很亲重，故有人目中书省为“凤凰池”。由于中书省权势日大，皇帝有些不放心，于是遂有南北朝时期侍中参予大政的办法。
侍中从秦时就有了，地位很低。西汉中叶以后，皇帝才渐将这个头衔加在所喜欢的官员的本衔之上。至于没有别的官号，只称侍中的，地位也高起来。到东汉中遂设置侍中寺（晋时称为门下省）。南北朝时管的事务扩大，侍中乃成为省的长官，掌“尽规纳献，纠正违阙”。凡属重要政令，皇帝每要徵取侍中的意见，以集思广益，并制中书省的越分行动。中枢官制从东汉以来变化到这般地步，“三省制”事实上已经存在，只待遇机加以调整而已。
隋文帝代周以后，就确立了内史省取旨、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的三省分权制度（隋代避用“中”字，改中书省为内史省。废中书监，只存内史令。又改侍中为纳言，唐初又改从旧名）。以内史令、纳言和尚书令为宰相，间或以别的官加“参掌机事”名号，行宰相之职。

唐承隋制，也以三省长官为宰相，但因太宗曾当过尚书令，后来就空着它不再授人，而以尚书省的副长官——左右仆射为宰相。高宗以后，左右仆射渐渐不能参决大政，成了听令执行的官员，虽在玄宗时一度改称左右丞相，也只具空名而已。这是制度之一变。太宗时，中书令、侍中因为位分较高，常常用旁的官加上“参议朝政”“参预朝政”“参议得失”“参知政事”之类，作为实际上的宰相。自高宗以后，则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同中书门下三品”（中叶后改为二品）行宰相事，这是制度之再变。三省本是各有公署的，但后来各公署，除尚书省外，只是副首长以下办公的地方，至于成为宰相的侍中、中书令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官，居常同在政事堂讨议国政。堂初设于门下省，后移于中书省，又称“中书门下”，表示它是联合组织。这两个不同性质机构的长官们既在一起办公，而正式长官——侍中、中书令又不常置，于是审核一层当无必要，这样，门下省的审查职责，实际就落到给事中的肩上了。这是制度的三变。三省制度经过这几次改变，中枢机构事实上只有一个混合体的中书门下，到了宋代遂简称为“中书”（三省名称在高宗、武后和玄宗时候曾有几度改变：尚书省称中台、文昌台；中书省称西台、凤阁、紫微；门下省称东台、鸾台、黄门）。

与宋前后并立的辽金和灭宋的元朝，其官制有此共同特点，就是对汉人的防闲和夹杂着奴隶社会甚至氏族时期的残余，而辽代尤为突出。它的中央官制分为南北两面，南面官仿照唐制是用以位置汉人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权，一切政柄都操在北面官手里。其中枢机构是北、南宰相府（这是第一次将“宰相”定为正式官名。而“南宰相”是属于北面官的系统，并不是南面官），作宰相的，不出皇族耶律氏和后族萧氏，而且权势也比宋的宰相为大。辽虽然也有北、南枢密院，但其职务分别类似宋的兵、户二部，和宋的枢密院不大相同。
金代官制多仿于宋而加以变通。中枢机构名称为尚书省，首长是尚书令，率以皇族和外戚充任。次为左右丞相，率以女真贵族充任。次为平章政事、次为左右丞，次为参知政事，汉人或有机会与于其选。至于枢密院则与宋制无大差别。
元代参照金制，但尚书省曾有几度置废。大政总汇于中书省，其首长为中书令。世祖以后不常置，置则率以皇储兼领。其次为右、左丞相（元以右为上），多以蒙古人充任；其次为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杂用蒙古、色目、汉人，但汉人至平章政事的极少。关于枢密院，制度虽与金、宋相似，可是为了防止泄漏军事机密，汉人是不许参与的。

明初本用元制，有中书左右丞相等官。洪武中废中书省，由皇帝直接处理国政，而指派翰林院等文翰机关选调几个官员掌草拟诏谕，加以殿阁大学士头衔，是为内阁之始。所以内阁实质上是皇帝的秘书处。但这时的学士仅只承旨办事，到成祖时，才简拔几个所喜欢的学士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和太祖时已不同了。不过这些学士们，官位并不高，权势还很小。仁宗以后，特别是到英宗初年，学士们多是四五朝元老，官位很高，而且皇帝幼小，他们权势和以往遂大不相同，俨然成为宰相。可是太祖曾有子孙不许设置丞相之诏，后人为了避免违制之罪，所以称大学士们为“辅臣”，首席的称为“元辅”或“首辅”。这些实质上的宰相，在弄权方面，比起从前的丞相反倒方便些，因为丞相向不直接草诏，而大学士却要“票拟批签”（票是纸片，票拟就是用一张纸拟旨）。这件事向由首辅执笔，因此明代中叶以后，抢作首辅的丑事，屡见不鲜。

总上所述，从秦至清的中枢机构，其变化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由丞相、御史大夫制到三公制为一阶段；由三公失权，尚书台代起以及陆续出现中书、门下省为一阶段；由三省制的确立及其发展为一省制为一阶段；由一省制到内阁以及军机处的兴起为一阶段。这种制度的一变再变，里面都含有一个中心问题，那就是皇帝要抓权。至于清末的新内阁制，则又当别论了。
上面提过，中枢机构是发号施令的总部，号令都是用文字来表达的，自然要有草拟制诏的官，现在附带提一提。
秦及西汉，诏令大多通过丞相、御史大夫颁下，即由丞相属员拟好发出。御史大夫虽有秘书处长的职务，但所做的率属行政工作，如“受公卿奏事”之类，并不大管草诏的事，偶有下丞相、御史的制诏，并看不出有专官管理。到西汉中叶尚书台渐为政务总汇，草诏的事渐由尚书郎担任。三国曹魏则改属之秘书监、令。南北朝时又归于中书舍人（初称“通事舍人”），其制至唐中叶以前，无大改变。唐玄宗立翰林院，招集各色各样的人，如下棋的、绘画的……等等，作为政暇消闲之所，也找些诗文名家，假以学士之号，来谈论文艺，偶然叫他们代拟诏令，后遂发展为单独机构，名称“翰林学士院”，专掌重要诏令。其一般诏令，乃属之中书舍人。于是演成“内制”、“外制”之分（内制是翰林学士拟的，外制是中书舍人拟的）。这时的翰林学士院实际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处。五代到宋，一承唐制，只是宋代间或不命正官，以“知制诰”或“直舍人院”代替中书舍人，以“直学士院”或“翰林权直”代替翰林学士，辽南面官也有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但职位远不如北面官“林牙”（契丹语译音）之亲重。金、元都没有中书舍人，文诰之事，金多归之翰林学士院，元则属之翰林国史院。明初袭元制，但直称翰林院，迨废中书省后，内阁大学士成为“票拟”谕旨的专官，翰林官的职务减轻很多。清初沿明制，但自军机处成立后，重要诏旨都归军机大臣或由大臣交给军机章京草拟颁发，内阁大学士只管些例行上谕而已，成为闲员了。

中央各部门
甲行政机构
秦的中央行政机构有十几个，重要者九，所以后来有“九卿”之称。第一称奉常，“掌宗庙礼仪”，是古代巫卜的综合体。第二称郎中令，“掌宫殿掖门户”，统辖侍卫皇帝的诸郎，等于侍从武长官。第三称卫尉，“掌宫门卫屯兵”，是禁卫军军长。第四称太仆，“掌舆马”，是皇帝车马的总管理员。第五称廷尉，“掌刑辟”，类似最高法院院长。第六称典客，“掌归义蛮夷”，是招待少数民族来朝的官吏。第七称宗正，“掌亲属”，是管理皇族（包括公主）事务的人员。第八称治粟内史，“掌谷货”，是租税赋税的总管理官。第九称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是宫廷的总务处。后来发展成机要秘书处的尚书台，原来是少府的属官。除九卿外，还有掌京师治安的中尉、掌营建宫室的将作少府等列卿。总观秦的九卿，除了廷尉、治粟内史和典客外，其余六卿，职务多是属皇帝私人方面，很少及于国政的。
汉代沿秦制，惟名称多有更改。如奉常改太常，郎中令改光禄勋，典客改大鸿胪，治粟内史改大司农（一度称大农令），中尉改执金吾，将作少府改将作大匠。诸卿职务多有增减，尤其到东汉，少府所掌，部分归入大司农，组织大为缩小。而自尚书台发展后，卿的职务不但被夺，即地位也越来越差了

下面再略述谏官制度以及“台谏”的合流。
谏官始于秦，称谏大夫，后改称谏议大夫，掌论议设谏。魏晋以后，又有散骑常侍，地位略高，也掌侍从规谏。北齐以散骑常侍、谏议大夫，皆属集书省，隋时并属门下省。
唐代有左、右二散骑常侍，分属门下、中书二省，但以官高，不常除授，故谏议大夫事实上成为头号谏官。此外又置左右补阙、左右拾遗，也分属门下、中书二省，资历轻者都加“内供奉”三字。
宋初承唐制，但改补阙为司谏，拾遗为正言。这些谏官们徒有其名，多领他职，不务正业。于是另置谏院，以知谏院、同知谏院掌谏议之事。到神宗元丰改革官制，才废谏院，正式以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分隶门下、中书二省，专供谏职。
辽仿唐制，南面官也有谏议大夫、补阙、拾遗等官，不过并没什么作用。金采宋辽之制，置谏院，有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补阙、左右拾遗等官。元不设谏官。
明初，曾置谏院，有谏议大夫、司谏、正言，但不久即废，而以给事中之官兼领监察谏职，于是从宋以来“台谏”职权混淆不清的现象，到此时逐初步合流了。
“台”指御史台，其对象为内外百官；“谏”指谏官，其对象为皇帝。台谏职权原本不同。但御史纠劾，有时不免夹杂谏诤的话，于是弹文类于谏草。谏官纳谏，牵涉到用人时，常常要列举其人的劣绩，因而谏疏近于弹章。这样，台谏职权就弄得混了。其现象在宋时已极显露，并曾几度下诏厘正，但终于没见大效。明太祖可能是鉴于这个症结，才索性把两职合而为一，以免互相纠缠罢？
给事中之民始于秦，是大夫、博士等加官，掌备顾问。汉代给事中有左右曹，分别审核尚书奏事。魏晋以至南北朝，才有专官，其职责则大致相似。唐代以给事中属门下省，专掌封驳（凡诏令下到门下省，给事中认为不相宜的，得说明理由，退驳回去）。宋沿唐制，无大改变。辽南面官门下省也有给事中，但备员而已，无何职责。金之给事中为内侍寄禄官，其职大异。元以给事中掌修起居注，也和古制不同。到明太祖废谏院以后，因而对于十三布政司有十三道监察御史去监察，而对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的监察，不愿专属之都察院，于是将给事中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分别稽核六部事务（还分别附带监察六部以外的各机构），并付以“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的谏职。这种“一身而二任焉”的给事中，地位虽不高，但由于他们有矫正六部违失之权，所以权势很大。明代公私文书虽常以“科道”并称（科是各科给事中，道是各道监察御史），但道在中央，威风比之科则略逊一筹。清沿明制，但在明代，六科是独立的，至清世宗雍正元年，将六科隶于都察院，于是科道表面上成为一家。
以上是谏官制度以及台谏合流的发展概况。

地方机构
秦时地方机构是郡县二级。郡的行政长官为“守”；主军事的为“尉”；掌监察的为“监御史”，简称为“监”。这是中枢机构的缩影。其边郡或不设守，而以尉行守事。一郡辖若干县，大县的长官称“令”，小县的长官称“长”，各有尉掌治安工作。郡守及县令、长之下都有丞，类似办公室主任。惟郡丞秩位低于郡尉，而县丞地位则略高或等于县尉。
汉郡制沿于秦，只是后来将郡守改作太守，郡尉改作都尉。至于属国都尉，则在新发展的少数民族地方有之，具有半独立的地位。边郡多无丞而代以长史。东汉初，略有改变，各郡都尉均裁撤，军民两政，统归太守，在必要时，可临时增设都尉。汉代地方上层机构还有诸侯王国，简称为“国”。其时王国的境土很广（如齐王有七十余县），而体制多仿中央，有丞相以辅王，有内史掌行政，有中尉主军事，也有郎中令、太仆等相当于中央九卿的官。到文帝时，渐感觉到诸侯王们尾大不掉，便采取分封办法，即在一个王死后，就原来境土，将他的儿子都封为王，各据若干县，以杀其势。或借口某王犯法，轻者削掉几县，重者收走一郡。迨景帝时七国叛乱平后，这种政策更加紧推行，不但诸侯王的境土小了，失掉反抗中央的凭借，而且还减损其体制。如为避免与中央官名雷同，将王国的丞相改名为相；或留王国各官的原名，而将中央的官名改变，如将郎中令改为光禄勋之类。这时，诸侯王的“国土”已不过一郡的大小。后来又实行“推恩”之制，就是除了王的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余诸子，都封为侯，于是王的权力更小了。接着索性将王国的内史裁撤，而以相理行政。所以西汉中叶以后的公私文件，常见有“郡国守相”之辞。诸侯王，经过这几次改动，实际已是空有高位，毫无实权了。
汉代的县制虽多沿于秦，但也有变动。如列侯的食邑称“侯国”，长官称“相”；公主封地称“邑”，长官称“令”；有少数民族的地方称“道”，长官称“长”。至于丞、尉，不论县、邑、道、侯国，都是一样，只秩位高低不等。而大县的尉也不只一个，如曹操曾为洛阳北部尉，就是一例。

秦的郡监制度，汉初没有采用。惠帝时虽又派御史监郡，但多不称职，文帝时乃改由丞相派属员到各郡巡视。武帝时，汉兴已百年，土地渐渐集中，大地主在乡里既为非作歹，而郡国大吏也多不遵守法令。这种情形自然会引起人民的不满，因而影响到皇帝的统治。于是将全国划分为十几个大监察区，叫作州，又称为部，每州派一个刺史。“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第一条是“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这一条是制裁大地主的。第二条是“二千石不奉诏书，遵守典制，背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第三条是“二千石不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苛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第四条是“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这三条是为制裁郡国守相（他们秩位都是二千石）之贪赃枉法，苛暴偏私的。第五条是“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这一条是为制裁少爷们乱搞的。第六条是“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这一条是为制裁郡国守相和大地主勾结的。刺史秩仅六百石，地位并不高（六百石等于中级县令），但他所监的郡国守相，都秩二千石。为什么采取这以卑临高的办法呢？揆其用意，大概是因为他们入仕途年代较浅，世故不深，顾虑较少；而年纪又当壮盛，朝气犹存，敢于破除情面，放手去作。成帝时，改刺史为“牧”。哀帝初，又改归原制，不久复称为牧。东汉光武帝再改称刺史。此后直到东汉末年，因为干戈扰攘，因人而施，有的称牧，有的仍称刺史。但这时不论牧和刺史，都掌兵权，已不是单纯的监察官了。
从魏晋以至南北朝末年，地方行政的郡县制度，大体上无甚变动，只是县的长官一律称令，“国”的长官，后来改称内史，至于公国、侯国的长官则称相，到隋统一后才一律取消。至于称州牧者多是国都所在之地，外州则率称刺史。不过，因为这三百多年，基本上处于分崩状态之下，没有战事的年月很少，于是刺史多加上“使持节都督某某等州诸军事”或“持节监某州诸军事”或“假节督某州诸军事”的头衔，并加将军之号（太守也多加将军号），权势很大，至于不加将军的，当时称为“单车刺史”，大率都是庶族的人，高门甲第者是不屑于干的。
在东晋初，北方地主阶级纷纷南迁，为了保持封建集团，多聚居一处，并不改原来地方名称，如南州、南兰陵郡之类，于是出现了许多“侨置州郡”。后来为赏军功，又分置不少州郡，到北周末年，已有州二百一十，郡五百零八，其江南的陈室州郡，尚不包括在内。到隋初，将郡取消，只有州县两级。州的长官，除雍州称牧外，余均称刺史。又聚若干州为一军区，长官称总管。刺史，总管都加“使持节”。但此时之州刺史，实际等于从前的太守，而总管虽觖然冠以“使持节”，其威势也远非昔比。因为这样一变，州的僚佐，也酌采近制，与汉郡不同。炀帝时改官制，以郡代州，长官复称太守，并增通守以为之副，其余也略有更动。至于县，长官一律称令，其下增主簿一官。

唐初，改郡为州，玄宗天宝间，一度改州为郡，但不久又改郡为州。在称州的时候，长官是刺史，在称郡的时候，长官为太守，其职权和佐贰，没有什么大动，仅通守一官裁掉了。至于首都或陪都所在的州，率改为府，有尹和少尹等官。其军区总管，改称都督，僚属和州相仿佛。都督中有加“大”字者，例归亲王遥领，事务由长史代行。县级设官，和隋相同。惟唐代又恢复了对地方的监察制度，初行于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派卿监分签字巡察各州，得罢免或升擢地方官吏，称为黜陟使。后又派员四出，号巡察使。高宗以后，根据全国所分的十道，每道派高级京官一人，有时称巡察使，有时称按察使，有时称探访处置使，名称变动频数，到改称观察使，才算大体固定下来。而这时节度使权力已很大了。
节度使本是临时差使，始于中宗时候，其职权类似晋以后的使持节都督某某等州诸军事。本来唐代虽有军区的都督，但只管一般军政，职任不重，所以才创出节度使这个官号来，而且并不设在内地。到安史之乱前夕，边郡已有十来个节度使，所节制的兵员，多的七八万，少的三五万。安禄山兼范阳、卢龙、河东三镇节度，手下的兵约二十万，而且都是精锐，所以敢于造反。迨这次叛乱结束后，河北、河东都授予安史部将，而内地也分置节度使以位置有功的官员，于是演成“藩镇之祸”，弄得中央号令有时“不出国门”。
节度使都带京官和御史大夫衔，又兼观察使以及营田、度支、外置等使，集军政、民政、财政和监察诸权于一身，简直是个土皇帝，其威风远远超过前朝的使持节都督。节度使有时置副手，称节度副使，其下属于幕僚的有行军司马、参谋、掌书记、判官、推官等等，属于军事的有都知兵马使、兵马都指挥使、都头等等，组织相当庞大。这些幕僚和军官，也是差使，都兼带检校京官衔（如杜甫就是以检校工部员外郎为剑南节度参谋）。节度也偶尔有大使，和大都督一样，由亲王遥领，而以副大使知节度事代行职权。在节度使之外，有的州或置之防御使，或置团练使，也都是差使，地位略高于刺史。从唐末以迄五代，刺史大率皆用武人，于是遂启宋代以刺史为武职虚衔之制。

五代和前后并立的十国，制度基本沿袭于唐，到宋代就大不同了，宋的地方行政也是两级，基层是县，设官与唐无大差异，但有时派京官为县的首长，称知某某县事，简称“知县”，体制比一般县令要高贵些。县之上，有州、府、军、监四级。自宋太祖行罢藩镇政策后，不但节度使逐渐成为空衔，就是防御使、团练使、刺史也不领本州之事，州政都派京官带原衔前去管理，称“知某州军州事”，简称知州。所谓“军”是指厢军（地方军队），所谓“州”是指民政。其僚属，属于军政方面的有掌书记、观察支使（只限节度州）、判官、推官（节度州判官，以京官充者称“签书判官听公事”）；属于民政方面的，则沿唐制，有各曹参军。至于长史、司马，根本无所事事，多用以位置被贬谪的大臣。府本沿袭于唐，除京府外，其职权、组织与州并没有分别。军也始于唐，但那时的军只管一部分军队，不理民事。宋代于沿边或冲要地区设置好些军，其规模小的，例由知县兼军使；大的则派京官（武的居多）带原衔去管，称知某军，地位等于小州，有的也辖一两县。监多属矿区，小的由州府兼管，大的派京官带原衔称知某监，地位也等于小州。凡军监的僚佐都少于州府。州府的副手称通判，始于太祖。在这两级行政机构之外，又有监察区，叫作路。不过，在宋代中央集权深入的政策下，这种组织的职权既不同于汉代刺史，也不同于唐代的探访处置使或观察使了。
宋代每路有转运司，长官为转运使、副史、判官，一方面监察吏治，一方面收纳州、府、军、监所交纳的赋税，送至中央。又有提点刑狱司，长官为提点刑狱和同提点刑狱（由武官充任），掌稽考一路的司法案件。后来又增设提举常平司，长官称提举某路常平公事，专管常平仓或兼茶监专卖之事（微宗时一度设提举学事司，掌一路学校的政令，不久即罢）。以上都叫“监司”。又有“帅司”，长官称经略安抚使或安抚使，并兼驻泊兵马都部署（后改总管）或兵马都铃辖，例以当路所在知州或知府充任。这种帅司的辖境，有的和监司同，有的并不一样，如河北监司分东西两路，而帅司则分四路。帅司除军事外，也要受监司的稽查。

辽的地方行政基层之县，设官仿唐。京都所在之地称府，有尹、同知、少尹等官。州府僚佐，略似宋而较简。辽有五京，各有留守司，有留守、同知留守、副留守等，分别兼府尹、同知、少尹，总揽军民诸政，各为一个大行政区，权任很重。辽也有地方监察官，但不常置。至于转运使，则只管收纳租税，不足称为监司。
金代州县与辽制相似。府则有总管府、散府之别。总管府除本府民政外，兼掌所辖各地的军政，散府则只管民事。府官大致沿于辽，惟总管府则率以府尹、同知、少尹分别兼总管、同知总管、副总管。诸京也设留守等官兼府尹事，表面上与辽相同，但职权不似辽制之大。金转运使职同于辽，也够不上监司地位。因此曾一度以按察使兼转运使，以重其权。至于按察使，初本称提刑使，职务类似宋的提点刑狱，到章宗时才改为按察使。金末大乱，曾临时在外地设行尚书省，俾得便宜行事，其制到元代就成了比较固定的行中书省了。
元代府、州、县制和金相似，只是在州制上，废掉节度、防御、团练等使，大州一律称尹，小州称知州，而县令也改称尹。又因为防闲汉人、南人，无论总管府、散府以及州县，各置达鲁花赤一员，基本上以蒙古人充任。各级达鲁花赤的品秩虽分别与总管、府尹、州尹（或知州）、县尹相同，但权势是比较大的。在府州县之上有两种道：一种是掌军民之政的宣慰使司，有使、同知、副使等官。这种道并不普遍。另一种是掌稽查司法的肃政廉访司（初名提刑按察司），有使、副使、佥事等官。这种道几遍全国，分别受中央的御史台、江南行御史台和陕西行御史台的领导，完全是监察机构。在诸道之上为行中书省，体制类似中央的中书省，也有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官。元末，在北方，曾前后设立几个中书分省，那是为了军务紧急，便于行事，并非固定制度。

清代县级设官，无异于明，仅佐贰多所并省，州也有散州和直隶州之分，但明代散州多有属县，清则不然（乾隆以后）。府官后来裁掉推官，而同知、通判又多派出去“分防”（在府境内），逐渐渐形成一个行政单位，名之为“厅”。又在的特殊情形的地方（在要是少数民族聚居地），设州置县都不相宜，于是也成立一厅，派同知或通判为长官。厅也有散厅和直隶厅，后者与直隶州不同，它很少辖有属县。府以上的道依然保留。不过明代的道员是差使，本身没有品级，完全看他所带的是什么衔，如带布政司参政衔的道员是从三品，带按察司佥事的道员则是正五品，而清自乾隆以后，取消兼衔，道员一律定为正四品。这样，道员就不是差使而是实官了。至于省级高官，因为卫所制的废止，都指挥使司随之裁撤。布、按两司虽一仍旧贯，而布政使只留一员。布政使在明代本处于省长的地位，所以有“藩司”或“方伯”等等别称，但在清代乾隆以后，总督巡抚成为固定的“封疆大吏”，布政使遂失去行政上的独立性而类似民政财政两厅的厅长了。
清初曾沿袭明代监察御史巡按制度，康熙后乃不派遣。到总督巡抚最初也变动不常，到乾隆时才固定下来，大致合两三省设一总督，每省设一巡抚，其无巡抚省分，例由总督兼理。总督例加兵总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卫，巡抚例加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和提督军务衔（总督、巡抚都是简称，后更简化为“督抚”，其全衔，总督是“总督某某等处地方军务”，巡抚是“巡抚某处地方”）。经过这样一变，总督巡抚遂成为正式地方官，而巡抚乃等于省长兼军区司令，总督成了大军区的总司令了。
清末改官制，道、府以下变动很小，省级则颇有增改，如按察使改为提法使，裁提督学政，设提学使，而东三省因地势重要，将旧日的旗营管制改为内地省制，总督且加钦差大臣头衔，以示隆重。
综上所述，二千余年来地方官制，郡县两级，名称上虽然有些更改，组织也不甚相同，但实质上变动并不算大。至于地方高级机构则不然，不仅名称、组织常有更动，就是实质上的变化也极大。
以上就是中国历代官制沿革的大致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