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

摘自《读史有智慧》
本帖偏向于严肃。。。

占个板凳先

第一编　儒家智慧 儒家智慧概论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儒家智慧是一种真正的大智慧，它的运谋方法不是谋智，而是谋圣，即从征服人心着手。
如果说道家智谋是中国智谋心化中最聪明的一页，法家智谋是其中最刻毒的一页，兵家智谋是其中最冷峻的一页，纵横家智谋是其中最无耻的一页，阴阳家智谋是其中最神秘的一页，那么，儒家智谋就是中国智谋心化中至为深刻的一页，是真正的大智谋。
儒家智谋一向与王道理想相联系，是非常深奥复杂的，我们这里所要讲的只是选取其智谋性的一面，即王道理想如何转化为智谋和儒家智谋仁术治国的特点。
孔子曾经说过：“听讼，吾犹人，但使无讼。”他的意思是说，处理诉讼案件，我和一般的人一样，也要按照法律办事的。但我和一般的人不同的地方在于我要首先实行礼乐教化，从根本上杜绝诉讼案件的发生。这是孔子以礼乐治国思想的基本表述，如果能和司马迁的另一句话相参照，也许会对孔子的这句话有更深刻的认识。司马迁说：“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意思是说，礼乐教化对于治国治民来讲是更根本的，而法律往往只是起个“马后炮”的作用。
中国有关治国治民的智谋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治标的和治本的。显然，儒家是“治本”的代表学派，而法家是“治标”的代表学派。
儒家自身似乎是反对在治国治民上使用智谋的，起码没有公开提倡过，但实际上在整个中国文化与其智谋型的整体特点中，儒家思想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智谋，它的各个方面都在智谋文化中找到了各自的定位。
简要地说，儒家的王道理想所考虑的不是个体的人的利益，而是整个社会的利益，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王道理想是要首先指向社会的利益的，但社会的利益又必须牺牲个体的人的利益。这样看来，在王道理想的实际运作过程中，个体的人与社会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利害关系。因此，儒家的王道理想在考虑具体的策略时必然要想方设法地趋利避害，实际上也就转化成了智谋。
如果从价值观念这个角度来看，也是一样的。中国人没有超越而外在的价值观念，王道理想的价值观念的出发点就在于现实社会，通俗一点说，在儒家看来，一个人实现了多少现实功业，就是实现了多少人生的价值。由于儒家个人的价值自足定位在现实的世俗功利之中，所以，无论儒家怎样高唱道德的神圣和超越，它最终还是把这些道德神圣还原为世俗的现实功利，而这些道德神圣和现实功利从根本上来讲是没有区别的，因为他们所向往的都是利，在形态上的区别则是大利和小利。由于大、小利益的悬殊太大，人们往往看不到道德的功利色彩，往往把它误认为是超功利的。
如此一来，儒家所着重强调的义利之辨，实际上就变成了道德神圣和现实利害如何转化的问题，而处理这一转化，儒家比其他各个学派更高明，更具有合理性。
这种高明就在于儒家智谋是一种非智谋的大智谋，它的运谋方法不是谋智，即不是像法家或兵家那样用强硬而直接的智慧迫使对方服从；而是谋圣，即从征服人心着手，使人主动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以一种审美的态度来为王道理想献身。
如果用今天的现实来阐释当年儒家的智谋的话，那就是儒家并不首先向人们宣扬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迫使人们执行，而是非常注重做“政治思想工作”，首先为人们描绘一幅美好的蓝图，并百折不挠地到处宣传这种理想，直到人们心悦诚服，把儒家的价值观念内化到自己的灵魂之中。由于儒家的王道理想是最富有人情味、最温情脉脉的，所以它也就最富有感动人的力量。即使有人明智地认识到自己是在被别人所谋，被一种观念所谋，他也是心甘情愿的。但这已经不是因为儒家谋略的高明，更不是因为儒家谋略比别的学派的谋略狡诈，它已经上升到了人性、人道的范畴，这说明儒家的智谋在其最深处是符合人性和人道的基本原则的。这就是儒家智谋的合理性之所在，也是其成为真正的大智谋的根本原因。


儒家智谋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仁术，仁术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我们常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仁术的核心当然在于以仁治国治民，但如何才能实现治国治民呢？法家和兵家用强力来压服人心，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儒家则主张用个人的人格修养来影响别人，并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通过改变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来改变整个社会。二者的出发点和走向都恰恰相反。这样，儒家就把个人的修养看成是实现王道理想的基本出发点。所以，在修、齐、治、平四项当中，修是放在第一位的。以修身为中心，逐渐向更大的社会范围衍射，从理论上讲，衍射的幅度——也就是一个人所取得的现实功业的大小——完全是由个人的修养水平所决定的。在这里，儒家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无比诱人的蓝图：没有等级的差别，没有门第的限制，没有权力的干扰，总之，一切外在的束缚统统被取消了，只有人的内在世界才是真实的，只要肯提高自己的修养，世界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的确，儒家学说为人的发展在理论上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和美好的发展前景。这就是儒家智谋作为一种无与伦比的大智谋为中华民族所钟爱的内在原因。
在具体的治国治民的策略上，儒家首先讲究的是使人心服。下面引述几段先贤的话来说明这个问题。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
使人心服的具体方法很多，儒家在运作这种智谋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着很完备的理论系统和实践经验，在这里无法一一尽述，但总的说来，官吏要设身处地为百姓的利益着想，为大局着想，为道义着想，在必要的时候，甚至要舍己为人，直至牺牲个人的生命。
在后来的儒学大师中，有许多人在为帝王出谋划策时直言不讳地大谈儒家思想对治国、牧民、驯臣、王天下的重大利害，虽然他们已经明确地把儒学当做智谋来对待了，但其中一以贯之的合理因素并没有完全消失，就是在今天，这种智谋恐怕也不是完全过时的。
儒家智谋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大智谋，实在是一种取之不尽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即使有人看不到这些，至少，那种对智谋就是欺诈、就是阴险、就是卑鄙的庸俗理解也应该有所改变吧！


书中与荆轲有关的故事（其实这书大部分就是在讲故事）
出自第一编　儒家智慧 4. 士为知己者死
荆轲刺秦王在中国历史上是家喻户晓的，其影响之大，甚至塑造了我们民族性格的某些侧面。荆轲是卫国人，后来迁居燕国，燕人都叫他荆卿。荆轲其人好读书击剑，曾经上书卫君谈论治国之术，也曾经遨游过许多国家，并经常与人论剑斗剑，但一直未遇知己。荆轲来到燕国，与一位叫高渐离的人结为知己，高渐离是一位杀狗之徒，善于敲击一种叫筑的乐器。两个人经常在市肆之中饮酒，饮酒之时，高渐离击筑，荆轲高歌，歌罢又相对而哭，旁若无人。荆轲虽然游于酒徒市肆之中，但其人深沉好书，所结交者都是贤能豪迈之辈。当时的人对他们都不理解，等他到了燕国，燕国的处士田光是个极有眼光的人，他待荆轲非常好，因为知道荆轲是一位胸有远大抱负的人。
不久，燕太子丹从秦国逃回燕国。原来，秦王政生于赵国，与太子丹十分友好，后来嬴政（即以后的秦始皇）回到秦国，太子丹便到秦国去做人质，以表示秦、赵两国交好。但赵政被立为秦王后，却对太子丹很不好，太子丹十分气愤，伺机逃回了燕国。接着，秦国又攻下了燕国西部邻国的许多城池，直接威胁到燕国。太子丹想报仇，但国小势弱，无能为力。这时，秦国的大将樊於期得罪秦王，逃到了燕国，秦王政就杀了他一家老小，并发了悬赡书，追捕樊於期。太子丹收留并善待樊於期，太傅鞠武认为很危险，因为秦国早就想攻打燕国而找不到借口，一旦得知樊於期在这里，立刻就会加兵于燕。于是，鞠武建议把樊於期送到匈奴去。但太子丹认为樊於期困窘来投，决不能让他毙命，坚持把他留在燕国，使得樊於期十分感动。鞠武见太子丹不肯赶走樊於期，就对他说：“燕国有一位处士，叫做田光，十分深沉多智，何不让他想想办法呢？”太子丹就要鞠武把田光介绍给他。他以晚辈和学生的礼节接待了田光。田光听完太子丹介绍的情况，说：“您只听说了我壮年时候的声名，却不知我现在已经老迈无用了。不过，我还是可以想想办法，把您的事托付给荆卿。”太子丹在送田光出门时小声说：“我告诉您的事，您与我谈的话，都是国家机密，还望先生不要泄露，”田光听了笑一笑，俯身答道：“好吧！”田光见了荆轲，对他说了太子丹的事，并希望他能去拜望太子丹。然后又对荆轲说：“我听说，长者做事，不应使人怀疑，现在太子丹说‘还望先生不要泄露’，那是怀疑我了。做事使人怀疑，非节侠也。”说完，他想以自杀来激荆轲，说：“希望你能马上去拜访太子丹，说我已经死了，好让他知道我不会泄露秘密了。”说完自刎而死。
荆轲马上晋见太子丹，说了田光死的情形，太子丹大哭。两人商议来商议去，觉得燕国根本不可能阻挡秦国的进攻，而现在秦国的大将王翦正在邻国攻城略地，当务之急，似乎唯有刺杀秦王方可保住燕国，于是，荆轲答应了太子丹，愿往刺杀秦王。
太子丹给荆轲以优厚的待遇。他每天都到荆轲那里拜望，并不断送金钱美女给他，但过了一段时间，还不见荆轲有动身的意思，臼荆轲说：“现在秦将王翦马上就要渡过易水了，那时我就是想长期侍奉您，也做不到了。”荆轲说：“您不说，我也正想找您呢。我这样空手而去，秦王必不相信，如果能带着樊於期的人头和燕国土地最肥沃的督亢之地的地图献给秦王，他必定相信，我就可以趁机刺杀秦王了。”太子丹认为杀樊於期不义，不愿照办。 荆轲就私自来见樊於期说：“秦王杀了您的全家，并悬以千金和万户侯的赏格悬赏您的头颅。我有一计，可为您报仇，就是借您的人头一用，骗取秦王的信任，然后趁机刺杀他。”樊於期听后自刎而死。
太子丹闻讯，驰往大哭，但樊於期已死，也只好把他的头颅用匣子封好，又准备好了督亢之地的地图，交给荆轲。
于是，荆轲就让太子丹访求天下最为锋利的匕首。太子丹用百金买到了赵人徐夫人的匕首，让工匠在匕首上淬上毒药，用之试人，只要见血，人就立刻倒毙。荆轲又让秦舞阳当副手，秦舞阳是燕国的勇士，十三岁就杀过人，燕人都不敢正视。这样，一切准备齐全，可以出发了。
荆轲想同一个人一起赴秦，但那人住得很远，一时未能赶到，故误了行期。太子丹以为荆轲变了主意，就对他说：“日子不多了，荆卿还有意入秦吗？请让我先把秦舞阳派去吧！”荆轲大怒道：“你催什么！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我之所以停留几天，是想等一个人一同赴秦。今太子以为我走得太迟了，那马上就辞别吧！”于是出发。
太子以及宾客凡是知道此事的人，都穿上白衣服，来到易水边送行。祭祀送行完毕，取道上路，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高亢悲壮之音，送行的士人尽皆流泪。荆轲又上前高歌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歌罢，高渐离击筑又为羽声，声调慷慨。
于是，荆轲上路，不再回头。
荆轲来到秦国，把匕首卷在地图之中，进入王宫。他因献上了樊於期的头而得到秦王的信任，荆轲就借秦王展看地图之机从地图中取出匕首，抓住秦王的袖子，欲刺秦王。秦王起身而逃，绕柱奔走，最终拔出剑来，砍断了荆轲的腿。荆轲见追不上秦王，便以匕首投掷，匕首撞在铜柱上，掉在地下。荆轲的身上被砍了八剑，自知不能成事了，便倚着柱子笑道：“我之所以没能刺杀秦王，是因为我想劫持秦王，想拿到秦王的契约以还报太子丹的缘故！”
荆轲刺秦王的行动本身是失败了，在今天看来这一行动也不一定具有进步的意义，但在当时却被认为是正义的行动，尤其是荆轲重承诺、图报答和以死酬知己的精神，更为后人称赞不已。
在春秋战国时期，行刺之事屡有发生，为什么只有专诸、荆轲、聂政一类人能够名垂青史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为报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千金不能得死士，一言可以酬知己，即所谓知人得死士也。其中关键，在于给人以真正的尊重和尊严。


它没有以理服人的外在性，因此也就避免了被收服者的内在情感的疏离，它会使那些被收服的人永远地、心甘情愿地报答和捍卫。与慈相关的就是忍。忍就是忍耐，但这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忍耐，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策略，而是在洞察了一切世事变化的规律以后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情志。这种忍不仅包括忍受逆境、苦难和屈辱，还包括“乐之忍”、“富之忍”、“权之忍”、“安之忍”、“快之忍”等等。总之，它是一种修养之忍，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深刻的智谋，是圆融无害、圆融无碍的处世智慧。同样是忍，儒家之忍是为了更大的正义的行动，而道家之忍则没有原则。
黄老道术对其智谋类型甚至整个中国文化都有很大的影响，它使中国的治人之术更加深刻、更加隐秘、更加容易被人们接受，它与法家智谋相表里，实在把传统的中国人牢牢地套住了。
当然，它并不是没有一丝可取之处。在一定的意义和程度上，它是有符合人性和人道的地方的，有时候也多少表现出了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黄老之术确实也会使社会在一种较为宽松的环境中发展，对于人民和社会的休养生息都起过不小的历史作用。对这些，我们是不应该否认的。


青原惟信在谈及自己惮悟的感受时说：“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旧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五灯会元》卷17《惟信》）如何理解这禅悟三阶段，历来众说纷纭，笔者以为此三阶段为未悟、初悟、彻悟三个阶段的见解，即“习禅之前”的见解、“习禅若干年有所契会”的见解和“开悟”的见解。在第一阶段，山水自然而然地产生出分别，从否定的角度讲，山不是水、水不是山；从肯定的角度讲，山是山，水是水，“存在着主观与客观的二元性。在把山、水及一切构成我们世界的其他事物区别开来时，我们也就把我们自己与他物区别开来了。”但人们不满足于这一阶段，对事物的超越性追求使人进入了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中，不存在任何分别，任何肯定性，“万物皆空”，但由于它只是对分别之否定的无分别，依然陷入一种差别中，因为它与分别对立并反对分别。那么，是怎样达到第三阶段的呢？经过否定之否定，空必须空掉自身，这样，就到达了第三阶段，也就又有了区别性与肯定性，但这种区别性与肯定性是一种全新的分别形式，这是一种否定了无分别之后的分别。在此我们可以说：“山只是山，水只是水。”其实，这第三阶段就是从超越性的意义上认识到山水以及万物都是与自己的主观无涉的自足体，同样，自身也是与自身以外的事物无涉的自足体。如果说二者有关系的话，那么，这种关系就只是人可以从外物中观照到圆满自足的“佛性”。所以，禅宗在谈到第三阶段的感受时这样说：“山僧近来非昔人也，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别也，非昔人也。有人问未审已前如何，山僧往时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所以迷情拥蔽，翳障心源，如今别也。”（《古尊宿语录》卷27《清远》）往时与今时在形式上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往时“迷情拥蔽，翳障心源”，而今时则“禅非意想”、“道绝功勋”，“无禅之禅，谓之真禅”（《圆悟录》卷7），“直下摆脱情识，一念不生，证本地风光，见本来面目，然后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同上卷9）。
宋代的苏轼深受禅宗的影响，在人格上达到了天地境界。例如，苏轼有的诗是以世理来说禅，他在《泗州僧伽塔》一诗中说：“至人无心何厚薄，我自怀私欣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告物应须日千变。我今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意思是说，如果祷告真的灵验的话，那神佛真是无所适从了，因为“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其实，“至人无心”，无厚无薄，一切顺其自然，至于苏轼自己，则从对祈祷的索中明白了应该“去无所逐来无恋”的人生哲理和禅意。苏轼不仅是这样说的，这也确实体现了他晚年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
当然，禅宗也和别的理论一样，上焉者取其上，下焉者取其下，有人将其当做超越世俗、提升人生境界的梯航，也有人将其作为精神胜利法乃至放浪形骸的借口，那本是没有办法的事！


第五编 纵横家智慧 纵横家智慧概论
苏秦、张仪之流，凭借广博的历史知识、超人的胆略和雄辩无碍的辩才，或是南北合纵，或是东西连横，真可谓纵横捭阖、左右逢源，将天下玩弄于股掌之上。
纵横家智谋是中国智谋心化中最无耻的一页。这种无耻表现在纵横家没有一定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观念，他们行动的原则是“不管‘东西南北’，只求有官可做”。
纵横家的产生有其漫长的历史过程。《汉书·艺文志》称：“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在这里，孔子和史家对“行人”的作用是很重视的，但最初“行人”还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外交官，而是主管礼仪的官员。如《周礼·秋官》有“大行人”，其职责是“掌大宾之礼，及大仪，以亲诸侯”。又有“小行人”，其职责是“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但到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所设置的“行人”的职责已经与《周礼》中所记的行人有很大不同，他们不再以接待为主要职责，而是以出使各个诸侯国、执行外交使命为主要职责。 《左传》中就记载了许多“行人”优秀的外交辞令，从中可以看出，这时已经有人在有意识地使用“动以利害、巧辞服人”的说服术。到了战国时代，诸侯间的外交大势已经十分明朗，那就是各诸侯国联合起来（合纵）对付秦国，或是各诸侯国分别同秦国建立外交关系（连横）以求自保。为了适应合纵和连横的两种策略，同时一些士人也是为了在其中谋求个人的利益，便“仰禄而失道”，学习外交官“行人”的说服术，顺应这种历史潮流，奔走于各国之间。于是，“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史记·六国年表》）这样一来，纵横家就应运而生了。
在春秋战国时期，“纵横家”一语不是一个学派的名称，而是指春秋战国时期一个独特的谋士群体。尽管这样，纵横家的地位还是非常突出的，他们有自己的学说，甚至是各个学派中的显学。但关键之处并不在纵横家的学问上，而在于纵横家直接的现实效用。“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是对纵横家的巨大现实作用的准确描述。对于纵横家积极的历史作用，当时的人们就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战国策》曾经这样评价苏秦发起的合纵运动：“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
与其他学派相比，纵横家现实实践中有三个特征：一、无从一而终的固定的君主；二、没有固定的政治主张；三、没有一定的价值标准，除了势利营求之外，没有道德束缚。苏秦和张仪无疑是当时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位纵横家。纵观战国后期的那段历史，你会发现，其国际关系差不多完全是由两个智谋之人、舌辩之士左右的。先是苏秦的“合纵”，后是张仪的“连横”，这两个人把战国七雄当做一盘任由他们拨弄的棋，玩弄七雄于股掌之上。这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人类古代历史上最为杰出的外交家恐怕非苏秦、张仪莫属。
不仅“连横”、“合纵”本身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可言，就是拨弄“连横”、“合纵”的人也无所谓有无正义感。他们既不像同时代的庄子那样清高，也不像要教魏王、齐王实行“仁政”的孟子那样为理想奋斗不已，他们所有的信念就是权和钱，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和高贵的品德。相反，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是欺骗、狡诈、残忍、无耻的行为方式和一切以权势为标准的价值观念。如果就他们的所作所为总结其品德邯人的话，那就是“不管东西南北，只求有官可做”。
纵横家智谋也有自己完备的论述和系统，除了《韩非子》中的几篇论文以外，它的总结性的著作是《鬼谷子》。这部书从各个方面论述了游说的技巧，是一部杰出的智谋方面的著作。通过简要地介绍这部著作的章目，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纵横家智谋的全貌。
该书的第一章讲游说中的纵横捭阖，左右逢源，要求纵横家要有高瞻远瞩、纵观全局的认识高度；第二章是讲反应，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善于捕捉信息、处理信息，能够见微知著，洞烛幽微；第三章是讲要善于揣摩君主的心理，能够迎合并进一步征服被游说的对象，就是“结内”，使对象能够真正地心服并喜欢你；第四章是讲在具体的游说过程中要善于弥缺补漏、随机应变，使自己的说辞天衣无缝；第五章是讲在游说的过程中要先使对方激动，使对方充分暴露自己，等到对方情志衰竭的时候，再抓住其心理，唆使对方去实现自己所想望的东西，对方就会被说服，乖乖地听命；第六章实际上是讲在游说过程中不要显得太直露，好像在哀求人一般，而要先忤后合、以忤为合；第七章是讲揣情度理；第八章是讲通过刺激、试探以引起对方的反应，从而了解内情；第九章是讲度量权衡利弊祸福；第十章是讲如何谋划说服人的策略；第十一章是讲要能够不失时机地决情定疑，果断处理游说中遇到的问题；第十二章是讲如何才能使自己的言辞和实际情况一致；第十三章是讲圆融灵通。
纵横家智谋是春秋战国时期特定的国际形势的产物，其兴也快，其衰也速。在汉代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以后，纵横家智谋就很难再有多少用武之地了。虽然历代都有余音，但却很难再有大的发展了。
纵横家智谋的文化特点对我们的民族根性也有一定的不良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有奶便是娘”的无原则的功利意识的倡导上。另外，纵横家的论辩滔滔的语言特色对中国的文学也有一定的影响。

第七编 阴阳家智慧 1. 阴阳
阴阳家的内涵非常丰富，这里只介绍其中的部分观点和历史事例。阴阳家在古时也是十分受尊重的。据《史记》和《汉书》记载，在战国时期，邹衍是一位学识十分渊博的人，他善于谈论天地的形成，对于五行生克非常有研究，著有《主运》一书，所以当时人们称他为谈天衍，很是尊重。《史说》中说，邹衍在当时的诸侯国中很有地位，“在他出使的时候也很受各个诸侯国的尊重，他旅行至梁国，惠王亲自到郊外迎接，并且对他行宾主之礼；他到赵国时，平原君竟然侍候在路旁，亲自为他擦去座位上的尘土；他到了燕国，昭王为他做引导，并且请求做他的弟子；昭王在竭石为他建造了一所宫殿，并亲自去聆听他的教诲。他在王侯之间游说时受到了如此好的待遇，这与孔子几乎饿死在他国，或者孟子在齐国和梁国受困比较起来，是多么的不同啊！”
殷、周之际产生的《周易》就是在总结了以往广泛的矛盾现象的基础上，试图用阴阳变化的观念来解决生产和社会的矛盾的一种极其有力的尝试，其核心目的就是趋吉避凶的。可以看出，《周易》中提出的乾坤、泰否、剥复、损益等一系列的矛盾范畴，比以前的天地、日月、寒暑、水火、男女、昼夜、阴晴等单纯地描绘自然现象的概念和主奴、贵贱、贫富、治乱等单纯地描绘社会现象的概念不仅上升到了抽象的层次，更重要的是这些概念中已经融入了人们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规律性的认识，显示出人们把握自然和社会的强烈的渴望。在《易经》中，这些观念都在阴阳观念的笼罩之下。可以说，《周易》为阴阳范畴的确立开了先河，即使在今天看来，阴阳观念在当时也是“科学”的概念。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人们又将这种经验和规律用来指导管理国家，认识到矛盾的缓和与激化关系到社会的治乱和安危。西周末年，人们开始用阴阳二气的消长来解释万事万物变化的原因。其后不久出现的《老子》一书似乎专门来阐述阴阳观念的，他在书中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立的概念，应该说，《老子》在更高的水平上丰富、发展了阴阳学说，为中国古代的阴阳观念奠定了基础。
其实，真正大谈阴阳的不是《周易》的卦和爻辞，而是用来解说《周易》的《易传》部分。《易传》共十篇，它产生的年代肯定比《老子》要晚，可能是从孔子时代至汉代的作品，其中肯定经过了许多人的增删修订。《易传》中的二元对应的模式已经有意识地明确化了，并对阴阳观念作了系统的论述。如《系辞传》中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
阴阳不测之谓神。
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
阴阳之义配日月。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
乾，阳物也；坤，阴物也。
由此可见，阴阳观念在这里已经明确地上升到二元对应的主导地位。在此以后，整个中国古代哲学文化都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发展变化的。
如上所述，阴阳家由先秦时期的天文家和占星家演变而来的。阴阳家在天象观测中看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他们掌握了自然界阴阳五行变化规律，是具有较多科学知识的人，他们甚至能够预测日蚀、月食和某些自然现象的发生时间，人们便对他们有了神秘感，再加上政治统治的需要，统治者往往有意识甚至是处心积虑地将其神秘化，后来他们又流布民间，这就逐渐产生了以玩弄方术为主的方士型的阴阳家。在这一类人中，高明者往往是把科学——如天象——与神秘的巫术形式结合起来，用来预测人事的吉凶祸福。这些人到汉代即被正式命名为阴阳家，成为“六家”或“九流”之一。
在春秋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学说盛极一时。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阴阳家约有六十八家，著述多达一千三百余篇，这在当时实在应该算是“显学”了。这种学说的影响之大，甚至连不相信天命的孔孟之徒都受到了濡染，以孟子为代表的思孟学派甚至与它有很深的渊源。
然而，需要看到的是，在汉代之后的两千多年中，阴阳学说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各个时代都受到了当时哲学家的改造，形成了一个哲学体系，其中不仅包括“敬顺昊天，历数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正宗的阴阳家，更多的似乎应是方士所玩弄的方术、数术，道教的许多思想理论也是出自阴阳观念。
应该说，在汉代以后的阴阳家那里，科学的成分逐渐减少，愚民之术、牧民之术的成分逐渐增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它甚至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统治方法。当然，我们在这里不能过多地去责备阴阳家，因为这是与整个中国文化的大背景相联系的。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如果说儒家、道家、纵横家甚至法家、兵家的智谋还有许多合理的成分可供今天的人们来借鉴的活，那么，阴阳家的所谓的智谋就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为今人所用了。
然而，阴阳家的确又是中国历史上的极为重要的文化现象，对我们的民族性有着很大的影响，其内涵也是极为复杂的。我们在这里仅是列举一些比较重要的侧面，以便了解内在的结构。
我们只是为了介绍的方便才把阴阳家分成阴阳、命数、谶纬、易占、星占、解梦、灵异等七个方面。实际上这是很不合适的，这不仅是因为阴阳方术本来就盘根错节，很难分类，更重要的是这根本无法包括其极其复杂的内容。中国古代方术的资料可谓浩如烟海，光谶纬之类的典籍就够一个人穷尽毕生的精力去研读了，如果再加上各类专门的典籍，如道典类、释典类、易学类、太玄类、神仙类、奇闻类、占卜类、占星类、占梦类、测字类、相术类、堪舆类、三式类命理类、杂术类等，简直数不胜数，如果还想进一步挖掘的话，道藏中还有这方面的许多资料。面对这些遗产，我们也许只能望洋兴叹。

我手上的版本是到此结束。。。不知道实体书还有没有。。。。。。书写的不错，都是历史故事，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对了，要书的可以给我留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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