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奥运乒乓球冠军王皓回到家乡受到热烈欢迎。
奥运赛场上，中国健儿抢金夺银，为中国报仇雪耻。这种说法很快被人批评，批评者说这只是体育运动，不应该这样说，可是，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这种想法有时会不自觉的从内心冒出来。一旦冒出来，就会觉得特扬眉吐气。

奥运冠军杨文军回到江西丰城老家，受到家乡人民热烈欢迎。
所以在中国，特别是一些体育不太发达、冠军不太多的地区，向来特别重视冠军选手，认为“金牌就是大爷”。这也就有了“明星特权”泛滥的观念性原因。

功利

女子400米混合泳铜牌得主李玄旭回国遭遇尴尬的无人接机。
相比之下，在夺得女子400米混合泳铜牌的湘妹子李玄旭家中就清静多了。只从伦敦抵拿了一枚铜牌的李玄旭回国后更是感受到了世态的炎凉，她的母亲告诉记者：“就我和她阿姨两个，并无领导等他人接机，我们三个会在北京倒两天时差然后回家，没什么特别安排。”

射击名将杜丽获得奥运冠军后载誉回乡。
与其他行业不同，运动员是吃青春饭的。在运动生涯结束后，他们很快失去了（作为运动员参加比赛的）价值。但在我们的体制中，有些运动员又是“在编”人员，他们退役后国家还要负责给安排工作。而在所安排的工作岗位上，有些运动员又没什么实事可做，导致形成了一批“剩余劳动力”。而一旦成为奥运冠军，凭借自身影响力，大多能在地方体育系统谋到职位，现行惯例大多是副处级待遇。

全国政协委员邓亚萍为运动员树立了一个正面的榜样。
“赛而优则仕”在当今中国体坛似成惯例。这的确有利于解决运动员的后顾之忧，也间接肯定了运动员所取得的成绩。中国也不乏优秀选手顺利走上仕途的例子，比如蔡振华、邓亚萍等等。但不可否认，除了像邓亚萍这种能够在退役后坚持自我学习的个例之外，绝大多数运动员由于长期封闭训练而缺乏“一步当官”所必需的资质。

上海市体育局团委副书记刘翔出席会议。
这种情况比比皆是，王励勤被任命为上海市乒乓球中心主任助理、上海市乒协副主席。邹市明被聘为贵州省体工大队副队长。去年，刘翔和刘子歌当选上海市体育局团委副书记。只要是明星运动员，大多数都在地方上挂有一官半职。

政协委员刘翔在“两会”中走神。超高人气的刘翔甚至作为政协委员连续三年进京参加“两会”，翔飞人面对自己还不太适应的官职三年来只交出了一份提案，并且基本都是由他人代写。

郭晶晶参加会议。
且不论“赛而优则仕”是否符合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凡进必考”的规矩，从运动员中选官的过程本身就有许多问题。比如黄穗事件，不知在当时授予她这一职位前是否进行过细致的考察。这样随意给她戴个“乌纱帽”，当官三年没上班一天。而像黄穗这样在运动员时期就当官的大有人在，比如跳水冠军郭晶晶，也曾在运动员时期担任河北体育局干部。

田亮与妻子叶一茜同台演出。
田亮以奥运冠军作资本，2005年获副处级体育官员之“封官晋爵”。然而田亮也许并不满足，也不珍惜，更不领情。今年初田亮被爆由于超生而被陕西体育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双开”，但最后田亮只是从副处职务上卸任，但并未被“双开”，党籍和公职继续予以保留，陕西方面采取了“护犊子”的手段将该事件“大事化小”，陕西当局还为田亮的超生找了一个“正当”的理由：田亮的第二个孩子不但香港生而且还获得了香港籍，分明与“超生”不沾边儿。

田亮参加电影宣传活动。
田亮黄穗等人确对“举国体制”作过贡献，这个咱们得去承认，但他们同时亦从“举国体制”收获副处官帽的回报和特权，但如果你是变本加厉的利用，那么得到的只能是遭到舆论的指责和百姓的谩骂了。

南京有有足球队的球员在街头讨薪。
与“黄穗事件”几乎同时，前南京有有足球队的几名球员还在为讨薪苦苦奔波。这也再次提醒人们，在黄穗、田亮，郭晶晶们享受“赛而优则仕”同时，中国还有更多运动员就业难、生存难的现实问题。

周洋在温哥华冬奥会夺冠后庆祝。
在温哥华冬奥会结束后，“感谢门”事件中，周洋夺冠后感谢父母的发言以其率真、孝顺赢得普遍理解和尊重；而事后长春市领导问及她家里有何困难时，她的一句“父母还没有工作”的回应却引来很大的争议。一时间，民心之向背为之逆转。这件事反映了奥运冠军持有不该有的特权意识，同时却缺乏社会公平意识和竞争规则意识。奥运冠军光环再亮，也不能成为逾越底线、索要特权的资本。

王濛因打架事件而导致手臂受伤。
王濛在接受**处理时说：“知道我是人大代表和世界冠军吗？”而在医院，运动员们也以世界冠军的名义要求“必须入住单间病房”。这种颐指气使的傲慢，既是酒酣耳热、情绪激动后的口不择言，也是长期以来“高人一等”的特权意识的自然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