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电影让生命变厚重（来源：今晚报） 关键字：
出书不敢告诉父亲
悦读周刊：您在做导演之前已经是非常有名的编剧了，而且您的家学背景也是文学气质浓厚。可是为什么您现在才出书呢？
陆川：因为我父亲是写书的，我姑姑也是写小说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就觉得出书是一个特别神圣的事，觉得一定要写到一定程度才敢出书。包括这次，其实出书的事，也没敢跟我父亲说。
悦读周刊：听说您是瞒着家里人出的书？
陆川：对，我觉得如果告诉我父亲的话，他也不会同意的，所以就没说。我其实有点紧张，毕竟是自己的第一本书，希望能写好吧。
悦读周刊：据出版社说，这个书中透露了很多大家不知道的事情，您方便先透露一些给读者吗？
陆川：生活里有太多秘密了。其实我写的时候很费周折，怎么写它，怎样表达自己对成长的一个看法，关键是能够分享这种成长的快乐和痛苦，分享一种体验，还有就是对生命的认识。我出生在新疆，家里人都是上海人，父母去新疆支边时，把我生在了农七师，奎屯。在新疆长到五六岁时，搬到了北京继续生活。后来去南京上大学，毕业后再回到北京。这一路走来，其实我的成长的过程里，见证了北京的成长，见证了我们这代人的故事——跟我一起成长的朋友们的生命足迹，他们聚聚散散、生生死死的轮回。所以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可能不光是在写我自己，我也为跟我一起成长的这拨朋友，留下一个能被下一代翻阅的东西。
悦读周刊：您在很多地方生活过，新疆、北京、南京、上海，这种生活经历是否给您提供了很多的创作养分？
陆川：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拍一个城市题材的电影，为什么？我觉得是因为从小跟着父母这样东奔西走的生活有关系。这种生活状态很像旅行，你很难找到一个城市使你会觉得它是你的家。上海我很亲近，但是我没有成长在这个城市。北京也是，我是懂事之后才搬过去的，这种人的生命的经历会影响你未来的很多感受。
悦读周刊：我很喜欢您的电影《可可西里》，听说您在拍《可可西里》的时候遇到很多事情，九死一生。是这样吗？
陆川：《可可西里》就是生生死死，我们剧组成员就有在拍摄过程中去世的，车祸去世的。他叫葛路明，当时是投资方之一哥伦比亚的宣传。在来看我的路上遇上车祸了，当时车上还有何平导演和王中磊。我在可可西里见证了太多的生死，如果不拍这个电影就不会有现在的我。
先是通过电影，我认识了陆川；后来通过文学，我认识了陆川的父亲陆天明。和陆天明老师数次约稿之后，我才知道陆川是陆老的儿子——这对父子在我心里的印象实在差距太大——陆老是位严谨平和的作者，虽为文坛老将，但文笔依然犀利有力，文风依然敢言敢述，已然一副铁骨铮铮壮年汉子的模样。陆川则不然，每次在镜头前看到他，总是一副内敛矜持的神态，屈指可数的几部影片都很沉重，怎么看都觉得是个“苦大仇深”的人。
这次在新书发布会见到的陆川，很健谈，很亲切，很开朗，他对我的每个问题回答起来都很驾轻就熟，但是这种随意畅谈中，却无时无刻不在流露他对他所热爱的电影、文学的坚持和坚定。他说：“我是一个很看得开的人，我把自己当做苦难的旁观者，我负责把苦难拍成电影让更多的人去感受它！”
记者手记
悦读周刊：我看到这本书的封面上写的——每部电影都是一次重生。
陆川：我觉得每次拍电影让我的生命变得更加厚重，就像这本书的封面上写到的：每部电影都是一次重生。
悦读周刊：在没有和您坐下来这么聊天之前，通过您的电影，我看到的是一个苦难深重的陆川。如今看到对面的您，却是这样的阳光与平和。您为什么钟情于拍摄这种题材厚重、感情压抑的电影呢？
陆川：电影对我来说，首先是我现在唯一的职业，其次是我唯一的爱好。电影以外的生活，我就剩下看看书、玩玩游戏。我自己如此热爱，又正好从事这个职业，没有理由去瞎做。中国每年有五六百部电影上线，我多拍或者少拍一部无关痛痒的电影，观众不缺它；但我希望我拍的那一部是这一年观众必须要去看的，是感觉缺了这一部，今年的电影市场就有可能会减轻一些分量的。我希望做这样的导演，拍这样的电影，所以就比较较真。
出书不敢告诉父亲
悦读周刊：您在做导演之前已经是非常有名的编剧了，而且您的家学背景也是文学气质浓厚。可是为什么您现在才出书呢？
陆川：因为我父亲是写书的，我姑姑也是写小说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就觉得出书是一个特别神圣的事，觉得一定要写到一定程度才敢出书。包括这次，其实出书的事，也没敢跟我父亲说。
悦读周刊：听说您是瞒着家里人出的书？
陆川：对，我觉得如果告诉我父亲的话，他也不会同意的，所以就没说。我其实有点紧张，毕竟是自己的第一本书，希望能写好吧。
悦读周刊：据出版社说，这个书中透露了很多大家不知道的事情，您方便先透露一些给读者吗？
陆川：生活里有太多秘密了。其实我写的时候很费周折，怎么写它，怎样表达自己对成长的一个看法，关键是能够分享这种成长的快乐和痛苦，分享一种体验，还有就是对生命的认识。我出生在新疆，家里人都是上海人，父母去新疆支边时，把我生在了农七师，奎屯。在新疆长到五六岁时，搬到了北京继续生活。后来去南京上大学，毕业后再回到北京。这一路走来，其实我的成长的过程里，见证了北京的成长，见证了我们这代人的故事——跟我一起成长的朋友们的生命足迹，他们聚聚散散、生生死死的轮回。所以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可能不光是在写我自己，我也为跟我一起成长的这拨朋友，留下一个能被下一代翻阅的东西。
悦读周刊：您在很多地方生活过，新疆、北京、南京、上海，这种生活经历是否给您提供了很多的创作养分？
陆川：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拍一个城市题材的电影，为什么？我觉得是因为从小跟着父母这样东奔西走的生活有关系。这种生活状态很像旅行，你很难找到一个城市使你会觉得它是你的家。上海我很亲近，但是我没有成长在这个城市。北京也是，我是懂事之后才搬过去的，这种人的生命的经历会影响你未来的很多感受。
悦读周刊：我很喜欢您的电影《可可西里》，听说您在拍《可可西里》的时候遇到很多事情，九死一生。是这样吗？
陆川：《可可西里》就是生生死死，我们剧组成员就有在拍摄过程中去世的，车祸去世的。他叫葛路明，当时是投资方之一哥伦比亚的宣传。在来看我的路上遇上车祸了，当时车上还有何平导演和王中磊。我在可可西里见证了太多的生死，如果不拍这个电影就不会有现在的我。
先是通过电影，我认识了陆川；后来通过文学，我认识了陆川的父亲陆天明。和陆天明老师数次约稿之后，我才知道陆川是陆老的儿子——这对父子在我心里的印象实在差距太大——陆老是位严谨平和的作者，虽为文坛老将，但文笔依然犀利有力，文风依然敢言敢述，已然一副铁骨铮铮壮年汉子的模样。陆川则不然，每次在镜头前看到他，总是一副内敛矜持的神态，屈指可数的几部影片都很沉重，怎么看都觉得是个“苦大仇深”的人。
这次在新书发布会见到的陆川，很健谈，很亲切，很开朗，他对我的每个问题回答起来都很驾轻就熟，但是这种随意畅谈中，却无时无刻不在流露他对他所热爱的电影、文学的坚持和坚定。他说：“我是一个很看得开的人，我把自己当做苦难的旁观者，我负责把苦难拍成电影让更多的人去感受它！”
记者手记
悦读周刊：我看到这本书的封面上写的——每部电影都是一次重生。
陆川：我觉得每次拍电影让我的生命变得更加厚重，就像这本书的封面上写到的：每部电影都是一次重生。
悦读周刊：在没有和您坐下来这么聊天之前，通过您的电影，我看到的是一个苦难深重的陆川。如今看到对面的您，却是这样的阳光与平和。您为什么钟情于拍摄这种题材厚重、感情压抑的电影呢？
陆川：电影对我来说，首先是我现在唯一的职业，其次是我唯一的爱好。电影以外的生活，我就剩下看看书、玩玩游戏。我自己如此热爱，又正好从事这个职业，没有理由去瞎做。中国每年有五六百部电影上线，我多拍或者少拍一部无关痛痒的电影，观众不缺它；但我希望我拍的那一部是这一年观众必须要去看的，是感觉缺了这一部，今年的电影市场就有可能会减轻一些分量的。我希望做这样的导演，拍这样的电影，所以就比较较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