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电影让生命变厚重(来源:今晚报) 关键字:
出书不敢告诉父亲
悦读周刊:您在做导演之前已经是非常有名的编剧了,而且您的家学背景也是文学气质浓厚。可是为什么您现在才出书呢?
陆川:因为我父亲是写书的,我姑姑也是写小说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就觉得出书是一个特别神圣的事,觉得一定要写到一定程度才敢出书。包括这次,其实出书的事,也没敢跟我父亲说。
悦读周刊:听说您是瞒着家里人出的书?
陆川:对,我觉得如果告诉我父亲的话,他也不会同意的,所以就没说。我其实有点紧张,毕竟是自己的第一本书,希望能写好吧。
悦读周刊:据出版社说,这个书中透露了很多大家不知道的事情,您方便先透露一些给读者吗?
陆川:生活里有太多秘密了。其实我写的时候很费周折,怎么写它,怎样表达自己对成长的一个看法,关键是能够分享这种成长的快乐和痛苦,分享一种体验,还有就是对生命的认识。我出生在新疆,家里人都是上海人,父母去新疆支边时,把我生在了农七师,奎屯。在新疆长到五六岁时,搬到了北京继续生活。后来去南京上大学,毕业后再回到北京。这一路走来,其实我的成长的过程里,见证了北京的成长,见证了我们这代人的故事——跟我一起成长的朋友们的生命足迹,他们聚聚散散、生生死死的轮回。所以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可能不光是在写我自己,我也为跟我一起成长的这拨朋友,留下一个能被下一代翻阅的东西。
悦读周刊:您在很多地方生活过,新疆、北京、南京、上海,这种生活经历是否给您提供了很多的创作养分?
陆川: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拍一个城市题材的电影,为什么?我觉得是因为从小跟着父母这样东奔西走的生活有关系。这种生活状态很像旅行,你很难找到一个城市使你会觉得它是你的家。上海我很亲近,但是我没有成长在这个城市。北京也是,我是懂事之后才搬过去的,这种人的生命的经历会影响你未来的很多感受。
悦读周刊:我很喜欢您的电影《可可西里》,听说您在拍《可可西里》的时候遇到很多事情,九死一生。是这样吗?
陆川:《可可西里》就是生生死死,我们剧组成员就有在拍摄过程中去世的,车祸去世的。他叫葛路明,当时是投资方之一哥伦比亚的宣传。在来看我的路上遇上车祸了,当时车上还有何平导演和王中磊。我在可可西里见证了太多的生死,如果不拍这个电影就不会有现在的我。
先是通过电影,我认识了陆川;后来通过文学,我认识了陆川的父亲陆天明。和陆天明老师数次约稿之后,我才知道陆川是陆老的儿子——这对父子在我心里的印象实在差距太大——陆老是位严谨平和的作者,虽为文坛老将,但文笔依然犀利有力,文风依然敢言敢述,已然一副铁骨铮铮壮年汉子的模样。陆川则不然,每次在镜头前看到他,总是一副内敛矜持的神态,屈指可数的几部影片都很沉重,怎么看都觉得是个“苦大仇深”的人。
这次在新书发布会见到的陆川,很健谈,很亲切,很开朗,他对我的每个问题回答起来都很驾轻就熟,但是这种随意畅谈中,却无时无刻不在流露他对他所热爱的电影、文学的坚持和坚定。他说:“我是一个很看得开的人,我把自己当做苦难的旁观者,我负责把苦难拍成电影让更多的人去感受它!”
记者手记
悦读周刊:我看到这本书的封面上写的——每部电影都是一次重生。
陆川:我觉得每次拍电影让我的生命变得更加厚重,就像这本书的封面上写到的:每部电影都是一次重生。
悦读周刊:在没有和您坐下来这么聊天之前,通过您的电影,我看到的是一个苦难深重的陆川。如今看到对面的您,却是这样的阳光与平和。您为什么钟情于拍摄这种题材厚重、感情压抑的电影呢?
陆川:电影对我来说,首先是我现在唯一的职业,其次是我唯一的爱好。电影以外的生活,我就剩下看看书、玩玩游戏。我自己如此热爱,又正好从事这个职业,没有理由去瞎做。中国每年有五六百部电影上线,我多拍或者少拍一部无关痛痒的电影,观众不缺它;但我希望我拍的那一部是这一年观众必须要去看的,是感觉缺了这一部,今年的电影市场就有可能会减轻一些分量的。我希望做这样的导演,拍这样的电影,所以就比较较真。
出书不敢告诉父亲
悦读周刊:您在做导演之前已经是非常有名的编剧了,而且您的家学背景也是文学气质浓厚。可是为什么您现在才出书呢?
陆川:因为我父亲是写书的,我姑姑也是写小说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就觉得出书是一个特别神圣的事,觉得一定要写到一定程度才敢出书。包括这次,其实出书的事,也没敢跟我父亲说。
悦读周刊:听说您是瞒着家里人出的书?
陆川:对,我觉得如果告诉我父亲的话,他也不会同意的,所以就没说。我其实有点紧张,毕竟是自己的第一本书,希望能写好吧。
悦读周刊:据出版社说,这个书中透露了很多大家不知道的事情,您方便先透露一些给读者吗?
陆川:生活里有太多秘密了。其实我写的时候很费周折,怎么写它,怎样表达自己对成长的一个看法,关键是能够分享这种成长的快乐和痛苦,分享一种体验,还有就是对生命的认识。我出生在新疆,家里人都是上海人,父母去新疆支边时,把我生在了农七师,奎屯。在新疆长到五六岁时,搬到了北京继续生活。后来去南京上大学,毕业后再回到北京。这一路走来,其实我的成长的过程里,见证了北京的成长,见证了我们这代人的故事——跟我一起成长的朋友们的生命足迹,他们聚聚散散、生生死死的轮回。所以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可能不光是在写我自己,我也为跟我一起成长的这拨朋友,留下一个能被下一代翻阅的东西。
悦读周刊:您在很多地方生活过,新疆、北京、南京、上海,这种生活经历是否给您提供了很多的创作养分?
陆川: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拍一个城市题材的电影,为什么?我觉得是因为从小跟着父母这样东奔西走的生活有关系。这种生活状态很像旅行,你很难找到一个城市使你会觉得它是你的家。上海我很亲近,但是我没有成长在这个城市。北京也是,我是懂事之后才搬过去的,这种人的生命的经历会影响你未来的很多感受。
悦读周刊:我很喜欢您的电影《可可西里》,听说您在拍《可可西里》的时候遇到很多事情,九死一生。是这样吗?
陆川:《可可西里》就是生生死死,我们剧组成员就有在拍摄过程中去世的,车祸去世的。他叫葛路明,当时是投资方之一哥伦比亚的宣传。在来看我的路上遇上车祸了,当时车上还有何平导演和王中磊。我在可可西里见证了太多的生死,如果不拍这个电影就不会有现在的我。
先是通过电影,我认识了陆川;后来通过文学,我认识了陆川的父亲陆天明。和陆天明老师数次约稿之后,我才知道陆川是陆老的儿子——这对父子在我心里的印象实在差距太大——陆老是位严谨平和的作者,虽为文坛老将,但文笔依然犀利有力,文风依然敢言敢述,已然一副铁骨铮铮壮年汉子的模样。陆川则不然,每次在镜头前看到他,总是一副内敛矜持的神态,屈指可数的几部影片都很沉重,怎么看都觉得是个“苦大仇深”的人。
这次在新书发布会见到的陆川,很健谈,很亲切,很开朗,他对我的每个问题回答起来都很驾轻就熟,但是这种随意畅谈中,却无时无刻不在流露他对他所热爱的电影、文学的坚持和坚定。他说:“我是一个很看得开的人,我把自己当做苦难的旁观者,我负责把苦难拍成电影让更多的人去感受它!”
记者手记
悦读周刊:我看到这本书的封面上写的——每部电影都是一次重生。
陆川:我觉得每次拍电影让我的生命变得更加厚重,就像这本书的封面上写到的:每部电影都是一次重生。
悦读周刊:在没有和您坐下来这么聊天之前,通过您的电影,我看到的是一个苦难深重的陆川。如今看到对面的您,却是这样的阳光与平和。您为什么钟情于拍摄这种题材厚重、感情压抑的电影呢?
陆川:电影对我来说,首先是我现在唯一的职业,其次是我唯一的爱好。电影以外的生活,我就剩下看看书、玩玩游戏。我自己如此热爱,又正好从事这个职业,没有理由去瞎做。中国每年有五六百部电影上线,我多拍或者少拍一部无关痛痒的电影,观众不缺它;但我希望我拍的那一部是这一年观众必须要去看的,是感觉缺了这一部,今年的电影市场就有可能会减轻一些分量的。我希望做这样的导演,拍这样的电影,所以就比较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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