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蘅芜君（为宝钗正名！）
——辟狰狰《不可言说冷宝钗》
今日浏览凯迪，狰狰女士的一篇大作——《不可言说冷宝钗》，赫然出现在眼前。虽说狰狰女士的“红楼观”，笔者早有所接触。但乍一拜读此文，依然为文中所表现出的根深蒂固的偏见，而感到倒吸了一口凉气！《红楼梦》是两百多年以前，曹雪芹、脂砚斋们的心血结晶，承载着他们的思想，表达着他们的情感。然而，两百多年以来，真正理解《红楼梦》的真实用意的，又有几人哉？人们纷纷把形形色色的关于政治的、社会的观点，强加于这本小说，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偏见。也难怪作者生前竟会发出所谓“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预告！毫无疑问，钗、黛问题正是这样一个被各种流行的偏见所盘踞的“重灾区”。这一点，在宝钗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论者往往是根据其先入为主的偏见，先进行所谓“信息筛选”，然后再来评判这一人物形象的。观点先行，再戴着有色眼镜，到书中去找材料。勉强符合其观点的材料，便留下来，大张旗鼓地宣扬一番，不符合其观点的材料，甚至针锋相对的反证，便故意视而不见，存而不论。经过了这样一番取舍，其所分析的宝钗，还是原来曹雪芹笔下的那个宝姑娘么？然而，狰狰女士明知其陋，却依然采用了这种为任何一个严肃的评红者所不值的方法，创造了其大作《不可言说冷宝钗》，这就不能不引出笔者同狰狰女士，关于宝钗之真实性格的一段“不得不说”的话题来了。


狰狰女士在其大作中，一劈头就给钗、黛下了如此的定义：
黛玉感性，宝钗理性。
黛玉是性灵派，任情任性，不加掩饰。爱也罢，厌也罢，一切都摆在那里任人评说。
宝钗是智慧型，含而不露，游刃有余。褒也罢，贬也罢，却总是一时难以看清说透的。
——然而，仔细对照原著，这样的结论，即使不说是荒谬，也起码是极其片面的。宝钗“理性”？黛玉“感性”？对不起，如果阁下真是在用心解读《红楼梦》的话，就不难找到与这种结论完全相反，甚至针锋相对的事例！事实上，在曹雪芹的原著中，很多时候，特别是许多关键的时刻，宝钗反而更多地表现出了她的“感性”、她的“任情任性，不加掩饰”；黛玉反而更多地表现出了她的“理性”、她的“含而不露，游刃有余”！
首先，我们来看第22回，元宵节灯谜诗会，在那样合家欢聚的场合上，钗、黛二人到底有什么样的表现。按狰狰女士的说法，宝钗其人早就“与儒家的明哲保身，中庸之道融为一体，形成一种高度冷静，近乎完美的处世艺术”。可事实又是如何呢？我们看到，在那样合家欢聚的元宵节灯谜诗会上，宝钗的一首《更香谜》，却引发贾政的十分不悦。其诗如下：
朝罢谁携两袖烟，琴边衾里总无缘。
晓筹不用鸡人报，五夜无烦侍女添。
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
光阴荏苒须当惜，风雨阴晴任变迁。


《红楼梦》全书居于最中心位置的宝、黛、钗三人中，男一号由“神瑛侍者”转世，女一号由“绛珠仙子”转世，哪个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们纵非不食人间烟火，却也怪怪奇奇，煞是浪漫。而且他们所托生的人家又都非比寻常——贾府声势显赫，自不待言；林黛玉同样出身名门，祖上也“曾袭过列侯”，父亲林如海“乃是前科探花”，因而“虽系鼎食之家，却亦是书香之族”，似比全仗祖宗福荫得享荣华富贵的贾氏家族又胜一筹。所以林黛玉本人虽命途多舛，身世飘零，骨子里却始终不乏先天的优越感。相形之下薛宝钗可就差远了。她不是天仙下凡，和贾宝玉并无前世因缘；又没有什么足以自炫的高贵出身，当她对林黛玉说“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时，便显见底气不足，口气有点勉强。可以说这是一个完全世俗化的艺术形象，不被赋予丝毫浪漫主义色彩。所以哪怕她像雷锋一样天天做好事，像居委会主任一样到处忙活，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也都白搭。——才子佳人们哪吃这一套？说不定还要“给个说法”：小恩小惠，笼络人心！


最要命的是，她在书中竟被设定为“第三者”或“准第三者”，闯入并插足于原本是两小无猜的宝、黛二人之间；更何况这宝兄弟到了也还那么死心眼儿：“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凡此种种，自然都是小说作者有意为之，是重要的艺术铺垫。但从客观效果看，却无疑极易引导一班读者把全部同情倾注于宝、黛爱情悲剧，对薛宝钗其人其事则不免心生恶感。
细究起来，人们所不满于薛宝钗的，多在于她的圆滑世故明哲保身这一点。但假如我们认真读过鲁迅所作《世故三昧》[1]一文，便应当想到薛宝钗所以容易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恐怕恰恰因为她并不深谙“世故三昧”，也并不真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极端自私自利、一味谨小慎微的“明哲保身主义者”。粗心的读者与批评家往往只记得凤姐说过，薛宝钗“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主儿。然而书中却有大量描写足以证明，薛宝钗其实仅仅在这位管家少奶奶面前，才真是这么“拿定了主意”的；当着真正赏识她、器重她的封建家长如王夫人，她就完全是另一副样子了。置身于大观园众姐妹中，薛宝钗则更经常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其得意之状并不亚于大观园题对时的贾宝玉，就只差没有人也给她一声断喝：“谁问你来！”……非常奇怪，人们怎么不说薛宝钗哗众取宠、好为人师？怎么不说薛宝钗露才扬己、卖弄学问？是不是因为那样一来，就不好再说薛宝钗圆滑世故明哲保身了呢？


其实所谓圆滑世故，所谓明哲保身，无非出自自我保护意识，只要不发展到不近人情的地步，也就无可厚非。就拿林黛玉来说，她初进荣国府便“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耻笑了他去”。我们固不宜轻言林黛玉如何“深于世故”，但恐怕也不好说她何等天真烂漫、根本“不通世故”吧？又如钗、黛二人都曾读过被斥为“淫书”“邪书”的《西厢记》、《牡丹亭》等，这在小说第 42 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之后，彼此也都心知肚明。但至小说第 51 回，薛宝钗见薛宝琴所作十首怀古诗中，竟有关涉《西厢记》、《牡丹亭》本事的《蒲东寺怀古》、《梅花观怀古》二题，便以该二处古迹于史无征，主张不如删除，另作两首取而代之。当初读了《西厢记》、《牡丹亭》便觉“余香满口”的林黛玉，对这两首诗兴许情有独锺吧，又岂肯割爱？于是起而反对。宝钗实因《西厢记》、《牡丹亭》犯忌讳，却说“我们也不大懂得”，好像根本不知道这蒲东寺、梅花观的来历，显系欺人之谈；别的人不明底细，由着宝钗瞒天过海，她林黛玉还不清楚吗？且看她如何应对！她一面当众抢白道：“这宝姐姐也忒‘胶柱鼓瑟’，矫揉造作了。”一面又呼应着薛宝钗的谎话，说“咱们虽不曾看这些外传，不知底里”。真是配合默契。更妙的是她话锋一转，竟出以质问口吻，实则为薛宝钗壮胆：“难道咱们连两本戏也没有见过不成？那三岁孩子也知道，何况咱们？”你看她何其机灵乖巧，一番话滴水不漏，说得在场者无不称是，负责把关的大嫂李纨也就痛痛快快拍板通过了。你能说这林妹妹胸中一无世故城府吗？那么，人们对薛宝钗同样出于自我保护动机而言不由衷、而显得矫揉造作的某些表现，为什么就偏不宽容、偏不体谅呢？这难道不是一个问题？


从林黛玉，我们又想到史湘云。小说第 32 回写史湘云见贾宝玉懒得去外面会客应酬，便笑劝道：“如今大了，你就不愿意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没见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伍里搅什么！”不料因此惹怒宝玉，碰了个大钉子。袭人赶忙出来解围，于是读者得以从袭人口中知道有一次宝钗也因对宝玉说了这样的话而讨了没趣。奇怪的是，同样的说辞，同样的尴尬难堪，《红楼梦》研究者对史湘云竟都置而不论，偏偏对薛宝钗定要大兴挞伐，这又是为什么？
“薛宝钗虚伪，是假正经、伪道学！”果真如此，薛宝钗就是奸佞小人乃至于大奸巨恶，与所谓圆滑世故明哲保身自不可同日而语。
问题在于她恰恰不是。
应当承认，如果仅仅着眼于她那些令人厌烦的道德说教，而又满足于粗枝大叶的释读，薛宝钗确实容易给人以虚伪的感觉。但细读《红楼梦》，人们就不难发现，薛宝钗的所有道德说教，其实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即：“女子无才便是德”。试想，大观园里诸多女子，论才学、论识见，有谁堪与宝钗比肩？更不用说胜过她的了！那么再问：《红楼梦》作者何以偏偏选中这“博学宏览”[2]、“无书不知”[3]、千真万确堪称才女的薛宝钗，让她喋喋不休地宣扬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在这背后，难道不会有别的什么文章吗？
“女子无才便是德”一语源出明人陈眉公，在《红楼梦》一书统共出现两次，第一次见于第 4 回因介绍李纨而提及其父李守中时，但被改动一字，作“女子无才便有德”；第二次才是从薛宝钗口中道出，见于第 64 回“幽淑女悲题《五美吟》”。起先写贾宝玉见林黛玉新做了几首诗，即回目标明的《五美吟》，抢着要看；黛玉也不是不给，只因怕他传到外边，又被什么“臭男人”抄了去，所以定要夺回。正在这当口，薛宝钗进来问明原委，便道：“林妹妹这虑的也是。……倘或传扬开了，反为不美。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我的天！这都哪儿跟哪儿，也不想想挨得上吗？难怪当她接下来也猴急的要看诗时，黛玉便含笑顶了一句：“既如此说，连你也不必看了。”


在书中，薛宝钗固然仅此一次直接说出“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但却多次不厌其烦、不知疲倦地兜售这种货色。不过其中又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她宣讲的对象恰恰仅限于同样堪称才女的林黛玉和史湘云，从不在大庭广众、也未曾对其他姐妹（其中包括与她关系更近的如香菱、邢岫烟等）宣讲过；二是她每次这类说教的内容与措词几乎全都一模一样，我们只要比照小说第4回所叙李守中一套谬见，便知与之不差分毫；三是她讲这些话的方式，完全不是自然而然的借题发挥，总是前言不搭后语地生拉硬扯，与她平素侃侃而谈、娓娓动听的言语风格迥然有别。前面提到的第 64 回便是典型的例子：看来林黛玉对她开头风马牛不相及的一番说教早已耳熟能详，所以根本不在意；虽也顶了她一句，旋即又叫宝玉把她写的《五美吟》拿给宝钗看。宝钗看罢便也兴致勃勃，从王昭君扯到王安石又扯到欧阳修，谈古论今，旁征博引，如数家珍，继而点评道：“今日林妹妹这五首诗，亦可谓命意新奇，别开生面了。”你看她是不是早把刚才自己那一番说教全扔到爪哇国去了？更可笑的是一口气说了那么些尚且意犹未尽，“仍欲往下说时”，偏巧来人传话叫宝玉，这才使她终于闭嘴。
又如第 37 回“蘅芜君夜拟菊花题”，写宝钗替湘云策划诗会作东的事，教湘云如何“瞻前顾后，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后方大家有趣”，云云。接下来俩人准备为诗会拟定诗题，宝钗自己开场先说几点大体意见，却又忽然变换话题，莫名其妙地说：“究竟这也算不得什么，还是纺绩针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时闲了，倒是于你我深有益的书看几章是正经。”照她这么说，就别拟题也别办会了，或立即熄灯上床，或抓紧时间温习温习《女四书》、《烈女传》什么的吧？却又不。史湘云大概也早摸透薛宝钗的脾气了，听她说这些时“只答应着”，却不接她这话茬，等她自个儿说够了，就催着继续商议拟题的事。宝钗呢，也似乎忘却自己刚刚说的什么“本等”啦，“正经”啦，就又大谈做诗命题的种种学问，感情之投入，思维之活跃，较史湘云惟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不能不想、也不能不问：薛宝钗她到底怎么了？如此这般道德说教，究竟算是怎么回事儿?二三百年前一个如花似玉的年轻女子，从哪里学得的，怎么活像当代作家笔下那些个“马列主义老太太”？不能说她言不由衷，因为她不是当着贾母、王夫人她们说这番话，显然不是为博取封建家长的欢心。她是习惯成自然了吗？有点像，却又不是。因为她从不在别的什么人面前说，而是专拣林黛玉、史湘云这二位，传播这种应该料想得到对方肯定只当耳边风的陈词滥调。况且她自己实际上也并不怎么当回事，有如例行公事，登、登、登说完了也就拉倒。我们实在怀疑，她这些话究竟是说给别人听的，还是一时走火入魔，忽然间自言自语起来了？


宝钗平素言谈举止无不自然得体，是人所共知的。即使在前面提及的第 51 回，她也没有不合时宜地大肆说教，而仅仅貌似客观地指出薛宝琴十首怀古诗中后二首与前八首吟咏的古迹情况不同，也并没多说什么；平心而论，林黛玉于此时那样抢白她，其实未免言重了。倒是她有时根本不顾具体语境生拉硬扯的老一套说教，任谁听了都会觉得“这宝姐姐也忒‘胶柱鼓瑟’，矫揉造作了”。而这恰恰是问题症结所在。因为所谓做作，所谓虚伪，无非指一个人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并不一致，甚至于恰恰相反。我们固然不应因为薛宝钗本是才女，便轻易断言她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必定言不由衷。但我们也应该想象得到，一个才女，处在妇女被置于绝对无权地位的社会里，不得不“信服”这“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荒谬逻辑，则必然容易导致严重的心理失衡。况且薛宝钗又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才女”，她还是应被称作“智识者”或“思想者”的那样一种人，与同属才女的史湘云、林黛玉等都不完全一样。我们至少可以肯定薛宝钗这种人心里想的比嘴上说的总要多得多。她心里经常不会只有一种声音。她嘴里这么说的时候，心里可能会有另一种声音正在反驳她自己。也许她嘴里之所以这样说，正是为了要压住自己心底里突然冒出的另一种声音。她还会经常估摸自己的言行举止将会给别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她与林黛玉、史湘云这二位同为贾府亲戚，在大观园里又同样堪称重量级的顶尖才女，原本最容易惺惺相惜，聚在一起时岂不容易得意忘形？会不会一时兴高采烈而有失于检点？那么，此时此刻，是不是更应该多想想“贞静为主”、“女工针黹”什么的啦？……


以此，我们便不能不怀疑薛宝钗那些刻板等同的陈词滥调究竟是说给谁听的了！
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小说第 42 回的部分内容，好像就是专为解答我们上述疑问而写的。首先必须肯定，林黛玉在行酒令时脱口而出说了两句《西厢记》、《牡丹亭》曲词，在当时情境下确实非同小可，薛宝钗不失时机进行规劝，亦非小题大做。但她并非一本正经，却又假装一本正经。她那戏仿式的“审问”实属玩耍性质，极易使人想起王朔一部小说的书名：“玩的就是心跳”。所以她越是虚张声势，越是追求戏剧性效果，便越发表明自己是在假装正经。而刻意模仿、旨在发噱的假装正经，如果不意味着公然亵渎正经，起码也说明不真是所谓“假正经”吧？因此后来无论她如何严肃认真，如何谆谆教诲，也不能不大打折扣；此其一。其二，她以童年往事现身说法，并非不经意地脱口而出，而是有意“揭开盖头”“撩起面纱”来给林妹妹瞧瞧，等于说咱俩其实彼此彼此，无疑带有“攻守同盟”的性质，其结果是迅速拉近彼此间的距离。而既有这“攻守同盟”在先，我们接着再读后面第51回，见钗、黛二人巧妙配合串演双簧，把在场的所有人通通蒙在鼓里，当然也就见怪不怪了。鉴于上述两点，人们自然又不能不问薛宝钗这一番规劝究竟意欲何为？


应该说宝钗的初始动机无非就是提醒黛玉多加检点，她虽是以问罪提审的恶作剧开场，却又不能说她也像王朔另一部小说书名似的，“一点正经也没有”。如她说：“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不过拣那些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这就不是一句玩笑的话；即使是违心之言，也应是发自肺腑，对于那个时代的闺阁女子来说，也在在堪称“兰言”了。问题是为什么只该这样，不该那样，就连她自己也始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她的经验之谈，只不过是“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仅此而已，自然意味着强制压服，同时也说明根本就没有什么道理好讲。但在我们今天看来，其实倒不如像李纨父亲李守中似的，干脆把“女子无才便是德”改成“女子无才便有德”，仅止一字之差，这歪理邪说便显豁通畅多了。因为对于男权社会中的广大妇女而言，不仅如俗话所说，“沉默是金”，而且应该再加上一句：“无知是福”。而像薛宝钗、林黛玉以及史湘云这样的才女，要她们心悦诚服地认同并接受这种男尊女卑的残酷现实，真是千难万难。这就不可谓“有德”。以宝钗的聪明才智，对此应该不难理会，但她的思想毕竟没有超前到如同今天的女权主义者，不可能对林妹妹这样子打开天窗说亮话。她只能绕着弯子说，好让林妹妹心领神会：“咱们女孩儿家”可无论如何必须顺应现实哦！


你当然还可以说宝钗虚伪，因为她平素不显山不露水，谁也想象不到原来竟有满肚子牢骚。我们说假如换一种说法，说她含蓄深沉，显然更为恰当。我们可以这样说：恰恰因为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这满肚子的牢骚，也就是满肚子的不合时宜，轻易不可与人言，只能深深埋藏在心里，所以才不那么坦荡，不那么直爽，以至于常不免给人以“虚伪”的错觉。书中所谓“藏愚守拙”，不就是这么个意思吗？
我们所要强调指出的是，与其说薛宝钗“虚伪”，倒不如说从她身上可以更多地看到男权社会中一位才学出众的知识女性所特有的“智慧的痛苦”。


很难见到如此客观的文章啊，曹公笔下的人都是立体的，多方面多层次的，最恨给人贴标签的评论。我就觉得无论钗黛都有她们的天真可爱真性情，只是相对而言宝钗更矛盾些，正如作者所写，她太有才，但社会伦理道德却是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她总是在顺应己心和顺应现实之间痛苦挣扎，正是这种自我矛盾使她看似圆滑，而黛玉相对就更锋芒，因为她一生只为情种，社会人际种种并不如她眼，所以她并不在乎那些伦常，不在乎不合时宜。但在她在乎的情处，她也同样在追求自由恋爱和寄希望与家长之间矛盾挣扎，所以说她的所谓不事故不圆滑都是因为她的不在乎，而在她在乎之处，她也被封建道德所束缚，她也不再坦率，也学会圆滑。曹公所写石头记，并非一味抨击社会，或树立什么他所憎恶的人物形象，书也是立体的多层次的，我们应该去用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发掘每个女儿的可爱可敬之处，读出红楼梦里的人性之真，人性之善，人性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