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以来,像元朝那样统一天下,建国百年之久,疆域极为广大。其政治措施,有很多是美好的,可是被后世称赞的却很少。当时的名臣学士,有不少著述颂扬他们的国家,,记述了当时不少良好政绩,这都记载在史书里面,是十分清楚完备的。可是后世人往往故意贬低元朝,讲了不少坏话,说元朝没有什么杰出人物可以记述,也没有什么功绩可以流传。这都是由于心里带有私心,眼光见识短浅的人,不愿意把功绩归于少数民族的君王,打算贬低他使之淹没无闻罢了。
【原文】
不知文章著述之事,所以信今传后,著劝戒于简编,当平心执正而论,于外国入承大统之君,其善恶尤当秉公书录,细大不遗。庶俾中国之君见之,以为外国之主且明哲仁爱如此,自必生奋励之心,而外国之君见是非之不爽,信直道之常存,亦必愈勇于为善,而深戒为恶,此文艺之功,有补于治道者,当何如也。倘故为贬抑淹没,略其善而不传,诬其恶而妄载,将使中国之君以为既生中国,自享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臻隆之治。而外国入承大统之君,以为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无望于载籍之褒扬,而为善之心,因而自怠。则内地苍生,其苦无有底止矣。其为人心世道之害,可胜言哉!况若逆贼吕留良等,不惟于我朝之善政善教,大经大法,概为置而不言,而更空妄撰,凭虚横议,以无影无响之谈,为惑世诬民之具。颠倒是非,紊乱黑白,以有为无,以无为有。此其诞幻张,诳人听闻,诚乃千古之罪人,所谓悯不畏死,凡民罔不憝,不待教而诛者也,非只获罪于我国家而已。此等险邪之人,胸怀思乱之心,妄冀侥幸于万一。曾未通观古今大势,凡首先倡乱之人,无不身膏斧,遗臭万年。夫以天下国家之巩固,岂鸟合鼠窃之辈所能轻言动摇?即当世运式微之时,其首乱之人,历观史册,从无有一人能成大事者。如秦末之陈涉、项梁、张耳、陈余等,以至元末之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等,虽一时跳梁,究竟旋为灰烬。而唐宋中叶之时,其草窃之辈,接踵叠迹,亦同归于尽。总之,此等奸民,不知君臣之大义,不识天命之眷怀,徒自取诛戮,为万古之罪人而已。
【译文】
他们不懂得文章著述这种事情,所以能够取得今人的信服并传之后世,把劝戒写到书册中去,是应当坚持公平正直的态度去评论。对于少数民族出身的君主进入中原继承中国大统的,对他的善恶尤其应当公正地直书,大事小事都不要遗漏。这样使出身于中原的君主见了,会以为边疆民族的君主,还能够如此读书明理讲究仁爱,必然会激励他努力做得更好的决心。而边远民族地区出身的君主见了,以为是非记录得一点不差,会相信正直真理是常存的,也必然会能努力地去做好事,而深戒去做坏事。这是文章著述的功劳,对治国之道,起到了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假若故意地去贬低和淹没其政绩,把他做的好事隐藏起来而不传给后世,捏造或夸大他们的错误并记载下来,将会使中国的君主,以为既出生在中原,自然会享受好名声,不必去修养道德实行仁爱,去追求极其兴盛的政治。至于出身于边疆民族而入承中国大统的君主,也会以为即使昼夜精励图治,勤奋不息,也难于落到史册的好评,因而为百姓做好事的心思也便怠慢下来。这样下去,内地的百姓,所受的痛苦真会永无止境了。可见存养不公正的私心去评论世事,对于人心世道的祸害实在是说也说不完的!况且吕留良等逆贼,不仅对于我朝的良好的政治和妥善的教化,实行的重要政策和法律,一概放在一边不说,而更凭空捏造杜撰,编出一些假话胡乱议论,用一些无影的奇谈怪论,作为盅惑人心的工具,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以有当作没有,以没有当成实有其事。用这种怪诞不经的话,去耸人听闻,真是千古的罪人。所谓强横到不怕死的亡命之徒,百姓是没有人不痛恨他们的,这种人是无法教育而必须诛杀的,因为他们不只是对国家有罪。像这样阴险的人,胸中包藏着叛乱的祸心,妄图能万一侥幸获得成功。这种人不懂得观察古今大势。历史上凡是首先发动叛乱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身受极刑,遗臭万年的。以天下和国家来讲,是十分巩固的,岂是一些乌合之众、鼠窃狗偷的小人们能动摇得了的吗?即使当世道衰退的时代,其首先发动叛乱的人,从历史记载来看,也是没有一个人能成大事的。比如秦末的陈涉、项梁、张耳、陈余等人,以至元朝末年的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等人,也只是一时猖狂,很快都灰飞烟灭了。而唐、宋中期的时候,出现一些叛乱草寇,接连不断,也都同归于尽。总之,像这种奸民,不懂得君臣大义,不认识天命所归,白白自取灭亡,成为千古罪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