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黎姓宗族重建的相关因素分析：
如前所述，在航埠，黎姓属强宗大族，与他姓相比，居于明显的优势地位。然而，它却不是完全自然的，大族仅仅是形成强势宗族的基础。在宗族的发展过程中，尤其在当前农村，宗族的强大与其内在的整合与统一是紧密相联的，航埠的黎姓之所以能成为当地的强宗大族，这与黎姓宗族的充分重建是分不开的。而宗族的重建决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往往是特定地域条件下，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我们认为，在航埠，宗族的重建不是偶然的，它是在宗族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得以重建的，而且只有从宗族文化复兴这一层面上，我们才能比较深刻地去理解、分析宗族因素在村民选举中所起的决定作用。
宗族文化是指居于一定地域的同姓居民经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关于宗族的观念、价值和心理的总称。它包括三个层次，即宗族观念、宗族价值和宗族心理。由于宗族文化形成的长期性，因而宗族文化具有稳定性强、对宗族的存在和发展影响力大的特点。宗族文化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文化，其产生、发展和强化受各种相关因素的影响，并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对个体产生着显形的或潜在的作用。就航埠而言，宗族文化的复兴与下列因素是密不可分的。
第一，宗族组织； 宗族组织是宗族文化的载体，完整的宗族组织是在宗族文化的影响和支配下形成和发展的。其主要功能是强化宗族意识，处理宗族内部成员之间的各种问题以及协调、统一、指挥对外立场、策略和行动。但宗族文化一旦形成，它又超越宗族组织，即宗族组织的存在与否并不必然成为宗族文化得以发展、延续的充要条件。因为，宗族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受制于其发生的前提，并与其遗传机制的弘扬紧密相关。它主要是一种潜在的、受宗族心理支配的。因此，当完善的宗族组织被瓦解或弱化后，并不必然导致宗族文化的衰落与消亡。因为宗族组织作为一种非正式组织，其存在的合法性往往受到怀疑，以致于它面临着随时被取缔的潜在危险。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的渗透和乡村完善政治组织系统的建立，宗族组织的主要功能被取代，尤其经过“文化大**”对宗族组织的毁灭性破坏，严格意义上的大范围的宗族组织实际上已不存在。并且，尽管积淀于人们思想意识中的宗族文化亦受到严重的冲击和削弱，但并未被彻底清除，而是以一种更为隐蔽和不自觉的状态得以延续，这是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使然。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和国家对基层农村管理系统的收缩，一些小范围的宗族组织（房、支）得以在一定程度上重建或强化，从而使那些处于隐形状态的观念、价值与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复活。当然，在复活过程中，由于受到来自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等方面的压制，使宗族文化的复活过程极为缓慢。但在宗族群体的相当一部分成员中，宗族文化确实明显化了，并对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着影响。从笔者在黎家村的调查看，严格的大范围的宗族组织已不存在了，既没有机构，也没有名副其实的族长，黎氏宗祠也仅在 92 年重修谱时进行了简单的维修，现在依旧显得破败不堪，家族收入仅来源于黎姓新生男婴上交的所谓祠堂钱（根据传统，每年正月初一，新生男婴父亲必须到宗祠拜祖宗，并封一红包，约 20 — 30 元作为族产）每年收入 400 元左右，该收入近年几乎没有被动用，由管祠堂的人保管着。但上述仪式的意义是非常明确的，即宗族文化仍然对黎姓村民起着潜在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3 、前三届村委会选举情况简介：
C 县是江西省唯一的一个村民自治示范县。据县、乡、村有关人员介绍，前三届村委会选举中，第一、二届均由乡任命，第三届在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部署下进行了指选，其选举过程大体为：由各村民小组长组织开动员会，由选举领导小组、选委会、党员、村民代表推选出候选人，于正式选举前一天发选票，各村小组长于选举日用流动票箱到各户收选票并集中于设在村小学的中心会场。由选举委员会在选举大会上提名唱票人、监票人、计票人，经大会通过后开始当场计票，计票结果当场公布，当场发给当选证书，九名候选人中七人当选为村委会干部，其中主任候选人为等额，系村支部书记，选举后，村支书兼任了第三届村委会主任一职。然而，据笔者在村中调查，情况却不完全是这样。在笔者进入航埠村的第一天，航埠镇党委书记蒋某便说出这样的话“这次选举肯定要比上次（ 96 年）好多了，因为这次真正由下面推选上来的”。且在笔者对一些老党员深入了解第三届选举情况时，他们均表示自己并没有推选候选人，只是由乡里圈定后由全村人胡乱地选一通便了事。而另据一些村民讲， 96 年的选举，他们连形式都不知道，自己压根儿就不知道 96 年进行了选举（黎树德语）。可见，尽管该县作为江西省唯一的村民自治示范县，但实际上，村民并未经历过真正的民主选举。因此，面对着即将到来的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村民们毫无思想准备，也无任何经验可言，表现出了完全的被动角色。
二、选举过程：
因我们于 11 月 14 日（正式选举日）才进村调查，因此，对于航埠村正式选举之前的一些选举情况，只能通过调查予以描述、分析。在追述航埠村选举过程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件事。在笔者刚进入航埠村调查时， C 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镇选举工作队队长（选举工作队的主要职责是指导该镇搞好选举工作）章志芳特意给笔者打了一针“预防针”。他对笔者说，他个人认为，上面制定的村委会选举规定太理想主义了，非常不切合实际。例如，开选举大会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村民都有事，参加选举又没有报酬。他特意指给笔者看了许多洗衣服的妇女、干活的农民来解释农民没有时间，故只能搞流动票箱，这样方便人们投票，回收率也比较高。当笔者提到可分设流动票站时，章也认为农民忙而行不通。至于其他方面，如委托问题也不可能按有关规定办，故而章主任声明，在航埠选举中，只要委托人和投票人是夫妻关系、父子关系，没有证明亦行。同时，章还给笔者作了一个大胆的“预测”。他认为，这次被选出来的人还可能是上一届的村干部，“因为上一届村委会搞得非常不错，大部分村民都希望原来的村干部留任。”从章主任的话语中，我们隐隐约约的感觉到这场选举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纵下的形式化。
1 、选举的启动： 作为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试点村，今年的选举与九六年的选举极为相似，亦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导入型。选举前县委、县政府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部署了选举工作，并制定了《 C 县第四届村民委会员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方案》。镇政府依照县选举工作会议的精神，落实了各项实施方案并在镇政府的墙报上进行了宣传。根据安排，选举工作的时间表为：（ 1 ） 10 月 20 日至 25 日各村成立选举委员会，进行宣传、公布选民名单。（ 2 ）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9 日提名候选人、确定候选人、公布正式候选人名单。（ 3 ） 11 月 10 日至 11 月 14 日进行正式选举。为了搞好航埠村换届选举的试点工作，县委、县政府成立了由县财政局局长为组长的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章为队长的选举指导工作队，具体负责航埠镇的本次换届选举工作，航埠镇的驻村干部也参与选举的指导。
根据镇里的统一部署，航埠村于 10 月 24 日（农历九月十六日）召开了“村民大会”，该日是航埠镇传统的物资交流会。为庆祝物资交流会的召开，航埠村请了一戏团来村演出。该演出是后面讲到的抬神游系列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演出前，村支书借此机会向约三、四千（据村支书语，此数包括其他村的，本村究竟有多少无法统计）看戏群众，简要介绍了第四届村委会选举的目的、方法、要求。（本次讲话被村支书看作是召开了村民大会） 10 月 25 日村支书到镇里参加了选举工作会议，学习了有关文件，传达了上级指示。 26 日召开村民小组长和少数党员代表会议。滑稽的是，有些小组长不在家，其代表权由其家人行使。如街上一组和马路峡小组的两位小组长因外出搞副业，故在整个选举过程中，上述两位小组长的工作都由其家人代为行使。马路峡小组长的工作由其妻子承担，而街上一组小组长的工作竟然由其不满 16 岁的女儿行使。会上先推选出老党员两名（黎香发、黎贵成）、老干部两名（吴寿昌、黎辉员）、村民代表两名（黎国行、黎树德）以及村支书黎喜生共七人的选举委员会（根据调查实际上是由村支书点了名，然后问小组长同意不同意而成立的，正因为如此，村支书黎喜生的意志便是选委会的意志，并且从后面的一系列工作我们可以看到，宗族上的考虑便顺理成章的成了合法的政治安排），具体负责全村的选举工作。 11 月 30 日公布了选民名单。

3 、政府行为与选举
村民自治作为当前农村的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尽管其产生源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是我国农民自己的一项创举。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没有国家和政府的支持与推动，村民自治是无法得到健康发展的。事实上，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某些农村基层干部对村民的自治能力存有的疑虑以及习惯于行政命令和行政干预的管理方式已经严重降低了村民自治的价值，在有些地方甚至流于形式，变为一句空话。在航埠的选举中，县、镇有关领导和干部对村民选举这一民主形式的观点、态度亦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选举的民主性。
首先，县指导组的消极指导行为怂恿了村选委会违背《村组法》和《实施办法》对选举进行操纵。如前所述，由于人们对村民自治的价值尚缺乏与国家要求相一致的广泛认同，因此，现阶段的村民选举进展如何，是否能依法进行，与指导组对选举的态度是直接相关的。作为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试点村，县里直接派驻了以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章为队长的选举工作队。然而，在前述中我们已经知道章对选举是持消极态度的，由于他主观上认定目前的《村组法》太理想化，不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他的指导实际上就成了放手，除了在选举日在村里呆了半天外，几乎没有在下面了解什么情况，因而从本质意义上来说，根本无指导可言。县指导组的这种消极态度无疑成了村选委会违法操作的借口。
其次，由于村选委会的违法操作获得了上级政府的默认，因而使村民的合法选举权益缺乏了现实的保障。因为就整体而言，农民的民主意识本来就不高，如果缺乏必要的引导，他们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参与者。然而，在航埠，我们看到的却是更为糟糕的事实，既没有进行深入地宣传，也没有广泛地动员，在组织者的眼里，上述一切工作都是没有用的。正因为如此，本该是全体农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却变成了少数组织者眼中的一件小事，从而完全漠视了农民的政治参与权。也正因为过去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从而也促使了农民不得不放弃自己拥有的政治参与权，因为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政治参与权的有与无，其结果都是一样的。显然，在农民被迫放弃自身的政治参与权的前提下，选举就只能是走过场了。而在航埠特定的背景下，宗族意识便取而代之，成为主导的决定性因素。可见，在航埠选举中，政府行为的消极性与宗族因素在选举过程中的支配性具有直接的相关性。
总之，航埠的选举是违法操作的，它既没有通过海选确定候选人，也没有设立中心会场，通过召开村民大会进行投票，并且在各个工作环节上都存在明显的故意疏忽和草率，表现出整个选举的形式化和非民主性。然而，所有这一切却不是偶然的。它是由航埠特定的环境因素决定的。在这一过程中，宗族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经济因素和基层政府的指导行为对选举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并且在这三个因素中，宗族因素居于中心地位，经济因素尤其是政府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宗族因素的决定作用，由此构成了航埠既单调又自然的选举场面。并且，尽管其选举结果是非法的，然而却是各方所必须接受的事实。这恐怕是在特定的背景下推进村民自治实践所必须加以认真对待和解决的矛盾。

现在情况应该好很多了吧，都挣钱为主了？

宗族格局与乡村选举····················163
——航埠村选举观察与思考
《宗族、乡村权力与选举》是2002年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肖唐镖。

陈年老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