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原因，微博这种体裁很容易道听途说。微博与标准意义上的媒体不同，它不需要考虑自己的可信性从而维持良性的商业运营。大多数微博用户不会有这种考虑，大多数看客也不会太追究一个微博账号发言的所谓“可信任度”。微博运营方所配备的辟谣力量，面对每日上亿条的新发布微博，显得力不从心。上海电视台记者宣克炯曾告诉我，一个微博用户散布流言只需要不到一分钟，但作为传统媒体的电视台去核实所需要的时间却是以小时甚至是天为单位的。微博所启动的实名制对遏止流言其实帮助甚微。很多微博使用者（尤其是那些拥有数以百万计粉丝的微博大号、V字认证用户）用一个转发加上一句类似“求辟谣”的方式，就能轻轻松松摆脱责任。我无意于指责这些微博使用者的这种行为，作为个体本身，的确没有每次发言都要仔细考证的义务。这是一个极其自然的状况，不是用“加强微博使用伦理”之类的敦促所能改变的。假使最终未能证实或证伪的流言过多，则公众对微博这个平台的可信度会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如果可信度下降，公众将保持一种看热闹的心态但实质上置身事外，这就是所谓的“围观”。

第三，微博问政更容易娱乐化。还是以去年的郭美美事件为例，这件事在之后一段时间的发展中，演变成人们对郭美美母女私生活的关心。《新世纪周刊》的统计显示，去年11月的6起网络反腐案件中，有4起是私生活引爆——即所谓二奶反腐小三反腐。这类反腐案件很多最终被娱乐化。比如所谓雷书记十二秒案，2012年11月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的私生活片段被曝光。但对这件事情，焦点却并非这位雷书记究竟触犯了何种法律，而是其桃色新闻本身。反腐并非是问政的全部，还有很多政治社会事件在微博上看似热闹非凡，但限于中国传统媒体的管制，这些事件非网络重度用户则知道得不多，微博用户不能覆盖全体中国公民。

当前中国出现了主流媒体和以微博为代表的互联网的“两个舆论场”的情况，与大多数国家存在的两个舆论场所不同的是，中国带有极强的社会政治事件特征：网络上充斥着传言和莫衷一是的争论，传媒上一片肃杀却似乎又歌舞升平。最大范围内的公众，他们的知情权并不完整。尽管微博上所谓的“问政”热热闹闹，但并不能改变当局对媒体的管制显得越来越为严重。《南方周末》事件中各类报纸都按照中宣部指令转发了《环球时报》社论，则更进一步彰显了当局对媒体的控制力度。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这是去年底《人民日报》的一篇头版文章。对此我表示同意，中国必须是一个法制（治）国家。我们的法律建设被归结为这么十六个字：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党和政府在前四个字上倒是花了不少力气，各行各业都有名目繁多的法律以及法规；但在后十二个字上，并不见得有多少底气敢说卓有成效。监督这十二个字是否被严格执行的，在不动政体的前提下，只有开放而自由的媒体可堪担当。

中国特色的媒体究竟是什么？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尊奉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曾就媒介自由发表过这样的看法：“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洞察一切的慧眼……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倒是和鼓吹“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的美国传播学学者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殊途同归。

新一届政府号称要深化改革；十八大报告也将政治体制改革单独列出，作为一个重要部分进行阐述。一场没有媒体保驾护航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可能沦为官场斗争的工具——而所谓媒体保驾护航，就是指需要一个“开放且自由的媒体生态”。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实质上放松对媒体的管制。这里的媒体，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媒体组织，而不是微博、博客之类的自媒体。毕竟个人往往多是行使评论之能，而难以长期承担对复杂事实进行深度调研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