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之世,世家大族一直处于左右政局的重要地位,享有各种特权。随着东汉王朝的瓦解,各地区的大姓豪杰之士成为割据政权的社会基础,割据者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起用其士人代表,否则其割据便难以成功。这样,曹操也必须注意招揽大姓名士,以免重演杀一边让而举郡皆反的悲剧。因此,他虽力行“唯才是举”,但“只能从大姓、名士中选用他所需要的人才,也仍然需要大姓、名士推荐他所需要的人才”（23）。依我之见,曹操与世族名士的关系总的说来是以合作为主,这不是故意曲为之解,只要我们将当时其他割据者与大姓名士的关系略作考释,便会明白这一点。如袁绍虽为大姓子弟,但割据河北“征北海郑玄而不礼”,又“逼玄随军”南征,还责命曹操杀杨彪、梁绍和孔融（24）,至于诛杀田丰等人更是有目共睹。公孙瓒据幽州,“多所残害”；“杀害州府,衣冠善士殆尽”（25）；“缵统内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26）。公孙度据有辽东,对郡中大姓“皆以法诛,所夷灭者百余家,郡中震栗”,甚至掘家焚尸,以泄其恨（27）。陶谦任徐州刺史，“背道任情”,赵昱等“徐方名士”，或以“忠直见疏”,或以谏争“拘执”,“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28）。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29）,所谓“英豪”,即指江南名士。据田余庆先生考证,孙氏兄弟先后诛杀了许贡、盛宪、周昂、周昕、周颙、王晟、沈友、高岱等（30）。如再追述孙坚攻杀王睿、孙策害陆康的史实,可以说孙氏父子双手沾满了世族名士的鲜血。
与上述人物相比，曹操有过类似的举动,如他先后杀害过边让、孔融、杨修等名士,但并没有像公孙瓒、公孙度、陶谦等人那样，始终以大族为敌，以斩尽杀绝为快,而是尽力招揽士人,争取他们的合作。曹操这样做,除了有汉献帝都许这一有利因素外,尚有二点因素。其一是他本人虽有阉宦家庭的背景,但他进人过太学,受过良好的教育，与士大夫阶层多有共识，并一再得到桥玄、何颙、许劭、李缵、王俊、袁绍等人的奖掖与好评（31）。故唐长孺先生说：“（曹操）虽然出身宦官家庭,但早就挤人了名士行列”（32）。这使得曹操能够与名士交结与沟通。而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荀彧的“居中持重”。他每每在关键时刻劝阻曹操,以免发生过激之举,如阻止曹操拘捕杨彪。更重要的是他从长远计,大量引荐名士进人曹操幕府,逐渐改造曹操政权的性质。曹操收罗人才,荀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荀彧的特殊身份与举荐之力,曹操绝不可能网罗那么多的大姓名士。关于这一点,《三国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载：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郑邑则荀攸、钟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荀攸后为魏尚书令,
亦推贤进士。太祖曰：“荀令之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或问（钟）繇曰：“君雅重荀君,比之颜子,自以不及，可得闻乎？”曰：“夫明君师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聪明,每有大事，常先语谘之荀君,是则古师友之义也。吾等受命而行，犹或不尽,相去顾不远邪！”上述人物多是汉魏之际大姓名士的代表,后来成为曹魏政权上层的骨干,也成为魏晋士族门阀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荀彧举荐的名士远不止这些，可考者尚有仲长统、孙资、严象、韦康等,后来曹操平定河北与荆襄，荀彧也举荐当地大姓名士。荀彧举人,虽重门第阀阅,但更重才识与德行，故其所荐之人多名符其实,有吏治执事之能。旧史上多称其慧眼识人,用心平允,《三国志》荀彧本传注引《典略》云：或折节下士,坐不累席。其在台阁,不以私欲挠意。或有群从一人,才行实薄,或谓彧：“以君当事,不可不以其为议郎邪？”彧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来言,众人其谓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类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