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觉

求明天继续。

不过十年

怎么还不更。

在戈壁滩的那段日子，我忙得不可开交，要么在施工现场东奔西跑着，要么趴在电灯泡底下看图纸，要么与工人们混在一起喝酒。偶尔闲暇下来，我傻傻地坐在房间里看着床头那个日历，一遍又一遍地推算工程完工验收的日期。 
另一个工程队的项目部有一台电视机，外接信号锅的，偶尔我会去那里看一会儿电视，特别喜欢看江苏卫视。不是看非诚勿扰，也不是看电视剧，只是想看一下镜头里的街景。有一天，一个专题节目介绍我家乡的特产，我硬是死死地抓住遥控器，将那帮想看抗日连续剧的家伙晾了十几分钟。 
最让我万分痛苦的是，凌一尧似乎对我越来越冷淡，以往她接电话时都是兴高采烈的，现在却是问：“什么事？” 
“你至于这样故意伤我么？”我终于不满地问。 
“我有吗？” 
“你态度这样冷淡，是不是不愿意接我电话？” 
她说：“我们总不可能一辈子都像初恋时那样火热吧，总有一天，你接到我的电话时会不耐烦，握我的手时也毫无感觉。” 
我呵呵地笑：“可能你说得对吧，但那是第几个十年呢？”

凌一尧沉默许久才说：“我妈闹我闹得很凶，一闹就犯气管炎，她都要拿断绝母女关系说事儿了，我能怎么办？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过得很好，家庭和睦，爱情美满，学业也很顺利。可是现在呢，家庭，爱情和工作都乱糟糟的，每天夜里都失眠，早上一睁眼又想着怎样把今天熬过去。我真的很累，太累了。” 
我从未见过凌一尧这样暴露自己的脆弱，可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因为我自己的心空得像一个深不见底，连回音都没有的峡谷。我很想将她牢牢抓住，可我又觉得自己像在与她的家人打一场拉锯战，每个人都打着爱她的旗号不肯撒手，却从未有人在乎她夹在其中被撕扯得多痛苦。 
我说：“既然你这么为难，那就不要勉强了，回去吧。” 
凌一尧愣了一下，问道：“这是你说的？” 
我深呼吸一口气，努力将泪水咽了回去，说：“我说的。” 
电话那头一片沉寂，而后挂断了。此后的很长时间，我们谁都倔强地不肯联系对方，直到有一天南京的房东打电话给我，问我另一把钥匙在哪里，我才知道她已经退掉房子，回家去了。

我离开戈壁滩的时候积雪正在消融，我把手里的数据都交给项目部，连同那本撕掉遗书的施工日志，而我带来的垫付资金暂时只能抽走不到一半。一个关系不错的朋友开着破旧的越野车把我送了出去，一路打滑，一路颠簸，一直把我送到火车站。
从南京到乌鲁木齐，背离朝阳，冲向黄昏，而从乌鲁木齐与之相反。那四十多小时里，我一直稀里糊涂地想着心事，日落时怀疑自己离太阳越来越远是不是一个不详之兆，日出东方时又在期待这是预示我可以拥有走出困境的幸运。我很无助，感觉自己的力量微弱得几乎渺小，只能寄希望于这些毫不相干的启示。
我辗转回到那座城市，没有回家，在车站旁边的宾馆住了下来。我洗澡剃须换了干净衣裳，试图逼着自己睡一会儿，好让自己与凌一尧见面时精神状态好一点。可是，我又困又累，却怎么也睡不着，一闭上眼睛就心慌气短，仿佛有人在我耳边敲着锣鼓大声聒噪:“她要离开你了！她要离开你了！”

我一边帮她擦眼泪，一边抚慰道:“我这个工程一结束就有钱了，我去买车，我们去给你外公磕头，挨家挨户拜访你家亲戚，我也可以很孝敬你的长辈。”
她推开我的手，自己擦掉眼泪，说:“你忘了吗？我和你已经是地下恋爱了，我和罗XX从年初开始就是名义上的交往，我现在已经回不去了啊！我回不去了！”
我们回不去了？我迷茫地看着凌一尧那张脸，那张曾经给我温柔也给我力量的面容现在满是悲伤与决绝，这也是十年来我第一次感受到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的无奈。
我许久才缓过神来，问道:“你要我怎么办？”
凌一尧低头沉默一会儿，说:“我很累了，扛不住了，给我自由吧。”

我感觉自己像被人狠狠地砸了后脑，眼前一片黑，但还是努力站起来点头说:“好，听你的。”
“你会恨我的吧？”她也跟着站起来。
我咬住嘴唇尽量让自己不要说话，那么多小孩子在旁边，不要当众丢人，只是张开胳膊把她搂入怀里，狠狠地抱了一下，最后一次嗅了嗅她长发的香味，然后
扭头离开那个广场。
凌一尧啊凌一尧，我曾经发誓要为之遮蔽风雪，此生疼爱和保护的女孩啊，你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人，你拥有轻描淡写一句话就可以将我抽空灵魂放逐天际的神力啊！从今往后，我该往哪里走，该为谁而活，我该怎样面对那么漫长那么漆黑那么毫无意义的人生啊？

随后的一个礼拜，我过着这辈子最潦倒的日子。我暂时不想回新疆，也不想去找那些熟知凌一尧的好友，但我已经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砸在项目上了，所以不敢回家见父母。我一直在宾馆里睡着，拉着窗帘，没日没夜地睡，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干啃房间里本来就有的桶装方便面。 
　　 
　　我以为自己呆在这个城市可以做些什么，但事实上我根本无从改变眼前的现实，凌一尧没有再给我发一条短信，打一个电话，我也没有再去联系她。于是，我决定出去走走。 
　　 
　　这几年来，我一直在走，从江苏走到新疆，从荒凉的沿海滩涂走到更荒凉的戈壁滩。但我从未迷失方向，即便走在只知前后左右不知道东南西北的风雪里，我心里也依然竖着一座高高的灯塔，依然有人期待我的归去。可是现在，灯塔的光亮彻底消失，我再也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我独自回到南京，去找以前那间房子，房东尚未将它租出去，我恳求他让我呆一晚。凌一尧离开时将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一些被遗弃的生活用品被整整齐齐地摆在角落里，蓝色的毛巾牙刷杯子都是我的，红色的都是她的；床头靠背还贴着当初我从新袜子包装上面撕下来的标签，她总是因此而数落我“幼稚”；台灯罩上有她用唇彩画的卡通脸，咧着嘴，没心没肺地笑着。 
　　 
　　没有被褥，我只能裹着衣服躺在硬床板上，开着电视睡觉。我总是迷迷糊糊地听见她的声音，每次都猛然惊醒，却发现只是电视的声音。我真希望我所经历的只是一个噩梦，真希望我醒来时看见她正在阳台晾晒衣裳，黄昏余晖映出她可爱的身体轮廓，或者她忽然推门进来，手里提着的塑料袋还贴着超市的标签。可是她已经走了，不会再出现了。 
第二天上午，我独自站在镜子前洗漱，将红色和蓝色的牙刷放在一个杯子里，然后带上房门离开。那天我重新踏上前往乌鲁木齐的火车，从此孑然一身，无牵无挂，这个躯体是行尸走肉，这颗心不再属于凌一尧，而这条命我敬老天爷。

回到戈壁滩，别人问我事情处理得怎样，我嘿嘿地笑着说一切妥当，一副无比幸福的模样。我不是可怜虫，我不需要博取所谓的怜悯，我已经丢了灵魂，但尖牙与利齿还在，我可以参与残酷的争夺。 
　　 
　　我变成工地上脾气最古怪的人，工作时精力充沛，休息时嘻嘻哈哈，但监理都对我敬而远之，因为我一会儿像哈巴狗一样对他们点头哈腰叫爷爷，一会儿像疯狗一样对他们凶相毕露，甚至趁着酒劲追打吹毛求疵的小监理。合伙人经常数落我，却又纵容着我，因为他们不方便与别人翻脸，他们需要我这样的疯狗。 
　　 
　　只是，一闲下来，我就开始发呆。同事开玩笑说，我是“墙角里的一根打狗棒”。

我们经常会请业主或者质监站之类的人吃饭，我每次都咋咋呼呼，哗众取宠地说着各种庸俗的荤段子，然后拿出同归于尽的架势来喝酒，一杯接一杯地死磕。所有人都夸我海量，年轻有为，前途不可估限，但我知道，酒场和官场都是谎言的集散地。 
　　 
　　我蹲在一望无垠的戈壁滩上吐，然后趴在地上哭，旁边的同事都开心地笑，所有人都知道我酒劲上来就会哭，却没人知道我到底在哭什么。那几个月里，我与她完全没有联系，似乎这辈子都老死不相往来。我在遥远的新疆数着每一次日升月落，期待将她遗忘的那天，可是一旦每次喝得酩酊大醉，每次从噩梦中惊醒，我都会疯狂地想念那个熟悉的名字。 

可是酒醒之后，站至人前，我还得每天强颜欢笑，听别人讲我酒后的失态模样有多么**多么**多么**，然后我和他们一起笑得直抹眼泪。 
　　 
　　那里的生活极其枯燥，业主项目部的司机小廖用U盘传给我一些歌曲，我把那些它们一股脑全装进手机里，从凤凰传奇到维塔斯，从摇滚到红歌，我毫不挑选地挨个儿听过去，在空旷的戈壁滩上一边开车一边高声嚎唱。 
　　 
　　唯独有一首歌让我不得不将车子停在路边，捂着胸口，趴在方向盘上缓气———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