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为了查清问题惩戒“盲目投资”；另一方却为了“考察项目”制定投资计划。
　　商人们知道铁本的投资价值。地方政府也明白，由于叫停时工程进展过半，铁本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拖下去损失会越来越大。甚至铁本的债务人也了解这一点，除了讨要工钱的建筑工人外，银行和机构债务人也都希望铁本尽快复工。
　　由此，在当地政府协调下，2004年5月铁本以一种特殊形式进入破产程序：原有生产仍继续开工，并由此开始长达两年的整顿期，如果债权人和债务人最终达成和解，两年后铁本还可申请撤销破产。
　　这被认为是铁本事件的一个转折点。当时，常州的一位官员甚至有些庆幸地对本刊说，“虽然抓了戴国芳，常州却保住了这个项目。”他显然忽略了停建项目复工的复杂程度。面对数家考察铁本的钢铁企业，地方政府的态度很快变得暧昧不清起来。
　　“刚开始常州政府很热情，但后来就有些含糊其辞，说还要看中央的态度。”12月18日，山西一家钢铁企业的人士对本刊说。他们曾有意铁本，后来不了了之。
　　地方政府的态度转变显得微妙。众所周知，作为中央宏观调控的“逆流”，铁本重生已经不是简单的“资产重组”和“项目复工”。“在宏观调控的大气候下，

铁本稍有异动都可能会被认为是敏感的风向标。”江苏省原体改委的一位人士对本刊说。
　　事实上，铁本的意义已超越一个企业个体的命运。“中央、地方、金融机构和企业都应该从中汲取教训，思考彼此之间应该建立怎样的行为边界？”招商银行高级研究员陆磊对本刊说。
　　在常州当地，主流的看法认为，地方政府应该为铁本生死负责。因为，铁本的扩张计划就是在地方政府的“强力推动”下产生的。而地方政府的动力来自于经济发展的“赶超冲动”：北倚长江、南濒太湖的常州不甘于在经济上被邻近的“兄弟”苏州和无锡甩得太远。
　　这种“赶超”背后是地方政府政绩攀比和财政依赖的无奈。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中国逐步形成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之比为55：45，而支出比例为30：70的格局。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下降的情况下，仍一如既往地承担着发展本地经济、增加本地税收和就业、形成本地产业竞争力、维护社会稳定等多种职能。与此同时，地方经济的好坏也成为政绩的主要衡量指标。
　　由此，对于像常州这样国有企业和外资不足依赖的地区，就只能依靠民营资本。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和民营资本结成联盟，同国家宏观调控进行博弈。戴国芳在狱中说，

越权项目审批和违规土地审批都不是他所能做到的，而实际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后果。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地方政府的行为边界在哪里？在目前这依然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当前中国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尚未法律化，仅有一些《决定》、《条例》等行政法规，专项法律尚未正式制定。
　　“中国立法部门正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预计在今后三至五年内，这方面的法律将完善起来。”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齐桂珍对本刊说。

铁本事件当时主要因为出了事故爆炸死了人，才下马的！当时对书记范燕青也很宽容没有实质的处分！省委立保的！

真心疼戴国芳啊....九大部门联动，结果最后起诉是偷税漏税...唉，太可惜了
不过国家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