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续）
　　总结：“句骊、濊貊、沃沮、夫馀”这四个部落的人口总数在公元200年左右就已经是72万，再经200年到北魏太武帝时代（424~452年）增加到三倍为180万，之后又在494年变成统一国家（高句丽）后就已经融合成了一个民族。如此再经200年后（用相同语言的夫余人统一之后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怎么不能融合成一个民族？世上有这样的道理吗？）的668年高句丽人口大约增加到300万，在《旧唐史》里有明确记载，668年高丽户69万大约300万人口！也就是说在这200年这么长的时间里人口只需再增加2倍（根本不需要增加6倍）左右就完全可以达到300万的规模，只靠自身自然增长可以轻而易举的达到这个规模，根本不需要用汉人人口来补充。秦升阳先生故意隐瞒历史文献中明确记载的“濊貊、沃沮、夫馀”人口数量，说什么公元400年左右高句丽人口只有50万因此不可能在公元668年就增加到六倍的300万，进而捏造出“大量汉人人口的补充、高句丽人不是主体”等荒谬观点以歪曲历史事实，这本身就已经丧失了作为学者的起码的学术道德！
　　2、“所拥有的总兵力”和“局部战争中所动用的兵力”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秦升阳先生在《高句丽人口问题研究》一文中经常偷换概念用某一局部战争中所动用的兵力数量来直接计算出改国的人口，比如广开土王谈德在公元400年左右的几次对百济的战争中用兵常是5万左右，他就据此以“十人一兵”的比例胡乱下结论说当时高句丽人口只有50万？！他这是一种极其低级的学术错误，可以说是连起码的历史常识都没有！“十人一兵”的这个常用比例是指古代国家总人口和“所拥有的总兵力”之间的比列，绝不是国家人口和“在某局部战争中所动用的兵力”之间的比列！这是非常关键而重要的问题，但是秦升阳先生故意偷换了概念。如果按秦升阳先生的逻辑，唐朝动用30万兵力攻打高句丽，他是不是得得出当时唐朝人口只有300万的荒谬结论？！即使唐太宗用30万兵力攻打高丽的危急时刻高丽也只动用了15万军队（由高延寿、高惠真指挥）去应敌，而根据历史文献当时高句丽所拥有的总兵力是30万。也就是说在最危急时刻高句丽也只动用了50%的兵力！又比如在1010年辽圣宗攻打高丽的时候所动用的兵力是40万，而当时大辽的人口是900万左右（详见王育民《历史时期人口的发展》一文），那么按“十人一兵”的这个常用比例计算的话当时大辽所拥有的兵力应该是90万左右，也就是说大辽下大决心全力攻打高丽的时候也只动用了45%左右的兵力。因此用“局部战争中所动用的兵力数量”来直接计算出改国的人口是一种违背常识的非常低级的错误。世界上没有在局部战争中动用全部兵力的那种傻瓜，怎么也得留下50%或者更多的兵力以守卫其他要塞或者守卫首都等等以防万一。用这个标准重新再看看公元400年左右的高句丽人口及用兵情况，比如东晋太元十年(385年)高句丽故国壤王伊连出兵4万袭掠辽东郡(今辽宁省辽阳市)打败了后燕的军队、东晋隆安四年(400年)谈德派出步骑5万人打败了入侵的倭人援救了新罗国、又在东晋义熙三年(407年)他又派出步骑5万攻打百济，可以看出这些都不是很危急的战斗，因此高句丽不可能拿出所有兵力去打，顶多动用50%左右的兵力而已。而高句丽竟然能拿出5万多兵力去打这样的不是很危急的战争，这说明当时高句丽的总兵力应该是10万以上，也就说当时(407年)的高句丽（此时还没有征服扶余国）人口绝对不止是50万而应该是100万以上！这是起码的历史常识性的问题。（待续）
　　

（接续）
　　在这里要注意的是所谓“谋叛”应该不是指直接率军反唐，而应该是高藏想利用安东城里靺鞨人的力量先除掉他身边监视他的人，因为当时高藏只不过是唐朝的傀儡身边有很多唐朝派来的监视他的人。对想复国的高藏来说最重要的是首先获得人身自由，不然怎么和各地山城里的高丽军民取得联系以重新组合高度统一的国家？当时高藏成功了的话，那个元气大伤的唐朝肯定会被重新复国的高句丽给一举歼灭。即使是在唐太宗时代高丽军队都可以把唐太宗的军队追赶到北京郊外（就是汉人非常熟悉的泉盖苏文亲率的军队），何况此时的唐朝更不如唐太宗时代，几次大规模征讨高丽使得唐朝国力严重虚弱元气大伤。再加上北方突厥等势力不断崛起南下，以致当时唐朝连首都防卫都很吃力。所谓的安东都督府更是已经图有虚名，对山城里的高丽军民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更不要说去征讨他们，唐朝已经没有那个能力。所谓安东都督府只是退缩在安东城内，不敢出来，因为高丽军民不断来骚扰，他们能保住小命就不错了。高唐战争中高丽军民打的一直都是利用地势的守城战和游击战，因此高丽的军事实力并没有严重下降，高藏复国后一举歼灭元气大伤的唐朝简直易如反掌。那样也可以为我们的靺鞨兄弟报血仇，唐军屠杀了很多靺鞨人包括老幼；据说是唐太宗中的就是靺鞨人射的箭，所以特别恨靺鞨人，不久后唐太宗因旧伤复发而死，真是活该。
根据历史文献来看朝鲜半岛的三分之二都是高句丽领土，其南界都到了现代大韩民国中部的宗州和安东一带。而新罗国的领土面积则只有朝鲜半岛面积的1/6左右。这样的新罗最后竟占领了包括高句丽经济政治中心平壤在内的几乎所有的朝鲜半岛，新罗《三国史记》22卷：“旧城,往往没于新罗”，可见新罗国吸收的高句丽遗民数量是惊人的。这些高丽人和新罗人一起都参加了击退唐军的战斗，670年唐朝的所谓安东都护府就被驱赶到了辽东，安东都护府连自身都难保。新罗国统一朝鲜半岛后人口到底有多少史书里没有记载，但是对当时新罗国首都王京的人口《三国遗事》里有详细的记载，就是17万8936户，达一百万口！当时人数百万的城市在世界上总共才四个，东罗马君士坦丁堡、唐朝长安、新罗国首都王京、阿拉伯帝国的巴格达。
　　吸收大量高句丽遗民的新罗国也是和高句丽一样依然是富饶美丽、社会稳定、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根据当时日本国《买新罗物解》（记录了和新罗的贸易情况）的文献，新罗国里不仅有东南亚的香料、药材、还有阿拉伯地区的商品。来过新罗的阿拉伯穆斯林们在其传记中都记录了当时的新罗国的富饶，有云：“唐的东边有叫新罗的国家，那里不仅空气清新、土地肥沃、流水清澈，那里的人更是彬彬有礼和善，所以凡是去了那里的人都舍不得离开（马科迪斯《创世与历史》）”，“凡是访问那里的穆斯林们都不愿意离开那里（新罗），理由是那里非常富饶环境清新，特别是丰富的黄金，以致于那里的居民都用黄金来做狗的锁链和猴子的项圈（依德利斯-古代依斯兰地理学家）”，“唐的东边有叫新罗的国家，那里有很多山，有丰富的黄金，流水清澈空气清新，凡是去那里的穆斯林都没有回来（Ibn Khurdadbeh《道路和王国总揽》）”。（待续）

（接续）
　　4、渤海国的建立和其人口去向
原在朝鲜半岛的高句丽人都融入了新罗，而紧接着在辽东地区的高句丽故土上的高丽遗民们也又重新建立了高句丽继承国--渤海！
　　渤海国建立的契机是腐败的唐官僚营州都督赵文翙等依仗手中权势，对东北诸少数民族的剥削和民族压迫越来越重，激起各族人民极大不满。公元696年忍无可忍的契丹首领李尽忠等终于杀死营州都督赵文翙，开始了反唐战斗。居住在营州的粟末靺鞨人也加入了反唐行列。事发后，武则天派曹仁师统率大军前去应付，粟末靺鞨人大祚荣率所部向东撤，降唐的契丹大将李楷固紧追不舍，至天门岭（今吉林省境哈达岭）处，善于用兵的大祚荣，借助天门岭的复杂地形，“合高丽、靺鞨之众”，大败唐军，李楷固脱身败还。公元698年（唐圣历元年）突厥入寇唐朝妫州、檀州、定州、赵州等地（今河北省中西部），契丹与奚又依附于突厥，于是中原通往东北的道路被阻隔。大祚荣审时度势，于公元698年在今吉林省敦化县敖东城建国称王，这就是渤海国。大祚荣是粟末靺鞨人，也是高句丽遗将。粟末靺鞨和白山靺鞨也是和高句丽有着密切关系的靺鞨部。但是这个靺鞨部的人口少的可怜，如《北史·勿吉传》记载：粟末靺鞨部落“胜兵数千”；白山靺鞨部落“胜兵并不过三千”。《隋书·靺鞨传》说：“其一号粟末部，与高丽相接，胜兵数千，多骁武，每寇高丽中。”，《两唐书·北狄传》均明载“白山部素附于高丽”。
可见大祚荣只靠这些人数少的可怜的靺鞨部是根本无法建国，为了得到占绝对多数的辽东高句丽故土里高丽军民的支持，大祚荣声称渤海国是高句丽的继承国。渤海国的这一政治主张在渤海王大武艺致日本天皇的第一封国书中充分表露出来了，如《续日本纪》卷十：“高齐德等上其王书并方物，其词曰：武艺启...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但以天涯路阻，海汉悠悠，音耗未通...”，《续日本纪》卷21：“高丽使杨承庆等贡方物。奏曰：高丽国王大钦茂言，承问，在于日本照临八方圣明皇帝...”。从此日皇致渤海王的回书也成了“天皇敬问高丽国王”，如光仁天皇宝龟三年（772）2月日本天皇给渤海国王的国书中云：“赐渤海王书云，天皇敬问高丽国王”。渤海国的这一政治主张充分证明，在渤海国里高丽人占绝对多数！大祚荣声称渤海国是高句丽的继承国立即得到在各自山城中各自为战的高丽军民的支持，高丽军民迅速集结，到建国不到30年的大武艺时代（719-737年）渤海国已经变成强兵10万、人口百万的强国！高丽军民纷纷投靠大祚荣，也导致唐朝的安东督护府彻底变成空中阁楼，因为在位于辽东的安东城里已经看不到高丽人，都投奔渤海国了，如《旧唐史》载：“圣历元年（698年，渤海建国年）...自是高丽旧户在安东者渐寡少，分投突厥及靺鞨等，高氏君长遂绝矣！”，而秦升阳先生在其《高句丽人口问题研究》一文中，故意断章取义把这里的“高氏君长遂绝矣”歪曲解释成“在整个高句丽故土里的已经没有高丽人”。秦升阳先生这种恶劣的学术作风真是令人愤慨！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