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
光绪十六年（1890年）陈寅恪生于湖南长沙，祖籍江西省义宁州（今修水县）客家人。更早的祖先原籍是福建省汀州府上杭县客家人。陈寅恪是为其父陈三立继室俞明诗所生的第二子，陈氏门堂三代世家，祖父陈宝箴官拜湖南巡抚，其父陈三立为诗文名家。祖母黄氏以在寅年生，取名寅恪（恪字为家族字辈），在家族中排行第六，晚辈称其六叔[3]。[编辑]求学
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4]。1900年（光绪26年）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3]。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5]。
1902年春天，13岁的陈寅恪随长兄陈衡恪经上海吴淞码头离岸东渡日本，自费入东京弘文学院就读，与同年入学的官费留学生周树人（鲁迅）同船同渡，陈衡恪与鲁迅是南京矿路学堂的同学，两人遂同室而居，过从甚密。
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作为大学预科学校的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学习。1914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回到中国。
1918年冬获得江西教育司官费资助，再度出国深造，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兰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后因时局不稳，官费停寄，生活至为艰苦，每餐吃炒腰花（猪肾），省下的钱买书[6]。性情孤僻，很少社交1。
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洪堡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具备了阅读蒙古语、藏语、满语、日语、梵语、英语、法语、德语、巴利语、波斯语、突厥语、西夏语、拉丁语、希腊语等十余种语言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234。1923年陈寅恪在《与妹书》中明确地表示“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汉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于希腊拉丁及英德法等之同属一系”。夏曾佑曾对他感慨说道：“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
颇具意味的是，陈寅恪四处求学，学贯东西，可一生中没有一张文凭。

执教清华
1925年3月再次回到中国，时吴宓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在这之前，清华校长曹云祥原本聘请胡适为导师，胡适坚辞不就，并推荐了梁启超、王国维和章太炎三人5。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应聘为中文、历史二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1928年暑假，回上海探亲，与原台湾巡抚唐景嵩之孙女唐筼完婚。在此期间主要讲授佛经翻译文学、两晋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课程。1930年以后，开“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晋至唐文化史”、“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诸科，凡是与佛教有关的资料，一律用黄色的包装着6，当时名家如吴宓、朱自清、冯友兰都来旁听，郑天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自视甚高的刘文典认为西南联大文学院真正的教授只有“两个半”，陈寅恪便是其中的一个，他自己只能算半个。他甚至公开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同时还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得遍阅故宫满汉文宗7。陈寅恪本人是谦虚的，自称：“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8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仍经常到东交民巷向钢和泰学习梵文。

南渡北归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其父陈三立忧愤死。寅恪悲恸过度，导致右眼失明。11月携眷南逃，途中手稿遗失甚多9，任教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主要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和元白诗研究等。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中国史教授。隔年前往蒙自的西南联大，次年又随西南联大迁往昆明。1940年9月，他离昆明赴香港，准备转英国。因战事未能成行，返昆明。在昆明期间撰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有诗“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
1941年受香港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许地山所邀，任职客座教授，讲授隋唐史，仅讲授韦庄《秦妇吟》一诗，耗时两个月，1941年8月4日，许地山逝世，接任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生活物资奇缺，由于陈寅恪懂日文，日军十分礼遇之，寅恪拒不接受日人馈赠。期间寅恪闭门治学，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香港日本政权欲以高薪聘请其任香港东亚学院院长，未果。1942年，携妻女逃离香港，至桂林，中科院物理所长丁西林前去迎接，任教于广西大学。1943年12月再前往燕京大学。1945年，左眼失明。是年9月，前去英国治眼疾，却因耽搁太久，无法痊愈，仅一眼能见微光。1946年再任清华大学教授。

陈寅恪开创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的学术方法[17]，很明显是继承了钱谦益“以诗证史”的方法，陈寅恪曾言：“对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18]。例如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提出白居易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为寝殿之误[19]，“长生殿”前身是祀神之“集灵殿”，“唐代宫中长生殿虽为寝殿，独华清宫之长生殿为祀神之斋宫”[20]。

批评
钱钟书则认为诗史说是一个偏见，屡作讥评。在《管锥编》第1227页、《宋诗选注·序》都直接或间接做了批评。钱先生的批评，实有其根据。陈先生在古典文学批评上偏向于写实主义，对于抒情或不是为写实目的的作品，诗史说就不能自圆其说。这种观点证诸于西洋文学史，乃是有真凭实据的。反观中国古典文学并不能一概皆视之为写实主义，这是正确的。我们只能说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有泰半以上是写实主义，其他是抒情或不是写实目的的作品。所以诗史说值得商榷。但是陈先生的诗史说的新意在于以史证诗，以诗证史，在理论上确有一新耳目处，不但在理论的陈述上，以及实际批评贡献，造成空前绝后的成就。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叙述，在韩愈是否“服硫磺”的问题上，钱钟书不取陈寅恪的考证；后来他又批评陈寅恪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太“Trivial”（琐屑）。余感慨地说：“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24][25][26]。
1960年5月21日钱穆致余英时的信中对陈寅恪的文章提出了两点批评：一是“冗遝而多枝节”且不“可诵”；二是“临深为高，故作摇曳”，认为为文不可学他[27]。陈寅恪继承清代乾嘉学派，作品难懂是因为读者对于他处理的史料不熟，甚至是还没有进入状况，产生一种陌生感而已，并不是不可读不可大声朗诵，我们可以举例而言，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台湾中央研究院兼任研究员王叔岷的著作集，这是很轰动的事情，王先生的作品有许多就是模仿陈寅恪先生的写作格式。[来源请求]
严耕望云：“（陈）治学长处在于提出一个深具启发性的见解，但往往过分强调这个见解，有时为了强调新见解而走偏锋，自是他的短处。”[28]

著作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元白诗笺证稿》
《论〈再生缘〉》
《柳如是别传》
《金明馆丛稿初编》
《寒柳堂集》
《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
《金明馆丛稿二编》
《陈寅恪文集》
《陈寅恪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