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美国人》：2020年，使用电脑将会是什么感觉？ 约翰逊：关于这个嘛，我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一个呢？还是先说坏消息吧，其实也不算什么坏消息——只是听起来没那么炫而已。 2020年时，我们使用电脑的感觉将同2011年非常相似。我们仍然会用键盘、鼠标，仍然会有触摸屏和语音控制装置。我们仍然会上网冲浪，同好友聊天，许多人的收件箱仍然会被太多的邮件塞得满满当当。 我认为这不是坏事。实际上，我觉得这非常令人欣慰，当然它缺乏个人喷气飞行背包和火箭汽车带给我们的那种炫酷感。 好啦，现在看看好消息吧。 2020年，电脑将给人非常棒的使用体验。就像鼠标、触摸屏和语音控制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与计算系统的交互方式一样，传感器网络、数据集合以及计算能力的不断微型化也将带来同样的改变。 我不会预测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的电脑和更强大的计算能力，并且这种计算能力将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想象一下，这是个什么概念——只需要和电脑生活在一起，把它放在我们随身携带的包里，就能完成对电脑的设置。这是一个多么让人激动的前景，这意味着我们研发电脑系统、编写软件，以及推出酷炫的新应用和强悍的新服务的方式，都将与过去十年中我们一直沿用的方式完全不同。

《科学美国人》：你在玩哪些酷派十足的前卫研究？说来听听。 约翰逊：我喜欢研究个人电脑与合成生物学之间的相似之处（合成生物学就是利用DNA、酶及其他各种生物学元素构建出新系统的科学）。 回顾历史，个人电脑是从反传统文化运动、嬉皮士潮流，还有英特尔以及史蒂夫·乔布斯、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苹果联合创始人之一）等人所做的工作中一点一点地发展起来的。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段历史中出现的各种黑客俱乐部以及一些校园中电脑爱好者成立的小社团，和今天合成生物学的发展极为相似。合成生物学的许多研究也是由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一族在做，许多工作也是由刚刚才聚在一堆探讨它的热心人士在玩。 我们不妨借此来判断一下，合成生物学与个人电脑是否会以相似的步伐发展。这对于预测各种技术的未来前景会很有帮助。

《科学美国人》：对于合成生物学，你是否做过实际的研究？ 约翰逊：我和一位名叫安德鲁·赫塞尔（Andrew Hessel）的合成生物学家有过大量合作。 赫塞尔是粉色军团合作社（Pink Army Cooperative，一个推广乳腺癌个性化疗法的组织）的创办者之一。他目前正在研究病毒的结构和DNA。 我们可以把DNA看作软件，把有机体（如细菌或病毒等）看作硬件。植入“软件”后，有机体就变成一个“计算装置”了。这就好比，你下载了一个GPS程序，安装到手机中，你的手机就变成了GPS装置。但对于合成生物学而言，真正让人恐怖的是，你晚上睡觉时，有机体还只有一个，早晨一觉醒来却发现，有机体变成了两个，然后是四个——它们变成了自我复制的计算装置！

《科学美国人》：对此，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 约翰逊：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是，我和赫塞尔曾讨论过，如何解决网络连接中“最后一英里”的问题——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网络集线器与你的住宅或公寓间的最后一英里。 假如我们可以培育出一种有机体，在传送互联网信号方面远胜现在的电缆和铜导线，那么只需要把这种有机体铺设在住宅和网络集线器之间，你就可以日夜不停地下载高清影片了。 如何实现这个构想呢？把上述具有优越传导性能的有机体与草种杂交，使之不但具有草的外观，还能像草一样生长和维护。想想看，那些随处可见的草，就是一个传导网络，草长到哪里，互联网就延伸到哪里。最关键的是，它们还是活的！ 打理过草坪的人都知道，只要你养护得当，它就会持续生长，有时甚至在你并不希望有草的地方冒出来。从此以后，草坪维护和网络维护就合而为一了。全球各地众多公路中央铺设的草皮隔离带也成了名副其实的信息高速公路。

《科学美国人》：科幻故事对研发工作有什么影响？ 约翰逊：长期以来，科学幻想与科学现实就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幻想往往可以预见现实，不是吗？ 我经常做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方面的讲座，谈论灵感以及如何通过幻想来倒腾这些创意。有时候，人们会走过来，悄悄把我拉到一边说：“你肯定知道，我之所以对机器人着迷，全是因为那个C3PO（斯瑞皮欧，科幻片《星球大战》中的机器人角色）的缘故，对吧？”他们似乎把我当成了倾诉对象，而我则抓住他们的手说：“并不只你一个人如此。这没有错嘛。”科学幻想可以开发人们的潜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这对于研发更好的技术是极其重要的。

《科学美国人》：你是如何当上英特尔的未来学家的？ 约翰逊：预测未来是我在英特尔的工作之一，它是一门揉合了计算机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跨界学问。 在担任未来学家之前，我也在英特尔工作，只不过当时是一名用户体验设计师，与软件设计师或硅器件设计师相仿，但我设计的是用户将获得的整个体验。这个职位既有点像工程师，又有点像设计师，需要预见5~10年后的产品，比如设计系统级芯片处理器（SOC，正在研制的一种新型芯片，其形状系数较小，即尺寸更小）。 预测未来有助于我们事先设想有关技术发展前景的各种难题，明确我们要开发什么东西。 有一天，贾斯汀·拉特纳（Justin Rattner，英特尔首席技术官）对我说：“我们觉得你应该出任英特尔的未来学家。”我当时回答说：“不行！”未来学家这个职位的责任太大了，尤其是在英特尔这样的公司。 当时，贾斯汀希望我去给人们讲讲有关未来的事。我们对此进行了一些内部讨论，但还未同公司以外的人探讨此事。 一周后（2010年6月30日），我们发布了一本书，名为《未来畅想：娱乐、计算和数码产品的未来》（Screen Future: The Future of Entertainment, Computing and the Devices We Love）。书里介绍的是2015年的技术。当我坐下来同媒体交谈时，我发现几乎人人都说：“原来你就是英特尔的未来学家！”那时，我才意识到我已经在干这项工作了。

《科学美国人》：英特尔是一家处理器厂商，你的工作是如何同英特尔的业务搭上边的呢？ 约翰逊：为了从整体上把握公司的发展路线，我同以色列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与地区的许多芯片设计师都有合作。每年他们都要提醒我——该考虑2020年的情况了。 我创建出一些模型来模拟未来的体验，进而模拟出2020年使用电脑会是一种什么感觉。英特尔是一家工程公司，所以我还得把模拟结果转化为对英特尔芯片的具体要求和性能指标。 眼下我正在琢磨2019年的问题。

《科学美国人》：你如何确保你为英特尔所设想的未来，与苹果、戴尔等使用英特尔芯片的硬件厂商的设想是一致的？ 约翰逊：我工作的第一步是社会学研究。英特尔聘请的人种学家和人类学家会先对人进行解读。预测未来的全部工作都始于对人的充分了解，因为技术终究是为人服务的。此后，我们才转入计算机科学。我先进行统计模拟，然后开始建立有关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子的模型。再后来，我就要动身启程了。 我们有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到公司外找人谈话，不仅与客户谈，还同政府、军方、大学机构谈。我会问他们：“你们觉得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人们体验这样一种未来会是什么感觉？”

《科学美国人》：你觉得前瞻未来对硬件产品的设计有什么帮助，能给我们举个具体例子吗？ 约翰逊：我们不仅是让芯片变得更小、更快、更便宜，还要考虑人们要用它们来干些什么？我们希望用户有什么样的终极体验？什么东西会激起人们的想象力？在《未来畅想：娱乐、计算和数码产品的未来》那本书中，我描绘了这样一种前景：许多计算装置互相连接、协同工作，用户根本看不出电脑、电视和智能手机之间有什么区别。对他们来说，区别仅在于通过不同的显示屏来娱乐和接触自己喜欢的人。

《科学美国人》：从事富有想象力的写作，对你的日常工作有帮助吗？ 约翰逊：多年来，写科幻小说一直是我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英特尔，我通过写小说来探索未来技术在人文、伦理方面的影响。这些故事或科幻小说的蓝本常常会作为产品策划书的一部分，向技术人员和开发团队解释，我们需要开发什么样的产品。 一些最伟大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费曼等，把创造性和想象力视为科学方法的一部分。同样，我撰写的科幻故事都是有科学基础的，非常需要创造性和想象力，这些故事就像威力无比的工具，帮助我创造、设计出更加适合于人使用的技术。工程师也很喜欢科幻故事，因此用科幻故事来描述10~15年后的未来，他们很容易就能理解。

《科学美国人》：关于未来，人们认识上的最大误区是什么？ 约翰逊：许多人以为未来是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他们会说：“你是未来学家啊，作个预测吧！”其实，未来远没有这么简单。 未来完全是一个动态的东西——它并不是处于远方的、我们全都向它奔去的一个固定点，也不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东西。未来是靠人们的行动一点一滴创造出来的。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成为未来的积极参与者。同你的家人、朋友，还有政府探讨未来吧，那将是你影响未来的最有力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