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
老子认为“善者不辩,辩者不善”,明确主张“不辨”,评判当时的辩者,提倡“无名”,但也讲“常名”;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主张“大辩不言”,虽是否定了辩论本身的意义与价值,但也是以大辩的形式非辩,以非辩的姿态投身于百家争辩之中。庄子本人自然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的,但以这种不辨的姿态立于尚争好辩的百家之中,其优劣可见一般。庄子的学友惠施则“以善辩为名“(《庄子•天下》),而战国时最雄辩的儒者——孟子,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见,到战国中期,“辩者“与争强好辩的风气已不是个别现象,而已经普及到了整个战国学术界,甚至成为当时诸子学的显著特征。(在这里个人认为:当门派渐多、思想学说达到一个特定的水平,各门各派为了推崇己说,批驳异说,互相进行辩论自然成为必经之途。这其中也包含着历史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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