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比利时少女就是后来成为陆征祥妻子的培德·博斐妇女士。培德她当时还是一名高中学生，祖、父两代都是比利时的将军，祖父是将军，父亲为陆军上校，堪称将门虎女，培德的父亲与比利时驻俄公使是亲戚，所以经常有机会出席上层名流的各种应酬和宴会。
　　尽管培德比陆征祥大十几岁，但她才貌出众，学识渊博，令陆征祥砰然心动，一见倾心。渐渐地，陆征祥发现自己真的喜欢上这个热情、纯洁而大方的洋小姐。
　　培德·博斐小姐不顾家人的劝阻，执意与东方少年陆征祥交往。学习之余，经常陪陆征祥出入各种应酬和交际场合，两人的关系日渐密切。在培德·博斐看来，培养了这位外交天才的中国，是那样的古老而又神秘，从陆征祥身上，他发觉古老的中国是个永远也猜不透的谜。
　　有情人终成眷属。随着俩从交往的日益密切，彼此之间的羞涩和戒备已经跑得无影无踪，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不料，此事遭到了双方家庭的强烈反对。深陷爱河不能自拨的一对恋人，他不顾长官训诫，也不顾家人、朋友反对，执意要结为夫妻。1899年春，在俄国首都莫斯科，陆征祥与培德小姐举行了欧式婚礼。
　　婚后，两人相亲相爱，夫唱妻随双双出入于各种外交场合，培德夫人成了陆征祥的得力助手，两人感情笃厚，同甘共苦了20多年。培德精心照料着陆征祥的日常生活，并在政治方面积极为陆征祥出谋划策。陆征祥每遇大事，都向培德请教。在他心目中，夫人的地位跟父母和恩师同等重要，正如陆征祥感言："生我者父母，助我者吾妻，教育以裁成我者吾师也"。
　　陆征祥与培德生活了一辈子，两人没有子女。漫长的岁月里，陆征祥带着他的洋夫人大部分时间住在北京。洋夫人像中国妇女一样，每日在家等候丈夫回家，闭门不出。晚年的培德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医生认为北京的气候于她的身体不相宜，陆征祥便送她前往瑞士罗珈诺湖畔的益达别墅去休养。不幸的是，培德病势日益加重，最后引起了脑溢血。陆征祥特为她去罗马朝圣，请求教皇的祝福。1926年4月16日，培德夫人谢世。随后，陆征祥辞去了中国驻瑞士公使的职务，拍卖家具，筹足丧葬费。翌年5月，将培德灵柩送往布鲁塞尔安葬。随即来到天主教本笃会圣安德诺修道院提出修行。

2）初识外交途险恶
　　19世纪的最后10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面临腥风血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中国看起来已经是个奄奄一息的巨人，帝国主义列强，像一群饿狼一样争先恐后地扑上来，撕裂这个巨人的肢体，吞噬这个巨人的血肉。
　　1894年陆征祥刚刚进入外交界时，正逢中国甲午战败后《马关条约》签署。陆征祥的恩师许景澄痛心地对他说:"子欣，子欣，不可忘了马关，日后当努力洗尽国耻，收我失地。"
　　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着被世界列强肢解和瓜分的严重危机，对中国下手得最快的是沙皇俄国。受沙俄的侵略和欺凌，中国一次次陷入外交漩涡。对此，陆征祥有切肤之痛。当时，陆担任清廷驻俄公使杨儒的翻译，亲身经历了1901年"东三省交还交涉"事件最为艰难的时刻，清政府全权大臣杨儒难以忍受俄方的威逼和羞辱，不幸死于交涉任上，陆征祥陪同杨儒参与了交涉的全过程，陆后来回忆说，沙皇俄国财长维特将事先拟好的条约文本摆在案头，威逼杨儒签字，杨回答说，未奉清朝皇帝命令，不能签字。维特顿时拍案而起，咆哮如雷，出言不逊，骄横无礼，陆征祥身为杨的翻译，感觉心有余悸，悲愤不已。

（3）背负卖国恶骂名
　　1915年，日本提出灭wang中国的"二十一条"， 迫使袁世凯政府答应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控制之下的无理要求，陆征祥负责中国与日本的谈判。在日本的胁迫与威胁利诱下，袁世凯因急着当皇帝，需要取得日本的支持，便同意了"二十一条"，由外交总长陆征祥执行签字。

（4）梦断巴黎欲断肠
　　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的那一刻，中华大地举国欢腾，上自大总统下至黎民百姓，无不沉浸"胜利"的喜悦之中。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政府收到了参加巴黎和会的通知，北洋政府决定，派出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南方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驻法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震组等五人为代表，组成中国代表团，并任命陆征祥为代表团团长，去完成一项艰难而又意义重大的使命。
　　巴黎和会举行前，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国会演说抛出了著名的"十四条"作为这次和会的主旨，其中表示，对于一切殖民地的处置，应顾全各殖民地居民的利益，大小国家都要互相保证政治自由和领土完整。受到美国总统威尔逊"十四点宣言"的鼓舞，陆征祥对和会抱有很大期望，视巴黎和会为千载难逢的机会，身为战胜国的外交总长和代表团团长，他希望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帮助下，一扫近年来中国所受的屈辱，在外交上打个翻身仗。出发前，陆征祥信誓旦旦地表示，要不负全国人民的重托，充分反映人民的愿望，在这次和会上要做到："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利益，这些利益不得由日本继承"，"取消1915年袁世凯政府对日本承认的'二十一条'"，同时，要彻底结束德、奥等战败国家在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利益。

此时，全国上下也充溢着"公理战胜强权"的乐观。然而在代表名额上，欧美列强对中国正当权益的公然践踏，已经显露出此次和会恃强凌弱的本性。和会尚未开始，中国代表团即接到通知，原定给予中国的5个席位被减至2席。在中国代表团的再三努力下，会议才答应仍然是2个席位，但可以轮流派代表参加。
　　陆征祥深知此次和会之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中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尽管陆征祥还是对美国总统威尔逊所宣扬"世界公理"抱一丝希望，但无论北洋政府还是陆征祥都很清楚，决定和谈成败的关键不是真理而是强权。
　　经过充分准备之后，陆征祥率团出征，踏上了赴法谈判的漫漫征程。当时，空中交通无从谈起，海上交通亦异常困难，陆征祥和伙伴们不得不先乘火车出山海关，经中国东北、朝鲜到日本，然后从日本横滨登轮横渡太平洋，途经旧金山、纽约，再穿过大西洋抵巴黎。
　　1918年12月，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在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团长的率领下，乘火车离开北京。陆征祥一行从北京出关后，日本外务省即派专车在南满铁路迎接。望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天寒地冻的东北大地，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瑟缩在车厢一角，冻得浑身发抖的陆征祥，虽然披着厚厚的棉衣，仍不能抵挡寒冷天气的侵袭。他浑身直打哆嗦，口中不时发出呻吟之声。身体消瘦、年近50岁的陆征祥，经不起寒冬腊月的一路折腾，刚到日本就病倒了，真可谓出师未捷。
　　经过漫长的旅途颠簸，陆征祥终于到达了巴黎。刚出车门，印入他眼帘的巴黎已不再是昔日灯火辉煌的浪漫，而是战后断壁残垣的颓丧。他无心对眼前的惨状发表自己的感慨，因为车站的月台上已经站满了欢迎他的中国人、外国人。这些人中有中国驻欧洲各国的公使、领事，有专程前来法国的驻美公使顾维钧、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等，甚至还包括一些自发来迎接的华侨代表。
　　1919年1月18日，举世瞩目的巴黎和会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当时亮相巴黎和会的所有风云人物几乎全部出席，包括英国首相劳合o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美国总统威尔逊、意大利首相奥兰多，还有日本的西园寺公望和牧野。会议在英、法、美、意、日五大国的操纵下，讨论处置德国殖民地办法。日本代表提出，必须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遭到中国代表的严辞拒绝，中日两国代表围绕山东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英、法、美举行3国会议，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让与日本"，并将有关条款列为对德《凡尔赛和约》的第156、157、158三条。
　　帝国主义列强在召开秘密分赃会议以后，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召见中国外交代表施肇基、顾维钧，正式通告巴黎会议对山东问题的决定。贝尔福若无其事地说，山东问题不外乎两个解决办法，即"政治权交还中国，经济权给予日本"，其具体方案是，日本获有山东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然后再由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后日本仍享有包括胶济铁路在内的全部经济权利。
　　陆征祥看到对德和约全部文本草案后，立即提出抗议，谴责这种侵害中国主权、以暴易暴的野蛮行径。他当即发明声明指出："中国代表团对于巴黎会议所拟关于胶州及山东问题之办法，不得不表示其深切之失望之情。"中国代表正式提出对山东条款的保留意见。

（5）"拒签英雄"凯旋归
　　巴黎和会上，陆征祥遵循"无保留，不签字"的原则，四处奔走，多方活动，争取国内的支持与国外的同情。留法的学生也每日成群结队到中国代表团总部，要求明确保证， 如不允保留，则拒绝签字，这些都使陆征祥深受鼓舞。
　　陆征祥率领的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惨败的消息传到国内，事实教训了原来对巴黎和会抱有幻想的人，立即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北京的学生首先起来用行动表示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亲日派的北京政府的愤慨，怒不可遏的学生群众，将矛头指向任袁世凯的外交次长、签订"二十一条"的外交代表曹汝霖，痛殴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并放火怒烧曹宅。北京政府因此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中。
　　"五四"运动爆发让北洋政府举棋不定，内阁大员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时而同意签约，时而暂缓签字，陆征祥和代表团始终得不到明确的指示，只能孤军奋战，努力争取山东权利。远在巴黎的陆征祥，正在焦急等待着北京政府关于"对德和约"应否签字的指示，
　　北洋政府收到陆征祥发来的请示拒签电报后，外交委员会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决定复电陆征祥"不在和约上签字"。徐世昌也在审阅完发给代表团的拒签电稿后，命令国务院拍发。但徐世昌的决定被段祺瑞否决了。这时，北京政府的大总统是徐世昌，实际掌握北京政府权力的是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段祺瑞，段在1918年10月起不担任国务总理，而任"参战督办"，统率着用日本贷款喂养的所谓"参战军"。
　　段祺瑞深知，一旦拒签和约，将激怒日本，日本政府对北洋政府的各种援助也有可能取消。段祺瑞当初扶持徐世昌作总统，就是看中他是个文人，容易操纵。果然，徐世昌看到段祺瑞决心已下，便指示国务院密电代表团签约。
　　北洋政府决定签约，国内再次掀起拒签高潮，政局也更为动荡。继曹汝霖等3人被罢免后，徐世昌的亲信内阁也随之倒台。自称"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看守内阁，在和约签字日期快到时，竟给代表团发来了这样一份电报："电饬巴黎各委员会，对于和约签字问题，令其审度情形自酌办理。"
　　北洋政府先是电令陆征祥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后迫于国内形势的强大压力，又向陆征祥发出紧急电报，令陆征祥根据情况"自酌办理"，其实是使出了逃避历史责任的"损招"，把决定签字问题这是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烫手山芋"扔给了陆征祥！
　　左右为难的陆征祥，面对政府的无能深感失望和悲愤。怕签字激起民愤的北洋政府一度电令陆征祥签字，随后又觉不妥，要求陆征祥自己拿主意，心力交瘁的陆征祥住进了当地的圣鲁克医院里。留法学生包围了陆征祥所住的医院，要陆表态，陆十分坚定，他向学生代表明确表示"不允保留，决不签字"，学生们还久久不愿离去。当地留法学生组织推荐一位女代表与陆征祥谈判，她在花园里摘了一段玫瑰枝，藏在衣服里，在接近陆征祥时，突然顶住陆征祥的腰，声色俱厉地说："你要签字，我这支枪不会放过你。"

陆征祥在致外交部电中表明心迹说："祥1915年签字在前，若再甘心签字，稍有肺肠，当不至此。惟未奉明令免职以前，关于国际大局当然应有责任。国人目前之清议可畏，将来之公论尤可畏。"这时，陆征祥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已抱定破釜沉舟的决心。
　　1919年6月28日，"对德和约"签字仪式在巴黎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宫举行，而中国代表的席位却一直空着。中国代表团在陆征祥主持下，拒绝前往凡尔赛宫签约，并致书和会，声明中国对中德和约有最后决定权。声明指出："和会对山东问题与中国以不公正之判断。此即强迫中国不签字和约。盖中国代表签字和约，则自失其公正、正直、爱国之心也。故中国代表将此问题，申诉世界，听其不偏不倚之判断。"
　　陆征祥痛定思痛，毅然表示决不向蛮横霸道的西方列强低头，拒绝在"对德和约"文本上签字，开创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先例。陆征祥后来在《回忆与思考》一书中说："我自觉有义务不再服从政府的命令，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被誉为"拒签英雄"的陆征祥，声望也获得了空前的提高。陆征祥维护了国家的利益，顺应了全国人民的民心，也写下了他人生史上光彩的一页。
　　巴黎和会落下帷幕，陆征祥收拾行囊，离开法国途经意大利回国，刚一踏上祖国的土地，他便受到了数以万计群众的欢迎。
　　陆征祥抵达上海吴淞口时，数千名群众挥动小旗，旗上书："欢迎不签字代表！"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当晚，陆征祥一行抵达上海北站，火车站聚集了上万民众，上海方面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陆征祥乘专列由上海返回北京，沿途各站都有群众结队欢迎，群众把陆征祥称为"拒签英雄"。
　　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的恃强凌弱的强盗行径，使陆征祥无比气愤，更令他深感失望和痛心的是北京政府的懦弱与无能，而回国以后，有所谓的"山东省民众代表团"居然到北京政府外交部门前围攻和羞辱他，声称如果陆征祥不签字，日本帝国主义便会对山东人采取报复行动。陆征祥心力交瘁地感叹说："为了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尊严，我没有在和约上签字，结果惹得某些政府高官和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我群起而攻之。在他们眼里，我可以得罪自己的政府和同胞，但日本人是万万得罪不起的！"
　　要谈巴黎和会，要谈五四运动，不能不提到陆征祥；一提到陆征祥，又不能不为近百年来主宰中国历史命运者的政治道德和精神素质而扼腕叹息。

（6）远离尘世避纷扰
　　陆征祥退出政坛后，以精神重塑为核心，构建了一套铲除社会弊端，进而拯救中国的方案。他不仅呼吁通过树立基督信仰去除私欲，也要求以基督宗教文化来完善儒家文化，同时更希望把儒家文化推向世界以消除隔阂。尽管陆征祥所提出的救国理念有着诸多缺陷，但在20世纪前半期众说纷纭的救国论中，仍不失为一家之言。
　　陆征祥出身于宗教世家，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早年的陆征祥就与修道院结下了不解之缘。青年时代的陆征祥，以良好的外语功底随清末外交家许景澄出使俄国，担任许的翻译。许极力反对陆在交际场合结识并迎娶比利时籍太太，在许景澄三番五次的警告下，陆征祥与培德姑娘难剪情丝，无奈之外的许大使只能睁眼闭眼予以"放行"，但幽了一默："子兴(陆徵祥字)！你学外国学得很彻底，连太太都娶了外国的。将来假若没有儿孙，你太太又先你过世，希望你能进修道院去，这是外国的习惯。"没想到一语成谶，在陆征祥晚年，这句玩笑话变成了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