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父亲去世的第二个星期遇见了幸村。
那是樱花盛开的时节,大片的花雨几乎掩去他的身影。
他坐在车站的候车长椅上,专心致志的看着一本书,我注意到那是奥尔罕·帕慕克的《赛弗得特和他的儿子们》,一本以我们这个年纪的半大孩童来看还过于晦涩难懂的小说。
他似乎察觉到有人走到了他的身边,于是抬起头来,看到我身着和他一样的制服,便对我露出了一个浅浅的微笑。
“早上好。”
现在回想起来,只觉得幸村很适合那样波澜不惊的微笑,而他也确实总是那样笑,仿佛一切事物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我们的相处那么顺理成章,顺利得让我时而会忘记幸村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温柔的人,严格说来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温柔的人。在我们熟识之后,我才渐渐明白,有些时候所见并不一定是真实,即使是荒谬得如同百合的种子长成罂粟,而在后来的几千个日夜中,我终于领悟到,天鹅的躯体之中,一样可以居住着毒蛇的灵魂。
幸村和我在一个班里,他的座位靠近那个总是能透进阳光的窗口,他在那金色轻纱似的阳光里就越发显得如梦似幻起来,好想只是一个纸片人,被风一吹就飘了出去。
我就是在阳光和朝霞含混在一起的一个清晨正式结识了幸村。具体的过程我已经遗忘了,只依稀记得一句:“要去天台吗?”然后我们一起在还飘荡着湿冷雾气的天台上吃完了早已变冷的便当。
父亲的去世给母亲带来的影响是深重的,她变得郁郁寡欢,健忘,好像老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想着什么,给我做的便当淡而无味,也许是忘了放盐。幸村尝了一块我的便当盒里半生不熟的青花菜,皱了皱眉就把他的便当盒里的煎鸡蛋给我夹过来。许多年后我在各种高级饭店里吃过无数佳肴,可在我年幼的记忆里,那两块煎鸡蛋足以包含我的所有渴求。
也许那时候我就应该意识到,幸村确实是收买人心的高手,他做的并不露骨和明目张胆,也没有多大的手笔,但就是在这样细微的小动作中,让人动心,并产生飘飘然的错觉,而当你以同样亲密的态度对待他时,他却用那双凉冰冰的眼睛看着你,对你说:“不,我不需要,谢谢。”那眼神像落在你身上,但又像穿过你落在你身后。
我不理解他这种态度的由来,一面靠近我,一面又把我推开,可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相处中,我习惯了这种游戏——对于他来说,这就是一种游戏,当同龄人在玩游戏机或者和小狗小猫玩耍的时候,他却在玩这种随意拉扯人心之间距离的游戏。
在同学的眼里,我和幸村是走得最近的,我们一起上学,下课后一起坐电车,一起完成课后作业。他们用羡慕而复杂的眼神看着我,却不明白我只是刚好处于相吸和相斥之间的界线上。我沉默的做着作业,沉默的接过幸村递给我的棒冰,沉默的坐在他的身边,沉默的听着幸村用柔软温和的声音对我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