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生购书费用约合今天人民币52万元。这还是一个较为保守的比例，有些经济学家提供的数值比这更高。 
纵观《鲁迅日记》24年的书账，详细记载了他平生购置并保藏的9千6百多册书籍和6千9百多张古文物拓片，共1万6千5百件图书。 
前年我在《笔会》发表了有关鲁迅经济生活的系列文章，引起国内外读者很大的兴趣和反响。但那些文章有个缺陷，就是只查核研讨了鲁迅一生的收入和衣食住行等，却忽略了鲁迅的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实际上，简洁的《鲁迅日记》每一年都详细记载了他的《书帐》，可见他对于“买书”非常看重。 

鲁迅总是利用各种机会，想方设法搜寻和购置大量图书。书，在鲁迅看来，简直比吃饭更有价值。侍候鲁迅母亲生活了多年的帮工王某回忆：有一次，母亲劝鲁迅买几亩水稻田，供自家吃白米饭，省得每月向粮店买大米吃。鲁迅听了笑笑说：“田地没有用，我不要！”然后又大声说：“有钱还是多买点书好！” 

鲁迅的日本好友增田涉，曾于1931年3月到12月之间，为了向日本翻译介绍《中国小说史略》，在上海经常跟鲁迅面谈。根据这十个月间鲁迅的谈话，增田涉著文转述了当时鲁迅的收支概况如下—— 

“他的收入是靠从前的书——主要是《呐喊》与《彷徨》等继续重印的版税。版税是二成五（按：即25%）……据说他一个月的用费需要四百圆，那时是昭和六年（按：即公元1931年）……生活费二百圆，买书费一百圆，给母亲的生活补贴一百圆。他说，周作人在北京，不照顾母亲；所以我不能不汇钱去。母亲跟他的前妻一道生活，他寄送生活补贴不是没有理由……鲁迅却是被压迫、被搜捕的不自由的人，尚且靠一枝笔，继续着真正的恶战苦斗。”（引自《鲁迅思想研究资料》下册第456页）我仔细验算和查核了有关史料，在1930年，鲁迅共收入 15128.895银圆，而买书的费用为2404.50银圆，占全部收入的15.9%；又在1931年，鲁迅共收入8909.30银圆，其中花费 1447.30银圆买书，占全部收入的16.2%；可见增田涉转述当时鲁迅的谈话，不仅没有夸大，甚至是缩小了数据。实际上，鲁迅在1930年每月买书的钱平均达到200银圆，1931年每月买书的钱平均达到120银圆！ 

当然鲁迅在上海定居的晚年，经济生活比较宽裕。早年情况又如何呢？我根据《鲁迅日记》逐年统计，这24年间鲁迅总共收入12万多银圆，约合今人民币480万元。而其中耗资1万3千多银圆用来购置图书1万多册（幅），价值约合今人民币 52万元；也就是说，平均每年耗资5千多银圆（约今人民币2万多元）专门用来买书，别人赠送的图书还不计在内，而且后十年所用书款，更多于前期。（笔者注：1912年一块银圆的实际购买力，约合今日人民币50多元；1926年一块银圆合今40多元；1936年一块银圆合今35元以上。这还是一个较为保守的比例。有些经济学家提供的数值比这更高。本文采用一块银圆平均合今人民币40元的估算值。） 

由这个统计表可以看出，从1912年5月（鲁迅31岁）初到北京教育部工作，至1936年10月（鲁迅55岁）在上海病逝，这24个年头中，鲁迅收入的平均11.1%专门用来购置图书。可见读书、购书、写书、教书，是鲁迅一生始终不渝的最强烈最持久的嗜好。 

从1912年5月到1919年11月，即鲁迅寄宿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县馆（原称山会邑馆）的7年半期间，鲁迅独居一屋、长夜孤灯惟以书为伴。他在民国教育部多年任职的月薪相当稳定，除了积攒存款准备置办房产（三进大四合院以备接母亲家属来京合住）之外，经常以十分之一左右的收入、专门用来到琉璃厂等处购置图书。 

但从1920年到1926年夏，即鲁迅先后居住在北京八道湾11号、砖塔胡同61 号、宫门口西三条21号期间（离开北京南下之前），鲁迅的经济状况有所下降。由于北洋军阀政府长期拖欠教育经费，鲁迅在这7年内，收入比1919年的水平减少了大约30%，而同住一个“大宅门”的周作人夫妇挥霍无度，作为长兄的鲁迅经济负担加重，手头拮据，仅能以收入的大约5%用来购置图书。其中境况最差的1920年，仅购书51.80银圆，占收入的2%；1924年仅购书99.24银圆，占收入的3.8%；这几年是鲁迅生活最苦闷、思想最彷徨、健康状况最受损坏的苦斗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