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现代化的潮流在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但人类在“征服”自然的同时也遭到了自然的无情报复；巨大的物质文明成果包含着同样巨大的负面效应，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就是它的突出表现之一。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保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摆在人类面前的重大课题。在这种情况下，重温中国古代人民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从中获得智慧和启迪，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是我国古代人民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起源很早，《逸周书·大聚》载周公旦追述的“禹之禁”，就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说明这种思想在我国从原始社会过渡到文明社会之初即已萌芽。西周时期出现了各种管理山林川泽的职官，形成以保护和合理利用山林川泽的天然富源为特点的“虞衡”业。在先秦时代和反映先秦情况的古籍中，有关记载比比皆是，在七十年代出土的云梦秦简中也有这方面的条文。它构成先秦传统农学很有特色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其意义则超越了传统农学的范围。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但尚欠系统深入，而且对这种思想产生的原因及其理论基础探讨不够。本文打算首先概述先秦时代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的基本内容，然后着重分析这种理论形成的基础及其意义。

一 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的基本内容

 

（一）对林业资源的保护利用

首先是只允许在一定的时间内砍伐林木，反对滥砍滥伐。如《 逸周书·文传》说：“山林非时不登斤斧，以成草木之长。”《荀子·王制》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又说：“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管子·八观》：“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礼记·王制》：“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1]《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草木以时伐焉。”这也就是所谓“时禁”，或“以时禁发”[2]。

禁止砍伐林木的时间主要是春季和夏季“草木荣华滋硕之时”。《逸周书·大聚》规定的禁期是“春三月”，即整个春季。《管子·禁藏》；“当春三月……毋伐木，毋夭英（谓草木之初生），毋折竿（谓笋之初生），所以息百长也。”《礼记·月令》中有孟春之月“禁止伐木”，仲春之月“毋焚山林”，孟夏之月“毋伐大树”，季夏之月“毋有砍伐”等记载。七十年代出土的《云梦秦简·田律》则有“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唯不幸死而伐绾（棺）享（椁）者，是不用时”的条文，这就是说，除了因不幸死亡需要木材做棺材的以外，一律禁止在春天砍伐山林。[3]《管子·轻重己》云：“春尽而夏始，天子令毋斩大木，毋斩大山，毋戮大渊，灭三大而国有害，天子之夏禁也。”一般说来，深秋以后才允许砍伐林木。《礼记·月令》季秋之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仲冬之月，“日至短，则伐木，取竹箭”。《礼记·王制》：“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但《周礼·山虞》也有“仲冬斩阳木（生山南者），仲夏斩阴木（生山北者）”之说。 

与此相联系，是保护幼小的林木，以保证林木的生长和再生。《国语·鲁语》把“山不槎（砍）蘖（断木上长出的新生的枝条），泽不伐夭（未长成之草木）”作为“古训”加以强调。《逸周书·文传》也说：“无杀夭胎，无伐不成材。”《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方长不折。”这和上述“时禁”意义相同，只是从不同侧面予以论述而已。《礼记·王制》规定：“木不中伐，不鬻于市。”是通过市场管理所采取的保证措施。

即使在允许采伐的季节，采伐的时间也有限制。《周礼·山虞》：“令万民时斩材，有期日。”郑玄注：“时斩材，斩材之时也。有期日，出入有日数；为久尽物。”这种限制的意义在于防止过度的砍伐。

为了保护森林等自然资源，还采取以下两种措施：

一是建立山林“保护区”。《周礼·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郑玄注：“物为之厉，毎物有蕃界也。为之守禁，为守者设禁令也。”“厉”与“列”字同音通假，这里是遮列的意思。对山林中的各种资源（“物”）设立“蕃（藩）界”而“遮列”之，实际上就是建立某种资源保护区。当时的各种“时禁”，主要是在这些“保护区”内实施的。所以《周礼·山虞》又说：“春秋之斩木不入禁。”郑注：“非冬夏之时，不得入所禁之中斩木也。斩四野之木可。”所谓“禁”就是上文的“厉”，即山林遮列之处——“保护区”。非禁区春秋可以斩木，但也不是亳无限制，例如《礼记·月令》就规定季春之月“毋伐桑柘”，其范围当不限制在山林地区，主要意义则在于保护蚕业生产。

二是制定了防火法令——“火宪”。《荀子·王制》：“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蔬）[4]，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管子·立政》：“修火宪，敬（通儆，警戒的意思）山泽林薮积草；夫[5]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使民足于宫室之用，薪蒸之所积，虞师之事也。”《礼记·王制》“昆虫未蛰，不以火田”，《月令》仲春之月“毋焚山林”，季春之月“毋烧灰”，云梦秦简《田律》“不夏月，不敢夜（注：夜，疑读为择）草为灰（取草烧灰）”，大概就是“火宪”内容之一。《周礼》中还有一个专门“掌行火之政令”的“司爟”。

二 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形成的基础

我们知道，现代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是在工业化过程中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以后产生的，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反思；它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潮形成于本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而我国，早在先秦时代已经出现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或谓之“超前意识”。不过，即使是“超前”，也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那么，它形成的基础是什么？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以下，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总结历史教训，着眼永续利用

我国先秦时代虽然没有发生象现代社会这样的全面的生态环境的恶化，但生态环境局部的破坏并不鲜见，先秦时代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正是从对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的反思中产生的。

我国远古时代黄河流域的农业开发过程中，曾经广泛采取火耕的方式，或以火猎和火耕相结合来垦辟耕地。古史传说中的“烈山氏”[12]就是这个时代留下的史影，这在当时开拓了人类的活动空间，是必要的；但却为此付出了损耗大量自然资源的代价。[13]到了传说中的黄帝尧舜时代，人们大规模沼泽低地，进一步拓展其活动空间，这是我国历史上从“野蛮”向“文明”过渡的时代，也是自然资源破坏比较严重的时代。战国时人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黄帝之王，[童山竭泽]，谨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逐禽兽，实以益人，而天下可得而牧也。（《管子·揆度》）

黄帝之王，[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谨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泽童山；夏后之王，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之利……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谨逃其爪牙]禽兽众也：童山竭泽者，君智不足也；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利，逃械器，闭知能者辅已者也……（《管子·国准》）[14]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孟子·滕文公上》）[15]

从上述记载看，当时一定范围内过度的开发已经造成自然资源局部枯竭的恶果，即所谓“童山竭泽”；而人们也从中吸收了一定的教训，认识到这是一种“君智不足”的行为方式。故《管子·国准》谈论如何吸收先世经验教训时提出“立祈祥而固山泽”。[16]

 随着人口的增加，不适当的砍伐和过度的放牧也会造成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的破坏。例如齐国东南的牛山就因为滥伐滥牧而变成濯濯童山。《孟子·告子上》：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

人们已经认识到，这种生态的恶化不是自然的本性所产生的，而是人类违反自然规律的不合理的经济行为所造成的；它实际上是自然界对人类的一种报复。

这样的事，在当时不会是个别的。春秋末年墨子劝阻公输般助楚攻宋时说：“荆有云梦，犀兕麋鹿盈之，江汉鱼鳖鼋鼉为天下饶，宋所谓无雉兔鲋鱼者也！荆有长松文梓梗柟豫樟，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宋处于黄河下游，正是殷人活动的腹心地区。墨子的说词未免有夸大之嫌，但宋与楚相比，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相对匮乏当是不争之事实；这当然是由于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自然条件存在着差别，更是黄河流域在长期开发过程中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结果。殷人的“不常厥邑”和周灭殷前的多次迁移，论者或谓即系由于黄河流域局部生态环境的破坏所致。[17]

通过各种正面反面的经验教训，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如果利用过度或不适当的攫取，就会妨害资源的再生，导致资源的枯竭，影响到以后的继续利用。黄土地区气候偏旱，天然植被相对并不丰茂[18]，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就更显得必要。

 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吕氏

春秋·义赏》）

 覆巢毁卵，则凤凰不至，刳兽食胎，则麒麟不来。干泽涸渔，则龟蛇不往。（《吕

 氏春秋·应同》）[19]

这些无疑是对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人们已经明确认识到，做事不能光顾眼前的利益，应该考虑到长远的利益。如《吕氏春秋·长利》说：“利虽倍数于今，而不便于后，弗为也。”所以先秦诸子论述保护自然资源的必要性时，总是着眼于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强调“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是从人类的长远利益立论的。在上面所引述的资料中，这种思想反映得相当清楚。

 欲使资源不屈而能永续利用，关键是处理好“用”和“养”的关系；先秦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养”是“用”的基础。孟子正是从牛山林木受到破坏的教训中引伸出“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的道理。上引“修火宪”等等措施，其中心就是一个“养”字。为了使“物得其养”，就必须“取物有节”，即有节制地利用自然资源[20]。《荀子·王制》谈自然资源利用时也强调协调“养长”与“杀生（斩伐）”的关系，以避免童山竭泽现象的出现。《逸周书·文传》曰：

 无杀夭胎[21]，无伐不成材，无墯（堕）四时。如此者十年，有十年之积者王。生

十杀一者物十重，生一杀十者物顿空。十重者王，顿空者亡。

这里所说的“生”与“杀”，也就是“养”和“用”的关系，只有处理好这个关系，使生之不绝，取之有节，才能保持发展的后劲，成功王霸之业。反之，“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为天下王”（《管子·轻重甲》）。班固追述三代“先王之制”时说：

于是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种树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雚蒲、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死之具，靡不毕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畜足功用，如此之备也。（《汉书·货殖传》）

郑玄注《礼记·月令》季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伐山林”，说这是“顺阳养物”，可说是深得其旨。总之，是通过“用”与“养”的协调来保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和自然资源的不断再生，以达到永续利用的目的。

三 传统农学思想的现代价值

中国历史上有过优秀的传统农学和发达的传统农业，它们曾经创造了历史的辉煌，不但使中国在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方面长期领先于世界，而且使中华文明成为唯一延续下来没有中断过的古代文明。到了近代，中国的传统农学和传统农业都已经落伍。我们现在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用主要来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物质装备来改造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但我国传统农学和传统农业并非一无是处，它仍然包含着合理的因素和有生命力的成分；西方的现代农业和现代农学也并非十全十美。西方现代农业虽然应用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取得重大的成就，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是把自然界分解成各个部分进行研究的结果，对事物之间的联系注意不够。西方现代农业过分依靠外源能，把农业工业化，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农业的本性。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病虫害抗性增加、能源过分消耗、“投入—产出比”下降等弊端已日益暴露，引起西方学者的反思，并重视从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获取启示，以寻找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学所包含的合理因素、价值和生命力再次显露出来了。

中国传统农学的核心是“三才”理论。“三才”理论把农业生产看作农业生物、农业环境和作为农业主体的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整体，比较符合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统一的农业的本性；因而也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与“天”“地”并列，人既非大自然（“天”“地”）的奴隶，又非大自然的主宰，他是以自然过程的参与者的身份出现的。因此，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和自然界是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先秦时代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当前，片面性的、对自然掠夺式的发展，已导致地球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提供的支持系统的严重危机，综合性的、可持续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思想就更加显出其永久的价值。

如果我们把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和现在已成为世界各国指导方针的关于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作一比较，人们就会惊讶地发现两者竟是那样的吻合。兼顾局部的、目前的利益与全局的、长远的利益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出发点之一，联合国《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说：“可持续发展系指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我国先秦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利虽倍数于今，而不便于后，弗为也”，因而在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时提出“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的要求。现代学者总结了历史的教训，认为在经济的发展中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应当采取“在利用中保护和在保护中利用”的原则。我国先秦时代人们已经实行利用资源的用养结合的原则，把“养”视为“用”的基础，认识到“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的道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有的学者把它称为“天人之约”。现代生态经济学认为，人类的经济系统应该建立在生态系统的基础上，人类的经济活动应该遵循生态规律。我国先秦时代人们已经形成天地人统一的“三才”理论，把农业生产视为农业生物、农业环境和人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的系统，把人的作用定位在“助宣气”、“助生阜”、“参天地之化育”之上。先秦时代“时禁”，不但基于对“天时”的把握，也是基于对生物生长规律的把握，或者说，它是建立在对生物与自然环境统一的认识之上的；它的本质就是要求人们的经济活动要遵循生态规律。先秦时代保护自然资源的一系列措施，与现代保护自然资源的办法也是一致或相通的。应该承认，这些思想和理论是我们勤劳而智慧的祖先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之一，至今对现代人仍有借鉴意义。


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应当把西方的现代化绝对化，变成一个僵死的模式。在世纪之交的今天，讲现代化不能离开人与自然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农学的精髓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农业发展的方向。现代农业应当是一种生态农业，它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而，中国农业现代化应当实现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中优良传统的结合。

在这里，还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我国先秦时代即已出现保护、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什么后来我国生态环境仍然受到严重破坏？我想，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探讨。

一是理论本身的缺陷。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地球上存在“三种生产”：即社会物质生产、人自身的生产和生态环境生产，只有这三种生产协调和谐，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先秦时代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主要着眼点是协调物质生产和环境生产的关系，即在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时，注意遵循野生动植物自身的生长规律，注意保护自然环境中野生动植物自身的再生产能力；但没有注意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生产、环境生产的协调。人的生产中包括人口数量、人口素质和消费方式，都没有引起当时思想家的重视。先秦秦汉虽然也出现过“分土制民”、合理安排人地比例、人地必须相称的思想，但这只是从居民点设置或政区规划的角度考虑的，而不是从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和环境生产关系的总体来考虑的。在传统农学的“三才”理论中，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注意到了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对资源利用的用养结合，物质生产上的循环利用等，但也没有考虑人自身生产与物质生产及环境的协调。我国历代都鼓励人口的增殖，而不知人口生产也应有所节制。而历史表明，人类自身生产如果安排不好，也会破坏物质生产与环境生产的协调。中国近代生态环境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是人口问题引起的。

二是制度方面的制约。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总体规划、全民动员（现在更需要全球性的合作），这在当时的制度下是做不到的。我国古代立法中虽然也有保护环境的内容，但都是零星的局部的，更没有提到基本国策的水平。在分散经营、各行其是的条件下，盲目开发，滥用资源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历代都有思想家提倡节约消费，但难以制约统治者的奢侈无度，以致超越在当时物质生产条件下利用自然资源的合理限度。苛重租赋剥削经常导致一部分农民贫困破产、丧失土地，封建社会晚期人口激增更加加剧了这种情况，无地或少地农民涌向荒山、滩涂、边疆、牧区，盲目垦发，也导致了森林、牧场和水资源的破坏。这些看似农业问题，实际上是制度问题。

可见，我国先秦时代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毕竟是很初步的，在深度和广度上不能与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相比拟。现代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在工业文明高度发展引发环境与社会的一系列严重问题的情况下，对人与自然关系全面反思的结果。只有在这个时候，人口、社会、环境和发展的问题才会被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可持续发展才可能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并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人与自然、经济与生态的空前尖锐的矛盾孕育着人类的新思维，而上述矛盾的解决将导致新的文明形态的诞生。人类历史已经经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在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人类将迈进生态文明的新时代。

[17] 吕文郁：《华夏文明与先秦时代的生态环境》，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18] 对黄河流域上古时代自然环境和植被情况，学界估计很不一致。有的学者强调当时气候温暖、森林丰茂。我认为当时的森林当然比后世丰茂得多，但不宜夸大。如果上古时代黄河流域森林十分丰茂，覆盖黄河流域广大地区的黄土就不会呈现黄色、碱性，黄河的水就不会那么混浊（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民谚在流传）。何炳棣把《诗经》等文献中所记载的植被资料，和对黄土区科学研究的成果进行对照和印证，得出上古黄土区域自然景观是半干旱草原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1969年）。正因为这样，生态平衡的破坏更显出其严重后果，从而促进了生态意识的“早熟”。

[19] 《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说：“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大戴礼记·易本命》：“子曰：夫天之生人、禽兽、万物、昆虫，各有以生。……故帝王好坏巢破卵，则凤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鱼，则蛟龙不出焉；好刳胎杀夭，则麒麟不来焉；好填溪塞谷，则神龟不出焉。”以此相似。

[20] 《礼记·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就是有节制地利用自然资源思想的一种反映。

[21] 《汇校》引唐大沛云：此句脱二字，当作“无杀童，无夭胎。”

[22]《旧约·创世纪》说：“大地厚生，生生不息，满载于世，征服它吧，努力去支配海中之鱼，空中之鸟，以及地球上走动的一切生物。”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人类征服自然！”这一豪言壮语，成为鼓舞人心的极大驱动力，把《旧约》的这一段指示发挥得淋漓尽致。关于“三才”理论与西方宗教观念的对立，参看游修龄《中国农学史·序》。 

[23] 据《逸周书汇校集注》校改。

[24] 《群书治要》引《虎韬》云：“神农之禁，春夏之所生，不伤不害，谨修地利以成万物，无夺民之所利，则民顺其时矣。”

[25]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冬季树木处于休眠期，这时采伐，不但对树木的伤害最小，利于树木的再生；而且这时茎秆含水量低，营养物质少，采伐下的树木不易虫蛀和开裂，质量较好。

[26] 《国语·周语中》：“周制有之曰：……国有郊牧，疆有寓望，薮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御灾也。”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经济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