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一书的开篇，《受到诋毁的塞万提斯的遗产》，篇幅不长，但该文气势磅礴、字字珠玑，阐明了小说之艺术和真理即是小说本身的小说观。而这恰是唯一正确的小说观，与之不符的观点，统统都是错误的！
在笛卡尔之后的欧洲，人被理性所累，结果却成了各种异化力量的掌中物，存在和生活的本真在台面上退下，常被遗忘。但那只是一面，另一面，在台面底下，则是上帝退场之后伟大的欧洲小说传统。小说里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成千上万个破碎的相对真理。小说的意义，就在小说本身，在小说所描述的具体而模棱两可的人物、处境和感受，而跟可以总结出来的堂皇说辞背道而驰。小说所指引的，只会是一条永不消散的生存雾霭中的小路，不会是明晰的康庄大道。简单说，你看了一本小说，别人问你这本小说讲了什么，你如果在复述情节和人物之外还能说出别的话，那么你根本没有体会“小说的艺术”，或者你看的根本就不是小说。诚然，米兰·昆德拉是在当代欧洲的语境中定义小说，但就其不作泛化的根本性说，他所说的，就是小说的绝对真理。
我本来以为至少对于愿意读小说的文青来说，这是个即使不太明了也不会太成问题的问题。但在看昆德拉的文之后，我读了一本小说，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然后顺手点开豆瓣评论和回复看了看，结果震惊了：不止一个人在说，这小说替底层百姓发了声，能为百姓说话的作家才是好作家，等等。我的天，你们还在抓着小说的平民关怀不放，你们需要的，根本就是工农兵文艺好吗！在我看来，《我不是潘金莲》这书，算得上是一本小说的，不是因为它“替底层人民发了声”，而是它写出了表象背后的某些东西。要说它是为“底层百姓”发了声，那我说这小说也为“上层官员”发了声，你看看这里面的官员，其实没一个“坏人”不是？
我们多数人真是被绑在“意义”这根大柱子上脱不了身了？从上层话语一直不断强调的阶级和道德归罪到语文教育中的各种中心思想总结，有什么意义啊，中心思想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啊，中心思想是什么！我们看旧版本的翻译小说，前面都会有一篇政治正确的可笑序言，就是在那样“正确解读意义”的掩盖下，小说文本本身的复杂性得以合法地上架。这一事件对中国知识界和作家的影响当真不可小觑。如今具体的道德观和意义投射倒是变了，但那种思维方式真是非一时能解啊。小说的意义正在于其无意义，至少没有可以明确总结出来却不损大意的意义。《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说到苏联小说和乔治·奥威尔的例子，在小说沦为某种政治寓言的时候，小说就死了，不管那种政治寓言是前者那样的乌托邦迷梦还是后者那样的反乌托邦寓言。张大春在《小说稗类》中举的是索尔·贝娄《雨王亨德森》的例子，那是一本作者把“意义”明确编织到文本中的书，你完全可以从某个场景出发发现清晰的涵义，结果，“小说在这里又死了一次。”
由此看，我们很多人喜欢的其实根本就不是小说和艺术，而是意义、口号、社会公正、平民关怀什么的，拿那些东西来套小说，是对小说和追求的那些价值观的双重损害。《1984》成为那么多人热爱的书，真是太符合我们的脾性了，这书多么好地批判了我们曾经的生活啊！而在昆德拉看来，那甚至都算不上一本小说，因为，“奥威尔跟我们说的东西，完全可以在一篇随笔或者一篇论战文章中说出（甚至说得更好）。”那还要小说干嘛？！但我们就是喜欢那样的东西，这种倾向一走偏，就成了另一个方向上的文艺红小兵。跟过去的区别是，过去红的为好，现在红的为坏。谁管你艺术价值和生活背后的复杂什么的，大家需要的还是口号和明确的政治观点。管你在舞台上演的是什么，只要一喊“打到XXX”或者“宪政万岁”之类，观众就鼓掌。这就是大众的低劣品味，一帮乌合之众和猪头跟过去没有两样，只不过换了个方向，拥护过去打倒的打倒过去拥护的就好。所以斯金纳早说过，西方哪有什么民主，就是让一帮猪头受操纵到条件反射的地步。
当然，就整个广义的小说文化说，事情肯定还要复杂。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中说到昆德拉的小说伦理观，他说昆德拉还没有揭示出小说在现代受欢迎的原因。这不仅因为小说的个体关怀和悖论式的模糊道德观，更因为小说陪伴和安慰而不是动员和理析的文艺属性。这自然也没错，但如果光是后者也不行，光就后者论及文艺特性，那么小说和艺术可以承载一切价值观。事实上广义说的话，自然也有宗教小说和政治小说之类，尽管昆德拉会把那些看成是小说消亡标志的反小说。昆德拉的意思是，那些使小说成其为小说，使艺术成其为艺术的特性，在倾向上肯定是更接近某种道德伦理观的，把这个东西挖掘出来，就不光对小说有用，也对我们的生活有用。这个东西，就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道德态度，谢绝一切道德归罪。哪怕是暴君和刽子手，把其生活剖开，都能呈现各种合理性和无可奈何，引发的，就绝不只是仇恨了。这就是小说对待暴君的态度，跟对待任何人的态度一样，都是一个人。土耳其小说家Elif Shafak把这概括为小说的政治：“政治让我们分开，小说让我们联结；政治大而化之，小说关注细节。”
昆德拉想把这种东西当成他的信仰，他不想信赖未来，因为“跟未来调情是最糟糕的保守主义”。“可是，”他在《受到诋毁的塞万提斯的遗产》一文的最后写到，“假如未来在我眼中不再代表一种价值，那么我还应当信赖谁：上帝？祖国？人民？个人？我的回答既可笑又真诚：我什么也不信赖，只信赖塞万提斯那份受到诋毁的遗产。”是不是同意他的信仰观是另一回事（在《沉重的肉身》中，刘小枫就不同意），但那确实是唯一正确的小说观。如果你需要有别的信仰和追求，那么你可以去亲近宗教、研习政治哲学、参与社会变革、倡导道德准则，反正你不能指望通过小说解决环境污染、疫病横行、社会不公、道德滑坡等等问题。而如果你被小说和艺术吸引，那要留神哪，柏拉图早就要把暴君和诗人同时驱逐出理想国——在你亲近诗人的同时，难免会亲近暴君。这也揭示了某种伟大而超越的文学精神，哈罗德·布鲁姆曾经用一句无可辩驳的话对此作了总结。荒诞到不输卡夫卡小说的是，这句话居然出现在了今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题目中：
“深入研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的死亡相遇。”
在笛卡尔之后的欧洲，人被理性所累，结果却成了各种异化力量的掌中物，存在和生活的本真在台面上退下，常被遗忘。但那只是一面，另一面，在台面底下，则是上帝退场之后伟大的欧洲小说传统。小说里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成千上万个破碎的相对真理。小说的意义，就在小说本身，在小说所描述的具体而模棱两可的人物、处境和感受，而跟可以总结出来的堂皇说辞背道而驰。小说所指引的，只会是一条永不消散的生存雾霭中的小路，不会是明晰的康庄大道。简单说，你看了一本小说，别人问你这本小说讲了什么，你如果在复述情节和人物之外还能说出别的话，那么你根本没有体会“小说的艺术”，或者你看的根本就不是小说。诚然，米兰·昆德拉是在当代欧洲的语境中定义小说，但就其不作泛化的根本性说，他所说的，就是小说的绝对真理。
我本来以为至少对于愿意读小说的文青来说，这是个即使不太明了也不会太成问题的问题。但在看昆德拉的文之后，我读了一本小说，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然后顺手点开豆瓣评论和回复看了看，结果震惊了：不止一个人在说，这小说替底层百姓发了声，能为百姓说话的作家才是好作家，等等。我的天，你们还在抓着小说的平民关怀不放，你们需要的，根本就是工农兵文艺好吗！在我看来，《我不是潘金莲》这书，算得上是一本小说的，不是因为它“替底层人民发了声”，而是它写出了表象背后的某些东西。要说它是为“底层百姓”发了声，那我说这小说也为“上层官员”发了声，你看看这里面的官员，其实没一个“坏人”不是？
我们多数人真是被绑在“意义”这根大柱子上脱不了身了？从上层话语一直不断强调的阶级和道德归罪到语文教育中的各种中心思想总结，有什么意义啊，中心思想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啊，中心思想是什么！我们看旧版本的翻译小说，前面都会有一篇政治正确的可笑序言，就是在那样“正确解读意义”的掩盖下，小说文本本身的复杂性得以合法地上架。这一事件对中国知识界和作家的影响当真不可小觑。如今具体的道德观和意义投射倒是变了，但那种思维方式真是非一时能解啊。小说的意义正在于其无意义，至少没有可以明确总结出来却不损大意的意义。《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说到苏联小说和乔治·奥威尔的例子，在小说沦为某种政治寓言的时候，小说就死了，不管那种政治寓言是前者那样的乌托邦迷梦还是后者那样的反乌托邦寓言。张大春在《小说稗类》中举的是索尔·贝娄《雨王亨德森》的例子，那是一本作者把“意义”明确编织到文本中的书，你完全可以从某个场景出发发现清晰的涵义，结果，“小说在这里又死了一次。”
由此看，我们很多人喜欢的其实根本就不是小说和艺术，而是意义、口号、社会公正、平民关怀什么的，拿那些东西来套小说，是对小说和追求的那些价值观的双重损害。《1984》成为那么多人热爱的书，真是太符合我们的脾性了，这书多么好地批判了我们曾经的生活啊！而在昆德拉看来，那甚至都算不上一本小说，因为，“奥威尔跟我们说的东西，完全可以在一篇随笔或者一篇论战文章中说出（甚至说得更好）。”那还要小说干嘛？！但我们就是喜欢那样的东西，这种倾向一走偏，就成了另一个方向上的文艺红小兵。跟过去的区别是，过去红的为好，现在红的为坏。谁管你艺术价值和生活背后的复杂什么的，大家需要的还是口号和明确的政治观点。管你在舞台上演的是什么，只要一喊“打到XXX”或者“宪政万岁”之类，观众就鼓掌。这就是大众的低劣品味，一帮乌合之众和猪头跟过去没有两样，只不过换了个方向，拥护过去打倒的打倒过去拥护的就好。所以斯金纳早说过，西方哪有什么民主，就是让一帮猪头受操纵到条件反射的地步。
当然，就整个广义的小说文化说，事情肯定还要复杂。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中说到昆德拉的小说伦理观，他说昆德拉还没有揭示出小说在现代受欢迎的原因。这不仅因为小说的个体关怀和悖论式的模糊道德观，更因为小说陪伴和安慰而不是动员和理析的文艺属性。这自然也没错，但如果光是后者也不行，光就后者论及文艺特性，那么小说和艺术可以承载一切价值观。事实上广义说的话，自然也有宗教小说和政治小说之类，尽管昆德拉会把那些看成是小说消亡标志的反小说。昆德拉的意思是，那些使小说成其为小说，使艺术成其为艺术的特性，在倾向上肯定是更接近某种道德伦理观的，把这个东西挖掘出来，就不光对小说有用，也对我们的生活有用。这个东西，就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道德态度，谢绝一切道德归罪。哪怕是暴君和刽子手，把其生活剖开，都能呈现各种合理性和无可奈何，引发的，就绝不只是仇恨了。这就是小说对待暴君的态度，跟对待任何人的态度一样，都是一个人。土耳其小说家Elif Shafak把这概括为小说的政治：“政治让我们分开，小说让我们联结；政治大而化之，小说关注细节。”
昆德拉想把这种东西当成他的信仰，他不想信赖未来，因为“跟未来调情是最糟糕的保守主义”。“可是，”他在《受到诋毁的塞万提斯的遗产》一文的最后写到，“假如未来在我眼中不再代表一种价值，那么我还应当信赖谁：上帝？祖国？人民？个人？我的回答既可笑又真诚：我什么也不信赖，只信赖塞万提斯那份受到诋毁的遗产。”是不是同意他的信仰观是另一回事（在《沉重的肉身》中，刘小枫就不同意），但那确实是唯一正确的小说观。如果你需要有别的信仰和追求，那么你可以去亲近宗教、研习政治哲学、参与社会变革、倡导道德准则，反正你不能指望通过小说解决环境污染、疫病横行、社会不公、道德滑坡等等问题。而如果你被小说和艺术吸引，那要留神哪，柏拉图早就要把暴君和诗人同时驱逐出理想国——在你亲近诗人的同时，难免会亲近暴君。这也揭示了某种伟大而超越的文学精神，哈罗德·布鲁姆曾经用一句无可辩驳的话对此作了总结。荒诞到不输卡夫卡小说的是，这句话居然出现在了今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题目中：
“深入研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的死亡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