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老同学做了上海文广的高管，我在帮他们作一些影视策划。我们这拨人，天生浪子性格，出身寒贱却心比天高，不愿吃苦，不想受气，不能忍受任何体制和约束，现实生活中也不那么刻意，没什么非做不可，或者说，做事亦讲究”乘兴而往，兴尽而归，何必见戴”。像我就先后做过广告、杂志、报纸、图书、音乐，此刻又是影视，真的是只重过程，不强求结果。这要在别朝别代，生存都难，而这三十年却给了我们任性的空间，可以上天入地折腾。
2006年5月，野哥说起他有一个很好的题材，五十年代老家的一起匪事，与他父亲有关。电视剧关乎大众趣味，这题材正是国人的偏爱，我遂请他写个故事。两周后，野哥拿出了30集电视剧《父亲的战争》梗概，7月我又约他去香格里拉改分集大纲。在雪山草地间晃荡时，野哥才告诉我后院起火，即将净身出户，书商的事业也兴味阑珊。他想要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全力写作，对一生有个交代，正要寻个新的去处，却又四顾茫然。我劝他退到大理，说那是中国我最喜欢的地方，天地高远，湖山灵秀，古城与新城遥遥分开，祥和古朴又不乏现代情趣。正好大理的朋友有一处小屋要转让，他们一谈就拢。
去处有了，生活还得有保障，仿佛天意眷顾，《父亲的战争》这个项目，进展特别顺利，9月就和上海文广签了编剧合同，拿了预付款。野哥决定10月1日断然离京，奔赴新生活，我闲着无事，便陪他上路，江湖中戏称”二野南下”。
这一路在我，纯是游山玩水，野哥出京时，心绪不免几分沉重。往者已逝，半生就这样扔在车后了，来者依稀，前路尚不知有几多莫测。人生至此，心有牵挂却两手空空，我们都多有这种境候，这是自由的代价，也合浪子的命运。

2008年春天，野哥应邀去四川罗江，《三国演义》里著名的落凤坡，就在该县境内。清乾隆年间，那儿出了一个大才子李调元，以诗文和戏曲理论知名，还是川菜的开山祖师。这些年各地打文化牌，挖文化资源，罗江那边希望野哥来写写李调元。此次待遇极高，住在一个水库边的度假村里，有专车可用，方便四处调研采风。
5月12日午后，我和朋友在丽江做中医按摩，朋友接了一个电话，大声说成都地震了。我立即联络几个成都的亲友，已全不通，又拨野哥电话，居然有声。电话那头，他急促地说，地震了，倒了很多房子，他正在出去察看情况。然后又断了，再打不通。是为”512“汶川大地震。
再见野哥，是五月下旬，他带着一大堆抗震救灾的图文资料，在北京作了一次公开演讲，为罗江募捐。圈内诸多好友，包括不少工商大佬，积极响应，野哥那次募集到了两三百万，业绩斐然。抗震救灾，原是公民本分，罗江待他以礼，危难时他亦倾情回报，尽显古君子之风。罗江用这笔捐款，成立了一个精神重建基金。”精神重建”这个说法，也是当地的老大和他率先提的，他观察下来，灾后的心理和精神抚慰，一直是政府工作的盲点。我现在的电脑里，还存有一份他撰写的《罗江县灾后”精神重建”系统工程预案》。此后，他在罗江有了客卿的地位，以布衣之身，常常出席县府的各种最高级会议。
灾后重建，牵涉方方面面，各种细节之处十分微妙，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大的后果。野哥大量走访民间，深入一线，他既非官吏又有话权，下面的基层干部，都愿意对他说真话实话。
六月上旬，我欲去灾区现场一睹究竟，先到野哥那儿。沿途是倒塌破损的房子，水库大坝也有裂缝，他住的别墅尚完好，门前种满了香水百合，花正开得鲜艳，香气四溢。其时野哥正在罗江搞精神重建，我看到从县长以下，无不对他充满尊敬，俨然”国士”。可能受晏阳初当年搞乡村改造启发，他在那儿搞乡村戏剧，让罗江人自编自导自演自拍，每集成本就2000块钱，他负责作各种培训，实际上承担了很多的职能。剧本全部取材于灾后重建中的各种真实摩擦和矛盾，有时甚至让当事人来主演，先后拍了十多集。这项工作对凝聚民心，引人向善，或者说”精神重建”，起了很大的作用，其意义以后还值得深讨。乡村独幕剧在杭州得了一个国际传媒大奖，我看过他给我刻录的光盘，拍得原汁原味，特有生活气息。
也是在那次，野哥告诉我，他对写作电视剧已毫无兴致。他想写一部类似于田野调查的书，像费孝通《江村经济》那样的乡村报告，通过考察和剖析中国基层政权运转的方式与内幕，以及地方处理突发事件的理念与模式，检讨各种经验教训，进而思考国家统治的秘密。我大为叫好，认为以他的见识关怀，和在罗江的特殊视野，会出来一本独特的杰作。回京不久，就收到他发来的长文《治小县若统大国——地震危机中基层政权运作的观察与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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