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我爸是个盗窃犯
我在刚当吧主时透露过,我少年得志,一生顺利,没受过太多苦。上面哥哥姐姐多,家里事我也不用操过心,只要管好自己的学习就行了。我13岁入团(没到法定入团年龄)、16岁上大学、23岁入党、26岁成为国家攻关项目负责人、28岁被破格提为高级职称、29岁成为副处。但是我在入党时却遇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大学最后一年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一直认为我入党是十拿九稳的,我是副班长、连续三年的三好学生和优秀团员、学习尖子,我心想这样的学生不能入党谁还能入?但是一天辅导员把我叫到办公室里,告诉我外调的结果。我爸爸因为盗窃国家财产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所以党总支决定对我的入党申请暂不考虑。我当时吓傻了,憋了好久突然放声大哭。我爸爸在我眼里的高大形象轰然倒塌,我感觉到了世界末日。看我伤心如此,我辅导员也陪我流泪,一边流泪还一边用热毛巾给我擦脸。最后辅导员说去她家吃饭吧。她爱人是物理系的一个副教授,对我说,你别因此恨你爸爸,这里面定有隐情。这样的措辞很奇怪,这个盗窃国家财产别说在那个人鬼颠倒的日子里,就是现在也得被判个三五年,但是你爸爸甚至没有被开除党籍,只受到了警告处分,岂不是灼灼怪事?可以想见当事人并没有把你爸爸判刑的任何意思,而只是想罢他的官、夺他的权而已。
我给爸爸写了封信告知此事,我爸爸来信说“我对不起你。”我哭了,我爸爸在孩子面前是那么自尊、是那么高高在上,我甚至没见过他的笑脸,他竟然第一次给我道歉,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折麽呀。我同时给哥哥写了封信,那时哥哥在上成人大学。我哥哥千里迢迢赶到我的学校,给我讲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我妈妈带孩子们回到老家时,家徒四壁,我10岁左右的哥哥和大姐得到水井里去打水,然后挑回家。我们家没有水桶,需要到我叔家去借一对硕大的木桶。一些山东、河北一带农村的老人可能见过那种木桶,死沉死沉的,别说十岁的孩子,就是大人挑水也是个很累的活。我哥姐只能挑半桶。挑水这活真的是一桶不满、半桶逛荡。俩孩子就这么每天轮流挑着半桶水像跳舞一样地呼哧呼哧回到家,就只剩下一桶底了。
山东农村的机关里每年冬天都会请人用洋铁皮打烟筒,这烟筒是取暖的炉子上用的,没有它会中煤气。因为煤烟含硫,腐蚀严重,所以每年都得打新烟筒。那时候我爸爸是供销社经理,就利用职务之便让师傅用打烟筒剩下的下脚料给家里打了一对小一号的水桶。就这么一件事几年后被军管会领导给挖出来了,我爸就成了盗窃犯,被反复批斗,把腰都给打折了,并且被赶到了村里。后来我爸爸在原领导的过问下才又被恢复了工作。
我入党这事对我的一生影响不大,因为毕竟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环境改变了。等我考上研究生后,我成了学生辅导员,并且被评为优秀辅导员,我的事迹还被做成小册子作为全国辅导员会议的材料。作为补偿,我们学院党委副书记亲自做我的入党介绍人。
但是这件事却影响了我哥哥的人生,他毕业后放弃了在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了我爸爸工作的县供销总社,很快成了办公室主任,后又成了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政法委书记、文化局长等。我猜想他可能利用他的权限把压了我爸爸一辈子的屈辱的档案给销毁了。我没问过。现在想来何必销毁呢?留着它,那是多么一个好的教材啊?这份屈辱里有着沉甸甸的父爱,也有着对那个没有人道的时代的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