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误入歧途的明清江南经济史探讨》和《误入歧途的资本主义萌芽探讨》是许平中先生向本论坛的殶稿，我们对此表示欢迎。许先生在文章对中外学术界一些先生所持观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认为这是正常的。学术问题需要讨论和争鸣。学术上不同观点的是非曲直要由读者根据事实作出自己的判断，我们不予评论。但坦率地说，对文章中反映出来的某种态度，我们并不赞同。我们认为，学术讨论应该和可以用更加谦和的态度进行。不必用鄙夷的口气作出什么"无知"、"浅薄"、"不够**流"、"扔进垃圾堆"之类的断语。既然你对某书不屑一看，又何苦费那么大劲进行评论呢？既然你连人家的书都没有看过，只是根据第二手评论文章介绍的情况立论，又怎么能够保证你的论断是准确和靠得住的呢？不知许先生以为然否？
摘要：一些学者把明清江南经济与英国经济进行比较，力图找到近代中国大大落后于西欧的原因。但学者们对明清江南经济究竟"是什么"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黄宗智认为江南经济在人口压力下出现了"内卷化"；李伯重认为江南经济存在斯密型增长但未出现库兹涅茨型成长；彭慕兰则干脆认为到1800年江南经济并不比英国经济差，英国之所以产生工业革命只是由于英国煤矿离工业区较近并且向新大陆移民缓解了人口压力。美国经济学家诺思阐明：社会结构和经济、政治制度，都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基础上理性选择的结果。西欧气候复杂，产品差异大，各地又有水路通航，适合发展商品市场，市场的发展又带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兴起。本文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欧，在于二者大不相同的地理条件。中国文明本部东西方向气候相同导致产品基本相同无交换必要，南北方向无通航河流导致有差异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中国农民将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进行交换，比调整产品结构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还要花费更高代价，基本产品的交易市场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缺乏市场盈利的刺激，农民也只能够自给自足，导致社会长期停滞于传统状态。明清江南虽然出现了分工协作的手工业生产，但由于市场盈利潜力不大，不能刺激技术创新，所以不可能自发发展出资本主义社会。学者们大都没有搞清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原理，所以其关于明清江南经济史的争论都是不得要领的。
关键词：内卷化 斯密型增长 地理条件 商品市场 历史反差 不得要领

前些时，我从王家范先生的批评文章 " 《〈大分流〉与中国历史重估》"中了解到，美国学者彭慕兰认为，直到1800年，英国的英格兰与中国的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差别不大，只是由于英格兰具有适合开采利用的煤矿以及北美殖民地缓解了人口压力，才使得的英国产生了工业革命，此后东西方才分道扬镳了。
说实话，光从彭慕兰的这一结论我已断言，《大分流》一书并不具有研究价值，如果为了消遣去阅读它，那对我的意志力也将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最近，一位热心的读者给我来信说，他看了关于《大分流》一书的评论，感到彭慕兰关于英国崛起原因的论述，恰好能够证明我"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的历史理论（许平中：《中西历史反差探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8 月出版）。我对这位读者把《大分流》与我的历史思想联系起来颇感吃惊。但仔细想来，彭慕兰所说的英国工业革命的两个关键原因，正好"对应"于我所阐述的"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所以读者对我的历史理论产生误解，一点也不奇怪。但是这也使我认识到，有必要再向读者强调，在我看来，历史运行的终极"原因"（"条件"）是确定的，都是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所以历史研究的关键任务，不是找到"哪些因素"促进或延缓了社会的发展进步，而是阐明这些因素"如何"决定或影响了经济人的选择，从而使他们创造了各自大不相同的社会和历史。
为了说明我与彭慕兰历史研究的方法不同，我不得不浏览了网站上关于《大分流》的介绍和评论，也大致了解了中国学者研究经济史的方法。本文不就学者们提供的具体经济史资料进行评述，只就研究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经济史爱好者。

其实只要把世界其它地区也纳入我们的视野，就很容易发现，比中国更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埃及、印度、巴比伦所在的地域，也都没有（自发）发展出近代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上也都是停滞的。只是由于它们距近代文明发源地的西欧较近，受近代文明"冲击"比中国早，有的国家或地区甚至直接被西方文明所统治，这才使它们似乎显得比中国"进步"。从宏观角度看，传统中国社会不管是缓慢、停滞还是落伍，在世界上并不是什么特殊现象。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并向全世界扩张这一伟大的社会运动，世界其它地区还会普遍停滞于自己的中世纪，中国也还会继续自己的王朝更替和历史循环。认为任何"社会"或"文明"都具有无限发展的潜力，是没有根据的。
中国学者尤其不愿意相信传统中国社会不具有自发发展到资本主义的潜力，所以总想在中国历史中发现能够自发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因素"，于是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被制造出来。对于这些"资本主义萌芽"何以没能发展起来，他们则归咎于西方的扩张打乱或"阻碍"了中国的正常发展。
但是也有不少学者看到远在资本主义扩张到中国之前，中国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所以近代中国的落后，就不应当归咎于资本主义的扩张打断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于是一些人力图在中西历史的比较中，找到西欧发展的有利"因素"和中国发展的不利"因素"，用不同因素的作用来解释中西历史的反差。在这些对比研究中，最有价值的也许就是对明清江南经济与同时期的英国经济所做的比较。
先是华裔美国学者黄宗智先生提出了解释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内卷化"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江南的农户家庭虽然通过增加劳动力的投入获得了较高总收入，但由于人口压力导致的劳动报酬递减，人均日产量却是下降的。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导致社会虽然有"增长"但是却没有发展，也就是出现"无发展的增长"。他把江南经济运行的这一方式称为"内卷化"或"过密化"。
清华大学的李伯重教授在其《"过密型增长理论"不适于明清江南农村经济史研究》[2]一文中，对"内卷化"理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近代经济成长的方式有"斯密型成长"和"库兹涅茨型成长"两种，前者是指由分工协作和专业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后者是指技术进步带动的经济发展。两种成长方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明清江南农村经济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的经济成长，那里的经济增长是由分工合作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就是斯密型的经济成长。仅仅因为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成长就否定江南的经济发展是讲不通的。
美国学者彭慕兰却认为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并不比英国经济落后。他在2000年出版的《大分流》一书中，通过对英格兰和中国江南社会经济几种重要因素的比较后认为，1800年前的欧洲经济并非早已具备内在的"决定性优势"，此后当欧洲借助于煤炭以及与新大陆的贸易缓解了土地和能源压力后，它才走上了与中国"分流"的道路。彭慕兰得出的结论是，"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完全是几种偶然因素的作用"。
下面介绍几位学者关于明清江南经济史的争论。

二、 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和李伯重的批评
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368-1988年》一书中，提出了解释明清江南经济状况的"内卷化"理论，用以说明中国社会何以没有自发发展起来。他认为，明清时期，江南人口压力导致资源紧张，人们只能依靠不断增加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的投入来提高产量，生产要素过分投入的结果是劳动密集化、劳动边际报酬递减、劳动生产率下降。这样，就全年家庭劳动而言，尽管可能有更多的"就业"和收入，但就平日每天的劳动报酬来说却是减少了，出现"没有发展的增长"，黄宗智用"内卷化"或"过密化"来表示这种增长。
黄宗智认为，真正的"发展"意味着通过增加单位劳动的资本投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如18世纪英国农业以及现代机械化农业所展示的情形。但是，明清时期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则是出现了"内卷化"，成为"没有发展的增长"的典型代表。那时家庭农场实际上对能够节约劳动的"资本化"与农业规模效益有一种现实的抵制，类似的家庭农场手工业生产也对"原始工业"和现代工业中节约劳动的资本化进行抵制，这就不可能出现英国式的经济增长。由于"内卷化增长"时劳动生产率实际上是下降的，当然就不可能发展出近代、现代社会。
曾撰写了《过密型增长理论--江南经济史研究的一把钥匙》一文，对黄的"内卷化　"理论评价较高。然而几年后，他经过研究和思考，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又撰写了《"　过密型增长理论"不适于明清江南农村经济史研究》[2]一文，
黄宗智的理论提出后不久，中国学者李伯重先生就撰写了《过密型增长理论--江南经济史研究的一把钥匙》一文，对"内卷化"理论评价颇高。然而几年后，李伯重却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他在《"过密型增长理论"不适于明清江南农村经济史研究》[2]一文中，对"内卷化"理论提出了批评。李伯重认为，"内卷化"理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缺陷：

其一，"内卷化"理论的理论基础其实依然是"近代经济成长道路是单一"的看法，而近代经济成长的方式至少有斯密型成长(the Smithian Growth)和库兹涅茨型成长(the Kuznetzian Growth)两种形式。前者是指由分工协作和专业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后者是指技术进步带动的经济发展。他认为两种成长方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虽然明清江南农村经济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的经济成长，但完全有可能出现斯密型的经济成长。仅仅因为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成长就否定江南的经济发展是讲不通的。
其二，提出"内卷化"理论所依据的事实非常薄弱，有的甚至有错误。李伯重原先曾经认为"江南水稻生产中劳动投入明显增加，亩产量却没有提高"，黄宗智在论证中就利用了李伯重的这些看法。已经被证明为错误的看法，但李伯重后来自己发现，"江南无论在农业方面还是在手工业方面都有了实质性的进步"，所以黄宗智提出"内卷化"理论的事实依据并不可靠。
其三，"内卷化"理论赖以建立的另一重要基础是人口压力增大。但是葛剑雄、李中清、王国斌、威廉?拉夫里(William Lavely)等人的研究证明，1700-1850年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与西北欧及英国相差不大[5](P85-86)。何炳棣进行的人口研究证明：在1850-1959年的一百多年中，人口大省江苏的人口仅仅增加了7.5%，而且这还没有包括此时期上海作为一个重要城市而形成这样一个重要因素在内；同一时期，浙江人口下降了23.8%，安徽下降了19.3%，江西则下降了31.4%[6](P289-290)。如此看来，明清江南是不是真正存在所谓的人口压力还是一个远远不能定论的问题。
但是，正当人们为解答近代中国何以落伍的问题颇费周折之时，美国学者彭慕兰却在他的英文著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以下简称《大分流》)中提出，18世纪的中国江南不但不落后于英国，甚至比英国倒更有点发展优势。让我们来看看彭慕兰的观点。

三、彭慕兰的《大分流》中关于中西比较的观点
在《大分流》一书及其后发表的文章中，彭慕兰对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提出了批评。他的批评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点：
1、彭慕兰认为，"内卷化"是大多数社会共有的现象，不能用来说明中国江南落后于英国。彭慕兰提出，人口压力导致工资下降的情况是普遍的。18世纪英格兰人均收入的增长相当小，18世纪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时候，实际工资（大概）都是下降的。中国农村居民在一个没有发生急剧技术变革的世界中，也像全世界他们的同时代人一样，经历了劳动力边际报酬下降的事实。如果说中国江南出现了一种内卷行为，那么英国工业大部分行业中的工人也陷入了一种同样程度的内卷化。所以用"内卷化理论"来没有说服力。
2、彭慕兰认为，"内卷化"理论存在无法克服的矛盾。彭慕兰以黄宗智关于英国圈地运动的看法为例予以说明。黄宗智认为，在向现代经济的变革中，只有在通过人们无产化被强制性剥夺了任何其他选择时才会发生，所以英格兰的圈地运动对英国的近代化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于中国不存在"圈地运动"，不具备自由劳动力这一条件，所以也不可能发展起来。彭慕兰指出，黄宗智一方面把中国江南的人口过剩作为"经济内卷化"的根源，另一方面又把圈地运动造成的剩余人口看作是英国向现代经济变革的动力。事实上，18世纪英格兰中部地区由圈地运动从农业中"释放"出的劳动者，往往加剧了当地的失业而不是构成新生的工业大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内卷化"理论，这应当是造成英格兰"劳动力剩余"或"内卷"的经典案例。对人口过剩这一现象所起作用的不同解释，暴露了内卷化理论的内在矛盾。彭慕兰谈到，黄宗智对英国圈地运动作用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很多学者的研究都不相信英国的圈地运动对经济发展起了那么大的促进作用。大多数学者认为，"公开的市场机会和只有通过市场才能获得的新消费品的实用性，在刺激效率增长方面可能更为重要"。

在批评了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之后，《大分流》一书对近代以来中西社会发展进程的反差，做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一解释可以归纳为：18世纪以前，东西方处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距离越来越大。造成这种背离的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使土地的制约解除，二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蒸气为动力的大规模使用成为可能。相比较而言，中国不仅没有类似发现新大陆这个"意外之财"，而且中国煤矿也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离核心区江南太远，运输成本昂贵)。彭慕兰把这个东西方分道扬镳的过程称之为"大分流"。这样，按照他的看法，英国之所以能够产生工业革命并且领先于世界，只是一两个偶然因素起作用的结果。
为了对以上学者的观点给予评析，我们有必要先向读者介绍几个基本原理，这就是"技术创新的成本收益原理"、"市场发展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原理"以及"市场兴起的地理基础原理"。这些原理是笔者根据前辈思想家的理论总结归纳出来的，但对于一般经济史学者来说却是全新的。它们本可以独立论述成文章，读者也可以在笔者的其他文章中找到相关论述，只是因为它们对理解本文论题的重要性，才占用网站的宝贵版面资源，直接纳入本文以供读者批评的。

3、市场兴起的地理基础
按照唯物史观，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原因，而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则是技术的进步和创新。由于无法解释技术创新出现的原因，于是历史科学走进了死胡同。不过也应当承认，许多学者也看到了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由于把市场看作是"生产关系"（其中的交换关系）方面的内容，于是市场发展只能由生产力发展给予解释。但在诺思看来，市场发展是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更为基础的层次。市场发展既引起人们"关系"方面的变化，也引起了生产力的提高。所以只要阐明市场发展的原理，也就解决了困扰历史学家上百年的大问题。
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市场兴起的基础条件是优越的地理条件，促使市场兴起的原动力（外生变量）则是人口的自然增长。
直到中世纪前期，西欧大部分地区还是人口稀少的广袤的荒野。但是人口具有自然增长的趋势。中心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导致劳动报酬递减，迫使人口溢出到尚未开垦的边远地区，这就是开发西北欧的所谓"边疆运动"。在新开垦的地区之间以及新老地区之间，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存在差异，导致粮食、牲畜等自然产品的差异，这就引起对交换的需求，于是首先产生了小范围的商品交易市场。广泛的水路运输使得运费低廉，粮食、木材、羊毛、咸鱼、酒类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也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于是广阔的地域都参加到市场交易中来。基本产品的交易使得各地都能够生产自己的优势产品，这就使得普通农民也能够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从而提高了劳动收益。边远地区农民收益的提高使得他们有力量消费更多的制造品或奢侈品，从而刺激了工业的专业化和劳动过程中精细的分工，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不过，作为"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诺思强调市场发展促使西欧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组织和制度，从而加速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我们需要注重探讨的问题则是，人口的自然增长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普遍存在，何以只有在西欧才导致市场的兴起呢？
历史上对人类进步具有重大促进作用的商品贸易不是许多世纪以前就已经存在的跨大洲、越大洋的丝绸、香料、瓷器、象牙、金银、珠宝等奢侈品的转手交易（在古代运输条件下，只有奢侈品才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而是南欧、西欧和北欧以低地国家尼德兰为中心的粮食、木材、羊毛、鱼类、酒类等农、林、牧、渔基本产品的贸易。因为只有基本产品的贸易才能够使劳动价值最低的农民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从而有能力购买工业制造品，从而刺激了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

从市场发展的原理看，基本产品的交易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发展起来。一方面，"基本"产品产地广泛，各地生产成本差别不大，所以没有交换的必要；另一方面，基本产品大都是低值笨重货物，所以很难承受远距离高额的运输费用。从这两方面看，基本产品的交易只能够在那些很特殊的地方发展起来，这些地方要具有小范围内产品差异大、大范围内运输费用低的特点。产品差异大使得各地的比较利益明显，运输费用低使得比较利益能够实现。西欧就正好具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例如尼德兰（现今的荷兰、比利时）面积只有七万平方公里，但降水多的地方每年达1300毫米，降水少的地方却只有600毫米，这就导致自然产品差异很大，各地具有明显的比较利益，由于河流密布，并且大都是四季通航，各地比较利益能够实现，所以这里最早产生了大规模的基本物品的交易市场。
四大文明古国都坐落在大江大河流域，这些地方地理条件单一，在人们力所能及的空间范围内，基本产品大致都是相同的，根本不可能刺激商品交换的发展，所以它们的生产技术、社会结构就都一直维持在传统状态。在不利于商品市场发展上，中国的条件比其他文明古国更为典型，因为中国的地理条件与西欧几乎正好相反：在文明本部黄河流域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内，明显具有产品差异小，且缺乏通航河流的特点。
黄河流域的气温线和降水线都是东西方向，东西方向气候基本相同，这就使得东西方向农作物的品种大致相同，例如夏收作物主要是小麦，而秋粮则主要是菽和粟（近代则是玉米）。如果我们从该地域最西端陕甘交界处一直走到最东端的山东半岛，所到之处，物产几乎都是相同的。在这一近百万平方公里范围内，东西方向上基本产品没有多大差异，各地之间不存在比较利益，不能刺激商品市场的发展。另外，虽说在黄河流域的南北之间，气温和降水的差异使得自然产品存在差异，例如北部旱地产麦粟，南部水田种水稻，但是南北方向没有通航河道，产品交换只能依赖陆路运输。在古代肩挑背扛牲口驮的条件下，陆路运费至少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基本产品根本不能承受这样高额的运输费用。所以根本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基本物品的交易市场。东西方向上产品的无差异和缺乏南北走向的河流，是两千多年来制约商品经济不能够发展的根本原因。
在了解了地理条件、市场兴起、劳动分工、技术突破、经济增长的内在原理之后，让我们对学者们关于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的争论给予简要分析。

黄宗智认为，明清江南经济总量虽然可能有所增长，但人均日产量却是降低的，所以"劳动生产率"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应当承认，黄先生对江南情况的这一判断是符合实际的。从经济学原理说，这一现象正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用的结果。当然，如果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用的同时，又有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率提高予以抵消，那么就不会出现收益递减甚或出现收益提高。由于事实上那里并没有出现技术进步，无法抵消由劳动力增加引起的报酬递减，于是就出现"内卷化"现象。很明显，"内卷化"不是明清江南经济停滞的原因，而是经济停滞的表现或是结果。
李伯重对黄宗智的批评，尤其是他对斯密型成长和库兹涅茨型成长的区分，暴露出他对经济运行的原理的模糊认识。斯密型成长是指由分工协作和专业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库兹涅茨型成长是指技术进步带动的经济发展。李伯重认为，这两种经济成长方式"没有必然的联系"。应当说，在历史上，不少地区产生过劳动分工，但却没有产生出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但从西欧经济兴起的过程看，如前所述，只有在分工（协作）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会刺激人们从事技术创新，从而出现一系列的技术突破，此后技术突破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增长。换句话说，历史事实是，只有在斯密型成长的基础上，才可能出现库兹涅茨型经济成长（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后的技术引进当然例外）。至于为什么有的地区出现了劳动分工却没有出现技术进步（例如古代雅典），从经济人行为原理分析，则只能是由于那里市场盈利的潜力已经耗尽，用机器代替人工提高生产效率的刺激已经不大，结果很少有人或者没有人再去致力于提高生产技术的研究……从经济学原理看，斯密型成长和库兹涅茨型成长并不像李先生所说的那样"没有必然的联系"。黄宗智认为从劳动生产率看明清江南经济没有增长，而李伯重却认为存在斯密型成长，我们不对这一争论作出评判。但在笔者看来，如果明清江南真像李伯重认为的那样已经出现斯密型成长，但却没能演化出技术进步，那也只是因为市场发展状况的限制，使得从事技术创新的风险大而预期收益渺茫。因为只要有足够的利益刺激，总会有人致力于发明创造活动并取得成果的。

过去，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把技术创新看作是在生产过程中偶然出现的，所以经济理论都把技术创新作为引起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新制度经济学家"发现并阐明，技术创新是"内生"于西欧经济运行的过程之中的，从而为历史研究开辟了全新的道路。而在西欧经济技术兴起并逐渐向世界各地传播以后，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技术接受地）来说，技术当然就不再是"内生"的而是"外生"的。但是大量事实已经表明，外生技术在当地究竟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归根到底还是要看当地的市场状况。西欧的纺织技术传到中国以后，中国也建立了许多纺织工厂，但是"洋布"一直没有将中国农民的手工纺织挤垮，直到1980年代以"的确良"为标志的新型化纤产品普及后，机器纺织才完全取代农村的手工纺线织布。
也对江南经济没有增长的论断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虽然明清江南农村经济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经济成长，但完全有可能并且确实出现了斯密型的经济成长。他批评黄宗智说，仅仅因为江南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成长就否定其（可能存在的斯密型）经济发展，是讲不通的。
愚以为，李伯重和黄宗智关于明清江南经济有没有增长的争论，并不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江南地域达几十万平方公里，明清时期的时间跨度有四五百年。由于缺乏这几百年中的完整资料，所以我们只能用局部的甚至个别的材料来得出结论。而用局部或个别材料得出一般性结论肯定是不可靠的。更何况，在如此广阔地域和如此长时期的跨度内，情况必然是千差万别，相互冲突的理论观点都可以在其中找出个别"依据"。不要说李伯重与黄宗智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不同，就是李先生自己，前后的认识也有重大差别。李伯重原先认为"江南水稻生产中劳动投入明显增加，亩产量却没有提高"。这一判断的合理推论就应当是劳动报酬递减导致的"内卷化"，所以完全符合黄宗智的理论。但他后来却认为江南出现了"斯密型增长"，"无论在农业方面还是在手工业方面都有了实质性的进步"，于是对黄宗智提出了批评。由于这里的"实质性的进步"没有经过严格定义，所以我们不好判断它是否符合实际。在我们看来，李先生这种前后不一致的看法，正好说明明清江南的经济史材料既不能证明一个确定的结论，也不能用于推翻与其相反的观点。因为，复杂事物能够为任何相互冲突的见解提供个别事实依据。
李伯重引用人口学的研究结论，对黄宗智关于江南人口压力的论断提出批评，也是完全不得要领的。当然，由于缺乏可靠资料，黄宗智不可能对明清江南的人口压力给予精确计算（更何况人口压力本身就是一个变化的量），而只能得出关于人口一般趋势的结论。如果李伯重不同意黄宗智对"人口压力"的判断，能用具体材料直接予以批评或反驳当然最好，阐明自己不同意这一结论的间接理由也未尝不可。可是，李伯重却举出葛剑雄、李中清、王国斌、威廉?拉夫里(William Lavely)等人的研究结论说，"1700-1850年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与西北欧及英国相差不大"[5](P85-86)；又举出何炳棣的研究结论说，在1850-1959年的一百多年中，人口大省江苏的人口仅仅增加了7.5%（而且这还没有包括此时期上海作为一个重要城市而形成这样一个重要因素在内），而同一时期，浙江人口却下降了23.8%，安徽下降了19.3%，江西则下降了31.4%。李伯重试图用这些研究结论说明，"明清江南所谓的人口压力是不是真正存在还是一个远远不能定论的问题"。
笔者以为，这些材料不但不能反驳黄宗智的看法，相反，却正好证实了黄宗智关于人口压力增大的论断。因为，即使"1700-1850年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确实与同时期的英国相差不大，也并不能否定"江南"人口饱和的状况。判定某一地区人口压力是否"增大"，应当将这一地区不同时期的人口数据进行比较，而不是用不同地区（在同意时期）的人口数据来进行比较。而在1850-1959年的一百多年间，江南各省人口没有增长甚或下降，虽然不能说明人口压力"增大"，但却正好说明在1850年时江南已经存在严重的人口压力，因为正是饱和人口的制约导致马尔萨斯抑制的出现才使人口没有上升反而下降。如果在1850-1959 年江南人口又有大幅度增长，那才正好说明在1850年时尚不存在什么人口压力。
利用微观经济学原理分析李伯重的论证，可以看到它的缺陷在于未能够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从"微观"角度看，彭慕兰对黄宗智"内卷化"理论的批评，倒有不少正确之处。

在1700年到1800年这100年中，英国再没有出现过政治革命，也没有出现过光荣革命，它的政治制度已经进一步演进和完善，就适合于经济发展来说，那是当时的中国政治制度所不可企及的。彭慕兰完全无视这些事实，硬说1800年的英国并不比中国先进，这一耸人听闻的结论只能使严肃的学者感到吃惊。由于《大分流》的这一结论，笔者甚至对彭慕兰的动机产生怀疑：他是在进行科学研究，还是在无原则地极力宣传自己的主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