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见到他的第一眼,我没觉得他是个坏人,直到现在,我也不觉得他是个坏人,他最多可能就是精神有些不正常,搞艺术的不都是这样么?
昨天凌晨三点左右的时候,我接到了他的电话,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出租房里睡着了,那是个地下室,有点潮,盖的被子总是湿乎乎的,以前天晴的时候,阿浒一定会拿出去晒一晒。今天没什么活儿,月末还要交房租,我就忍了忍,没吃饭,早早地上床躺着睡觉。
我接起电话,他说:“你好,是阿隆么。”
他说的第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很少接到的电话是以“你好”开头的,大部分都是“喂”或者直接说正事。
所以,当时的我也一本正经起来,生硬地的回答“你好,我是小隆”。
他说他要赶飞机,凌晨六点的飞机,因为是早班飞机,地铁还没有开通,所以问我能不能现在送他去浦东机场。
听得出来,他有些焦急,而且很有礼貌,用着小心翼翼征求意见似的口吻。我犹豫了一会,我几乎不开夜车,仅有的几次开夜车的经历,还是被迫的。我在嘉定区,而机场在上海的另外一端,几乎跨越了整个上海,没个两三百块,怎么也坐不来。
他可能听出了我的迟疑,说:“我给你一千,你看行么。”
我一听价钱,就立刻不犹豫了。我说过,我需要钱,谁会和钱过不去?
然后我问了地址,便起身穿衣拿钥匙走人了。
我到菊园新村门口的时候,他已经到了,靠在一棵树的旁边等我。我把车子开近他的身边,车灯把他的脸照得很白,他穿着黑色的外套,拉开车门,带着酒气坐进来。这时我才发现,原来,我是见过他,以前做过我的车的。
但是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在福州路,那天又是一个下雨天,上海总是下雨,淅淅沥沥地,像是前列腺有毛病的人一样,尿不尽。他左手抱着一堆东西,右手撑着伞,腋下还夹着两米长的大画板,他人高高瘦瘦的,戴着眼镜,看上去很蠢,不知道为什么,他打着伞,头发还是被淋湿了,刘海像个蚂蟥一样黏在额头。
可能是塑料袋不结实,也可能袋子里的东西装得太重,过斑马线的时候,那个白色的塑料袋像被刀子剖腹了一般,突然炸开,一瓶瓶红红绿绿的颜料罐像肠子似的哗啦啦地流了一地。
这下可搞笑了,他画板还不能放在地上,两米多长呢,放在地上,车子过去还不给他撵烂喽,他蹲下身子,一只手扶着画板,另一只手吃力地捡回那些颜料罐,看上去有些可怜。
没过多久,绿灯亮了,他还没有捡完,有些颜料罐像个轮子一样都滚到了马路对面,我身后的那些车子们都“滴滴滴滴”地按着喇叭,如同催命一般。整条马路一片混乱。路人行色匆匆,没人原意下着雨还在这做好人,这年头,好人难做,他也手忙脚乱地,越发狼狈。
当时我车里没人,空着。在市区,即使是下雨天,也很少有人愿意去做黑车的,都心存顾及,好像生怕我们对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一样。我们能做什么呢?就是想赚你们口袋里面的钱而已。
我开门下车,到马路对面去帮他搭把手捡回一些颜料,一方面,我也像快点离开这,另一方面,我想看看能不能做一笔他的生意。在外面混得久了,自然而然地可以闻到钞票的味道。
我握着两个颜料,走近他,把颜料塞进他怀里,说:“您拿好了,捡得差不多了吧,你去哪?我送你。”
他这时才抬起了头,厚厚的眼镜片上都是雨水,模模糊糊的,看上去更蠢了。
后来我留了一张名片给他,那是我自己手写的名片,硬纸板,上面写上我的名字和电话,我告诉他有事可以随时找我,随叫随到,比出租车方便,比出租车便宜。
我说了,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没有一个乘客会主动告诉司机自己的名字,只会告诉他要去的地方,除非他是个傻子。很明显他不是,但是他也没有告诉我的名字。
见到他的第一眼,我没觉得他是个坏人,直到现在,我也不觉得他是个坏人,他最多可能就是精神有些不正常,搞艺术的不都是这样么?
昨天凌晨三点左右的时候,我接到了他的电话,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出租房里睡着了,那是个地下室,有点潮,盖的被子总是湿乎乎的,以前天晴的时候,阿浒一定会拿出去晒一晒。今天没什么活儿,月末还要交房租,我就忍了忍,没吃饭,早早地上床躺着睡觉。
我接起电话,他说:“你好,是阿隆么。”
他说的第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很少接到的电话是以“你好”开头的,大部分都是“喂”或者直接说正事。
所以,当时的我也一本正经起来,生硬地的回答“你好,我是小隆”。
他说他要赶飞机,凌晨六点的飞机,因为是早班飞机,地铁还没有开通,所以问我能不能现在送他去浦东机场。
听得出来,他有些焦急,而且很有礼貌,用着小心翼翼征求意见似的口吻。我犹豫了一会,我几乎不开夜车,仅有的几次开夜车的经历,还是被迫的。我在嘉定区,而机场在上海的另外一端,几乎跨越了整个上海,没个两三百块,怎么也坐不来。
他可能听出了我的迟疑,说:“我给你一千,你看行么。”
我一听价钱,就立刻不犹豫了。我说过,我需要钱,谁会和钱过不去?
然后我问了地址,便起身穿衣拿钥匙走人了。
我到菊园新村门口的时候,他已经到了,靠在一棵树的旁边等我。我把车子开近他的身边,车灯把他的脸照得很白,他穿着黑色的外套,拉开车门,带着酒气坐进来。这时我才发现,原来,我是见过他,以前做过我的车的。
但是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在福州路,那天又是一个下雨天,上海总是下雨,淅淅沥沥地,像是前列腺有毛病的人一样,尿不尽。他左手抱着一堆东西,右手撑着伞,腋下还夹着两米长的大画板,他人高高瘦瘦的,戴着眼镜,看上去很蠢,不知道为什么,他打着伞,头发还是被淋湿了,刘海像个蚂蟥一样黏在额头。
可能是塑料袋不结实,也可能袋子里的东西装得太重,过斑马线的时候,那个白色的塑料袋像被刀子剖腹了一般,突然炸开,一瓶瓶红红绿绿的颜料罐像肠子似的哗啦啦地流了一地。
这下可搞笑了,他画板还不能放在地上,两米多长呢,放在地上,车子过去还不给他撵烂喽,他蹲下身子,一只手扶着画板,另一只手吃力地捡回那些颜料罐,看上去有些可怜。
没过多久,绿灯亮了,他还没有捡完,有些颜料罐像个轮子一样都滚到了马路对面,我身后的那些车子们都“滴滴滴滴”地按着喇叭,如同催命一般。整条马路一片混乱。路人行色匆匆,没人原意下着雨还在这做好人,这年头,好人难做,他也手忙脚乱地,越发狼狈。
当时我车里没人,空着。在市区,即使是下雨天,也很少有人愿意去做黑车的,都心存顾及,好像生怕我们对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一样。我们能做什么呢?就是想赚你们口袋里面的钱而已。
我开门下车,到马路对面去帮他搭把手捡回一些颜料,一方面,我也像快点离开这,另一方面,我想看看能不能做一笔他的生意。在外面混得久了,自然而然地可以闻到钞票的味道。
我握着两个颜料,走近他,把颜料塞进他怀里,说:“您拿好了,捡得差不多了吧,你去哪?我送你。”
他这时才抬起了头,厚厚的眼镜片上都是雨水,模模糊糊的,看上去更蠢了。
后来我留了一张名片给他,那是我自己手写的名片,硬纸板,上面写上我的名字和电话,我告诉他有事可以随时找我,随叫随到,比出租车方便,比出租车便宜。
我说了,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没有一个乘客会主动告诉司机自己的名字,只会告诉他要去的地方,除非他是个傻子。很明显他不是,但是他也没有告诉我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