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语言会影响我们的思维吗？
　　答：是的，我们使用怎样的语言，确实能够影响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以及在感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思维。语言影响思维最早是由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和霍夫发现，并提出了在语言学和社会学里著名的萨丕尔－霍夫假设（Sapir-Whorf Hypothesis,SWH）。SWH认为，“人类并不是单独活在一个客观的世界里，或单独活在一个有社会活动的世界里，而是活在某一个语言的世界里。所谓的‘真实世界’实际上是下意识地建立在一群人的语言习惯上的。”
　　心理学一直试图通过实证研究证实或证伪SWH，迄今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证实了SWH；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证伪了SWH。现代认知心理学倾向于在一个不那么武断的层次上接受SWH的一般性描述。举个例子，中国北方和南方表达空间方位的语言习惯不同，北方人习惯于用东西南北来表示方位；南方人习惯用前后左右来表达同样的资讯。心理学家列文森(Levinson,2003)曾做过研究，北方人那样的表达空间位置被称为以外界为中心的绝对参照框；南方人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心参照框。在一个研究中，研究者在一个房间里摆放了三个玩具公仔，然后要求有着不同空间方位表达习惯的被试到另一个朝向不同的房间把这三个公仔“同样”的摆出来。北方人那样以外界为中心的绝对框架来表达空间方位的被试会按照东南西北摆出来，即原来公仔面北，摆出来还是面北；而南方人那样以自我为中心的绝对框架来表达空间方位的被试会按照自己进门后面对公仔的相对位置来摆放（而不管房间的朝向其实是不同的），即公仔原来背对自己，摆出来还是背对自己。
　　语言对我们思维的影响尽管不具有普遍性，但在极端情况下却总是能观察到一致性。作家王蒙曾说过：“一个政权的衰落是从语文的腐烂上开始的。 ”僵化的体制背后一定有僵化的语言，因为僵化的语言塑造了僵化的思维，而僵化的思维就是僵化体制的认知基础。可以想见，经常阅读《人民日报》社论的读者，他们的批判性思维以及理解复杂关系的认知能力一定是相对较差的。最近北韩对张成泽的3600多字的批判檄文，其用语之匪夷所思，与北韩政治的不可理喻相映成趣。

问：可以认为坏人是天生的吗？
　　答：不可以这么武断地判断。尽管人格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揭示出人类的很多行为受到与生俱来的特质影响，但“好”和“坏”显然不是一个科学评判标准，而是伦理学标准。即使一个同时具备情绪识别障碍、行为冲动控制障碍、AA OXTR、5-羟色胺缺陷、悖德型人格障碍，从心理学角度都不能判定他就是一个“坏人”。
　　相对地，社会心理学更倾向于认为社会情境下的特定行为是否违背社会主流规范才是判定“好”、“坏”的标准。例如，一个贪腐的官员在正常社会里面，就是“坏”的，但在一个官场普遍腐败的畸形社会里面，一个贪腐的官员就未必是“坏“的，只要他相比于其他贪腐的官员好就行。
　　再例如，任何社会都可能出现一些小概率的极端人格的个体，他们可能会做出一些骇世惊俗的暴力犯罪行为。这也不能简单地判定这个人就是“坏”的。前年在挪威首都发生的一次枪击事件中，犯罪人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造成 80名无辜者死亡。即使如他这样“最大恶极”的犯罪人，入狱后仍然被获准攻读政治学学位。也就是说，他的行为是在特定社会情境中的表现，而非他本人十恶不赦。
　　当然，从精神医学和法医学的角度，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受自己意识控制，无论他做了多少恶行，都无需负责，也就谈不上“好人”、“坏人”。

　　问：对孩子采取什么样的教养方式最好？
　　答：从发展心理学角度，心理学家界定了父母对孩子四种不同风格的家庭教养方式，分别是：
　　专制型父母（authoitarian parents）。父母倾向于控制、惩罚、严格与冷漠，他们的话语就是法律。他们崇尚严格的、无条件服从，并不能容忍孩子表达不同意见。
　　放任型父母（permissive parents）。提供不严格且不一致反馈的父母，他们很少对孩子提出要求。
　　权威型父母（authoritative parents）。父母是坚定的，制定清晰一致的规则限制，但试图给孩子讲道理，向他们解释为什么应该按照特定的方式行事。
　　忽视型父母（uninvolved parents）。父母表现出对自己的孩子几乎没有兴趣，伴有漠不关心、拒绝等行为。
　　父母采取不同的教养方式会导致孩子心理和行为发展上的明显差异。专制型父母的孩子更倾向于性格内向，表现相对较少的社交性。他们不是非常友好经常在同伴中表现不自在。专制型父母教养下的女孩特别依赖父母，但男孩往往表现出过分多的敌意。放任型父母的孩子在很多方面与专制型父母的孩子拥有很多同样不受欢迎的特点。放任型父母教养下的孩子倾向于依赖和喜怒无常，而且他们的社会技能和自我控制能力很低。
　　权威型父母的孩子表现最好。他们多表现为独立、友好对待同伴、自由主张又具有合作精神。他们追求成就的动机很强，并且常获得成功且受人喜爱。无论在与他人的关系还是自我我情绪调节方面，他们均能够有效调节自己的行为。
　　忽视型父母的孩子表现最差。父母的较少介入对他们的情感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导致了他们感到不被爱和感情上的疏离，并且也阻碍了其身体和认知方面的发展。
　　通常来说，中国文化和传统鼓励父母采用专制型的教养方式，事实上这种教养方式同权威型父母一样都能使孩子发展得非常成功。但专制型父母的孩子在人格与社会性发展方面不如权威型父母，特别是当专制型父母的孩子到西方留学或定居就很容易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不适和冲突来。西方文化则更倾向于鼓励父母采取权威型的教养方式，这对父母的要求比较高。例如，中国文化赞同父母体罚孩子；但西方文化则反对体罚，而鼓励父母采用计时隔离的方式来处罚犯错的孩子。中国式的专制型父母的孩子在积极自尊的发展方面会出现问题，他们更容易出现自恋或自尊的阴暗面；而权威型的父母更可能培养出具有积极的高自尊的孩子。

　问：为什么人们更喜欢心灵鸡汤？
　　答：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们更喜欢心灵鸡汤是因为人们与生俱来希望对世界获得稳定和一致意义的心理倾向在作祟。心理学家斯金纳（B.F.Skinner）曾经用鸽子做过实验，关在笼子里的鸽子，设置一个杠杆，鸽子只要压杠杆就能获得食物，鸽子用不了多久就能掌握“诀窍”，通过压杠杆来获得食物。但如果把食物的出现变更为每隔15秒自动出现一次，与鸽子做什么无关。鸽子几天下来就会发展出各种不同的“迷信”，例如，有鸽子在食物出现前，碰巧扇动了一下翅膀，它就会认为是因为自己扇翅膀而导致食物，因此，这只鸽子就会不停地扇翅膀；如果有鸽子在食物出现前碰巧转了个圈，那么，这只鸽子就会不停地转圈。心理学家把这个实验称为“鸽子的迷信”（Pigeon Superstition）。
　　人类也是一样，与生俱来就有着对世界获取稳定和一致意义的心理倾向。所以，人类在更复杂的情境中也跟鸽子一样发展本能地发展出丰富多彩的各种“迷信”。尽管导致个体成功、健康和幸福的因素很多，有相当多因素并不为个体所掌控，但人们仍然倾向于“迷信”成功、健康和幸福与一些简单的努力有关。几乎所有的心灵鸡汤都是简明的文字来阐述成功、健康和幸福的教条，这就无形中迎合了人们的对世界获取稳定和一致意义的心理倾向。心灵鸡汤的大多数内容都符合我们的经验或者“迷信”，所以它带给人们更多的共鸣和鼓励；而且心灵鸡汤的表述和结论都是鲜明的肯定或否定句式。如“时间不会让我忘记你，只会习惯没有你。”，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肯定表述，但从心理学角度却毫无意义，因为“习惯”本身就是记忆的一种，它是内隐的程序性记忆；而“忘记”是外显的情节记忆，两者在大脑里分属不同的脑区，是可分离的。这句心灵鸡汤式的表述，从逻辑和科学的角度，类似“我不吃榴莲，只喝鸡汤。”
　　科学心理学的结论是不如心灵鸡汤更容易被人接受。其原因大概有两条：首先，科学心理学很少下简洁、鲜明的肯定和否定的结论，科学心理学的结论往往有严格的情境限制，例如：“安全性依恋的个体相比不安全性依恋的个体更容易感受到幸福”，这个科学结论里的“幸福”是有严格定义的，它往往是通过结构化的测量反映的结果，不能盲目套用到具体的生活情境（张三的“幸福”和李四的“幸福”可能完全不同）。而且，结论也只是表述了安全性依恋比不安全依恋更容易感受幸福，对个体而言，完全可能某一个不安全性依恋的个体比另一个安全性依恋的个体更觉得幸福。但如果同样的结论用心灵鸡汤来表述就变成了：“安全性依恋是幸福的源泉，不安全性依恋是不幸的渊薮。”
　　再者，人们要理解科学心理学的结论存在着认知和理解的“门槛”，不具备心理学的常识和方法学的基本素养，将无法理解科学心理学的结论。但人们理解心灵鸡汤却不需要费脑筋，也无须具备前提性的知识和思维基础。实际上，热衷撰写心灵鸡汤文字的作者，相当比例都缺乏对科学方法的起码了解，他们常常把个人经验或特定情境下的现象表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性规律。当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性规律更符合大多数人的“迷信”，因为这样的表述满足了人们对世界的稳定和一致性意义的心理倾向。

问：格言或箴言对自己一定能提供积极的帮助吗？
　　答：不一定。任何格言或箴言都是他人经验或思考的总结，它或许能提供一些行动的参考，或能启迪人们思索。但作为特定个体的经验或思考总结，任何格言或箴言都具有局限性。它或者在特异性的情境下才有所裨益；或者必须置身于特定的社会文化价值观下才具有积极的含义；或者只适用于特定的某些人群。同时，正如大多数“他人的意见”一样，每个人的理解和掌握的尺度、分寸不同，对人们的参考价值到底有多大值得怀疑。更不用说，一些彼此矛盾的话语可能同时被当作是格言或箴言来传承，如“兔子不吃窝边草”VS“近水楼台先得月”之类。
　　大多数格言或箴言都是片面经验或某种偏见的思考的总结。例如，被很多人奉为圭臬的“沉默是金”，它告诫人们慎言本身或许没错，但也要分情境。在柏杨先生称为“酱缸”的中国文化里，因为个体与个体的界限模糊，自我与他人的界限也模糊，话语很可能被他人误读或歪曲，因此慎言有助于减少纷争，避免分歧和冲突。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这就是马库斯和北山忍（Markus & Kitayama）谓的“集体主义中的自我”（interdependent view of self）。但在大多数现代民主国家，“沉默是金”却是一个坏的教条，不为自己的权利大声吁求，别人是不会在乎你容忍的美德。也正是因为“沉默是金”被许多早期的移民奉为圭臬，所以导致华裔在欧美各国在政治上鲜有作为。
　　即使在当下的中国，“沉默是金”在很多时候也是糟糕的人际应对策略。在需要表达意见和主张的场合，“沉默是金”鼓励人们深思熟虑后再发言，但在强调决策效率的情境下，深思熟虑往往意味着放弃表达意见和主张的权利。因此，在现代社会，“沉默是金”更可能鼓励隐忍的奴性和消极的犬儒倾向。
　　即使从心理学角度，一个深思熟虑的人和一个直言不讳的人在人际交往中可能各有所长；更关键的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会营造出特定的人际互动模式。你慎言寡语，那么别人也多半不会与你交谈更多，你更可能人际互动中无意识令自己被一些资讯所屏蔽。人际互动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自我表露互惠效应，你愿意卸下心防，他人也更可能对你畅所欲言；你心防甚重，他人亦会在与你互动中树起屏障。如果你天性就是一个世故、谨慎的人，那么“沉默是金”或许真的投你所好；但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坦诚、率性的人，那么“沉默是金”不仅无益，而且有害。换言之，你是否秉持“沉默是金”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人际互动中是否诚实、善良才是长期人际交往中能为自己赢得加分的不二法门。
　　因此，任何格言或箴言都没必要奉为圭臬，作为寻常的心灵鸡汤足矣。人际交往中最佳的应对策略是因人、因情境、因文化而异。此时此境的裨益，完全可能是彼时彼境的陷阱。

　　问：人们为什么会感到悲伤？
　　答：悲伤是一种被某个事件所引发的情绪，是对一种丧失感的情绪性反应。当你丢了钱、被炒鱿鱼了、考试失败、恋爱分手时，你会感到悲伤。通常，让我们最为悲伤的是不可挽回的失去——没有什么能改变结果或挽回我们所失去的东西。我们在这样的情境中感到无助，而无助感是悲伤感觉的一部分。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人类的各种情绪都具有相应的功能性，悲伤也不例外。只是，与恐惧或愤怒有明确的功能不同，关于悲伤具有的功能迄今仍然存有争议。不同的心理学研究者对悲伤的功能性提出了不同的假说，每一种假说都可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也反映了悲伤可能是下面这些不同假说结合起来的所能解释。
　　悲伤与压力、疼痛、疾病密切相关，因此，有可能悲伤只是人体应对这些事件的表现方式之一。在进化过程中，我们逐渐形成一种倾向：在经受病痛时表现出回避性和低活动性；而现在我们对各种失败和失去也以同样的方式来进行反应。这种观点被称为“悲伤＝疼痛”假说。
　　根据另一个假说，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产生的悲伤情绪具有一个特殊的社会功能：当其他人想将你从社会活动中排除出去时，悲伤能帮助你回避这些社会联系。也就是说，有时你会发现你的出现不受别人欢迎，可能因为你在一些重要的任务上失败了。在这些情境下，也许你应该避免风险，回避与其他人的交往，保存能量，避免在公共场合遭到其他人的拒绝。经过一段时间，可能你的状态好转，能够回到社会活动中来。这个观点被称为“悲伤=回避”假说。
　　第三个假说认为悲伤具有相反的功能：悲伤的情绪和行为能引起他人对你面临的压力的注意，让你显得像孩童那样无助，因此提高了他人关注和帮助你的机会。这个观点被称为“悲伤=求助”假说。
　　当然，每种假说都有其合理之处。例如，“悲伤＝疼痛”假说认为能够降低疼痛感的过程（如服用止痛剂）也能够降低悲伤感，事实上止痛剂确实降低悲伤感。再比如，“悲伤=回避”假说与“悲伤＝求助”假说都认为，悲伤情绪在有着丰富社会关系的人身上更为清晰地表现出来；同时，悲伤也会在高度社会化的物种身上更明显的反映出来——如人类、狗、猴子、大象，而不是社会化低的物种——如熊或猫。“悲伤-回避”假说也预测，一个在失败后没有做出悲伤反应的人会遭到长期的社会拒绝；而其他人则会欢迎一个因为悲伤而暂时表现出回避的人回到社会中来。“悲伤＝求助”假说则预测，当其他因素都一致时，与未表现出悲伤的人相比，表现出悲伤情绪的人会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

问：人们如何认知他人？
　　答：心理学里，把人们对自己、他人以及人群的认知统称为社会认知。人们在认知他人时，既包含了通过直接知觉来了解的诸如表情、体姿体态、动作、声音线索、眼神接触、触碰、外表、着装、行为环境，等等；也包含了通过初次接触的印象形成来推断的诸如性格、气质、评价，等特质和态度因素。当然，随着交往和互动，对他人的认知也会受到经验、预期、动机以及情绪等因素的影响。
　　通过直接知觉可以了解他人的可以感知到的各种线索。例如，在陌生城市街头迷路了，你可能向谁来问路呢？这时直接知觉的各种线索就能帮助你寻找到最合适的人选。例如，你更可能向面带微笑，慈眉善目的他人求助；而不太会向表情严肃、满脸横肉的他人求助。再比如，当你置身在类似同学会的场合时，你就可能通过谁跟谁有频繁的眼神接触来了解谁跟谁有暧昧。或者，你可以通过他人的外表、着装来了解他大概的社会社会身份，街头遭遇困难向穿警服，而不是着便装的他人报警求助。等等。
　　但通过各种感知线索的直接知觉对认知他人存在很大局限性，你必须要借助或通过足够多的感知线索才能形成判断，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对他人有足够多的接触才能了解更多。但人们对他人的认知还发展了一种初次接触时通过有限线索来形成特定印象的途径，这被称为印象形成（Impression Formation）。例如，当有同事向你介绍他的表妹是个“热情”的女孩；或“冷漠”的女孩，你甚至不需要见面，仅凭有限的口头介绍的资讯就会自动地发展出对同事表妹的一个整体印象。当你仅仅得知她是一个“热情”的女孩时，你会倾向于认为她聪明、快乐、乐群、善交际、幽默、受欢迎，并且和善、富有想像力。相对地，当你仅仅得知她是一个“冷漠”的女孩时，你会倾向认为她笨拙、沮丧、孤僻、呆板、令人讨厌、敌意。这种通过有限资讯形成对他人的整体人格印象会影响我们对他人的评价和态度。其中最初的印象又称为“第一印象”，它是最重要和最有力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喜欢还是讨厌对方。
　　一旦对他人形成特定的印象，那么在接下来的交往和互动中，对他人的认知还会掺杂更多复杂而微妙的心理因素。例如，在面试时给雇主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勤奋”，那么你偶尔的迟到就会被善意地归因为情境因素；反之，如果第一印象是“懒散”，那么你偶尔的迟到就更可能被归因为特质因素。进一步交往和互动过程产生的资讯会被自动地用于佐证最初的印象。
　　不仅如此，人们在对他人的认知中还会出现各种偏差。最典型的认知偏差就是晕轮效应。我们会因为他人某一个高分特质的影响而倾向于认为他的其他特质也趋于高分。例如，小学教师常常会认为成绩好的学生同时也诚实、友善、热情和乐于助人，尽管成绩好与诚实、友善、热情和乐于助人之间既没有逻辑上的关系，也没有统计上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