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反孔批儒的重心，主要集中于以尊君为中心的礼教和以三纲为中心的封建道德上，着力阐述孔子所提倡的宗法社会之道德不适应现代工商社会生活。他认为，儒学中以“三纲”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学说，是中国封建社会道德的理论基础，并对现代中国社会生活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他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已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已属人之奴隶道德也。”

陈氏揭示忠、孝、节三种旧道德在中国社会中产生了广泛的消极影响：“中国的礼教(祭祀教孝，男女防闲，是礼教的大精神)，纲常、风俗、政治、法律，都是从这三样道德演绎出来的；中国人的虚伪(丧礼最甚)、利已，缺乏公共心、平等观，就是这三样旧道德助长成功的；中国人分裂的生活(男女最甚)，偏枯的现象(君对于臣的绝对权，政府官吏对于人民的绝对权，父母对于子女的绝对权，夫对于妻、男对于女的绝对权，主人对于奴婢的绝对权)，一方无理压制一方盲目服从的社会，也都是这三样道德教训出来的；中国历史上，现社会上种种悲惨不安的状态，也都是这三样道德在那里作怪。”故在他看来，儒学“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要建设西方式的新社会，就必须对孔子的“三纲”之说进行彻底批判。

陈独秀在复俞颂华时，肯定儒学的历史地位。其云： “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吾人爱国心倘不为爱孔心所排而去，正应以其为历史上有力之学说，正应以其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而发愤废弃之也。”复云：“其实孔子精华，乃在祖述儒家，组织有系统之伦理学说。宗教、玄学，皆非所长。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之今世，而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吾人所不满意者，以其为不适于现代社会之伦理学说，然犹支配今日之人心，以为文明改进之大阻力耳。”

陈独秀等人激烈的反孔批儒，只是一种输入西方近代文明的策略而已。而对于陈氏“不得不反对”儒家文化的态度，连当时提倡儒家文化复兴的梁漱溟也深表同情和理解：“从前的人虽想采用西方化，而对于自己根本的文化没有下彻底的攻击。陈先生他们几位的见解，实在见得很到，我们可以说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