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文观之，则见司马迁者三。一为少年才子，二为中年史官，三为暮年苦难家。

才子，重其才也，行千里路而阅万卷书。"年十岁而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北涉汶泗"

史官，重其责也，上承祖宗之德，中扬父母之名，下秉己身之职。"余先周室之太史也""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诸侯相兼，史记放绝"

而苦难家谓何?吾辈见作家，画家，书法家，音乐家，而独不见夫苦难家玙?苦难家者，因困成家，盖幽险侵其外，忧郁攻其中，久之而内外皆通，身心俱得。此所以司马迁卒通天人之际，究古今之变，得一家之言故也。"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

才，责，困，三者无一不可，有兹三，则司马迁为司马迁，太史公为太史公也。余之感如此。

一得之见，无足称也，文林辩囿，小子不佞。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

有才

每读太史公自序都很怜悯太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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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太史公自序，除了对司马迁的遭遇深感同情之外，还从文中感受到司马迁身上浓浓的傲气。这股傲气来源于史学世家的荣誉，积攒于青年游学的阅历，沉淀于父子传承的重托，升华于困厄之后的顿悟。
皇帝又如何？能要我的命，还能要我的心吗？于是恣意纵横，点评天下，方使史记超脱于一般的官家史书，成为史家绝唱！这份傲气，岂是后世史学家能模仿的吗？

太史公是意有所郁结，才能写出这样悲愤的文字。一方面有士大夫的宁可死不可辱的气节，一方面又有神圣的著史事业不能割舍。

相比于情感激荡的报任安书而言，自序比较平和，更多展现的是一种浩荡的才气，傲气与抱负，悲伤的情绪大多是在太史公的私信里，他也不屑于将这种情绪带进他精心规划的伟大自序中去。他从年少起做出的一切努力与牺牲，归根到底还是这一身的才气与事业，而不是为发愤而发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