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厂公年幼？！很小是多小？
史书上并没有明确记载汪直的年龄，明史上说到汪直年少喜兵，即使是一些历史学家也会按现代人的观念想当然地认为他在执掌西厂期间是二十多岁（这已经很令人惊奇了）。可是在古代，二十多岁早就成家立业了，古人是不会把一个二十多岁的人称作年少的。更何况史书对宦官向来是鄙视的态度，一般不会有兴趣探讨他们的年龄，除非实在是小到不可思议了，才不得不提及。
那我们就来仔细推算一下汪直到底多大？汪直是广西大藤峡叛乱中的瑶民后代，成化三年进宫，史书上轻蔑地写道“直以幼畜禁中”。能被称为幼畜的，也就只有几岁小孩了。到成化十三年汪直建立西厂的时候，明实录里写道“直年幼最得宠”，又过了两年，汪直出外领兵打仗的时候，才是“年少喜功”。用两三年时间，从年幼变成年少，会是什么样的年龄区间呢？更绝的是，在西厂成立已经半年，商辂所上请罢西厂的奏章里居然还有这么一句话“今汪直年幼，未谙世事，只凭韦瑛等主使”，即使按现代人观点，也很难对超过十七岁的人这么描述。
上下综合调整后，再结合汪直在各个时期的行事特点，他的年龄应该是，一手组建西厂，任西厂提督时十五六岁（十五岁的可能性大于十六岁），统领数万精兵征战漠北时十七八岁，最后被贬南京时二十出头。这样的年龄，不仅现代人无法想象，就是当时的人也同样觉得不可思议，关于汪直所做事情的记载大部分都跟着“惑于”、“欺于”、“偏信”某某之类的字眼，因为史官也不相信那些是出于汪直自己的意思，不论好事坏事都为他找的有负责人。而汪直行事，也的确处处充斥着一股孩子气，导致被有些读史的人误解，认为汪直是个不怎么聪明的人。
这么算来，汪直进宫的时候应该只有五六岁了。虽然有万贵妃四岁进宫的例子在前，还是值得探讨一下怎么会那么小。因为明史提到汪直是大藤峡瑶种，大藤峡叛乱平定后入宫，好些地方就直接按战俘来介绍了，好像汪直是参加了叛乱被俘似的。皇家选人何其苛刻，怎么可能让这样的危险分子去伺候皇帝？不仅是这样，连年龄稍微大些，脑袋里可能有仇恨的的都不会要。
可问题是当时的皇宫根本就不缺太监啊，随着明中期以后宦官地位提高，每一次宫里要招宦官，都会有几倍的自宫者去应选，导致自宫者的就业难问题也是朝廷的一大头疼事儿。即使是要小孩，父母因为难以生计主动把自己孩子送进宫的也不在少数。虽然明初的时候四处讨夷俘虏来的少数民族后代也是宫内宦官的一大来源，但到了明中期再像汪直这样非自愿被抓进宫来的实是极个别例子，更何况还要从广西费那么大劲万里迢迢给送到北京，如果只是需要个人的话还不够那运费。所以汪直进宫，不是作为对叛逆之后的惩罚，而是精挑细选出来像献宝一样被献进去的。所以同是广西瑶人的纪氏会被明宪宗朱见深一眼看中，临幸后生下了孝宗朱佑樘，但不能因此判断这一批有很多人。
至于汪直，那得是什么样钟灵毓秀的小孩，才会被万里迢迢强送进宫去，又被送到万贵妃身边，再到宪宗身边，最厉害的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得到宪宗视若己出般的疼爱。这么一层层筛选下来，简直万里挑一都不止。在没有太多别的可以依仗的情况下，汪直长大后的相貌绝对能帅到不亚于当红明星，跟一般的历史人物只是凑巧长得帅又不可同日而语。
《明宪宗调禽图》中，宪宗与两个小太监均着便服在御花园里，其中一个绿衣小太监如善财童子一般，甚至还没有蓄发，从人物身高比例看来不过几岁。那个小孩面目清秀可爱，面色明显与另外两个人物不同，粉嘟嘟的，还很潮地挂着一个大耳饰，从腰饰看来地位却远要高于另一个年龄大的太监，绝对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怎么会有那么小的孩子跟在皇帝身边，这很有可能就是真正的汪直。

二、最低贱的出身，最高贵的成长
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却做到权倾天下，是个什么情况？这还要从汪直是怎么长大的说起。在士大夫眼里，汪直不仅是传统上会乱政的太监，还是个出身不正的异族叛逆之后，更是可恶。可要论起成长经历，恐怕再没有比汪直更高贵的了。
汪直的性格热情外向，又特别率真洒脱（这些很容易看出来），这绝不是一个处心积虑一步步向上爬的人能拥有的。汪直的权势，纯粹是被朱见深宠出来的。能把一个心机并不深的小孩宠出权倾天下来，可以先想象那是怎么个宠法了。朱见深对汪直，应该叫溺爱，说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口里怕化了都不夸张。
这样的宠爱，不是从汪直执掌西厂才开始的，更不是汪直靠西厂来取悦宪宗才得到的，而是在早得多的时候。成化十三年以前关于汪直的记载很少，但还是有的。
汪直在建西厂前是御马监太监.（太监是一个宦官衙门最高长官的官名）。明代内监体制，司礼监代皇帝审批阁票，与内阁对柄机要，实为“内相”；御马监与兵部及督抚共执兵柄，实为内廷“枢府”。汪直的御马监太监职位，按品秩是正四品，实际权力比兵部尚书的正二品都不止。
那他是什么时候当上御马监太监的呢？比汪直记载少的多的宦官都有升职记录，比如说是如何升长随，再升奉御，最后升到太监之类的。可关于汪直的记载只有初为万贵妃昭德宫内使，不久升为御马监太监，似乎是直接就坐上了御马监太监。太监下面足足有十来个台阶，绝大多数宦官奋斗一辈子也对太监职位望尘莫及，更不用说是权力中枢的御马监太监了。《明史·王越传》中提到，成化十年王越交出兵权回到京城掌都察院事，并兼提督十二团营，因为工作上的关系通过韦瑛结交了汪直。那也就意味着汪直在成化十年的时候已经是御马监太监了，那时汪直只有十二三岁啊，按他的年龄也的确没有时间来一步步向上爬，只能如神童空降一般直接身居高位了。这本身就是个奇迹，只不过跟后面的事情比起来反而少人注意了。
明实录中没有在成化十二年以前关于汪直的记载，但明史中却无意中记下了一个信息量很大的故事。
《明史·杨继宗传》记载，杨继宗非常廉洁，有次进京入觐，汪直想去拜见他，杨继宗却不见。宪宗问汪直：“朝觐官孰廉？”汪直回答说：“天下不爱钱者，惟杨继宗一人耳。”九年秩满后，杨继宗被破格提拔为浙江按察使。杨继宗在浙江曾经数次得罪中官张庆。张庆的哥哥张敏在司礼监（就是保护孝宗的那位），多次在宪宗面前说杨继宗的坏话。宪宗反问：“得非不私一钱之杨继宗乎？”张敏吓得赶紧给张庆写信说：“善遇之，上已知其人矣。”
在这个故事里，汪直与张敏在通常人们心目中的印象翻了个个，但这并不是关键。张敏是成化十一年宪宗与孝宗相认时自尽的，汪直成化十三年建西厂时还被称作年幼未谙世事。张敏还活着的时候汪直不超过十四岁，这个通常被用来表现汪直大度的故事只不过是人家小时候的事。这时的杨继宗还没有足够成名，但故事中汪直的见识与气度，却已经非常人可比。
故事发生的时候汪直还很小，但已经可以自由地拜访大臣了，而且宪宗还主动问他：“朝觐官孰廉？”也就是说宪宗知道汪直去见朝觐官的事情或者根本就是宪宗授意他去做的。杨继宗出于对内官的鄙视或者没把只是个小孩子的汪直放在眼里，不愿见他，却不知道这个孩子是决定一众朝觐官升迁与否的关键。小汪直的一句话让杨继宗从嘉兴府知府被破格升为正三品的浙江按察使，但身为司礼监太监的张敏在宪宗面前说话的分量竟然远远比不上只是个小孩子的汪直。
另外，汪直的回答非常霸气，又说的很满（正是因为这样，才无可避免地作为杨继宗的正面材料被记录了下来，如果他只是回答杨继宗，恐怕就不会有记录了），还真少人敢用这种口气和皇帝说话，反映了汪直激进的性格。但宪宗对此非常宽容，而且深以为然，也说明了汪直和宪宗之间亲密的关系和宽松的氛围。
这个小故事无论是从汪直为人上还是宪宗对汪直的宠信上都只是关于汪直的冰山一角，但却是难得在西厂成立前关于汪直的重要信息。汪直很早就到宪宗跟前了，更可以完全撇清汪直与万贵妃在后宫行事之间的关系。汪直虽然从小无父无母，但是宪宗几乎充当了汪直父亲的角色，从小就对他非常宠爱，而且有意指点他参与政事。这也是汪直的见识与气度的来源，即使他的身体是不健全的，但是心理却比绝大多数正常人健康得多。
和汪直比起来，所有从什么到什么的奋斗历程都显得太弱了。能让汪直形成那么鲜明的个性，朱见深宠汪直简直和朱佑樘宠朱厚照有一拼，汪直大概从记事起就是在朱见深的溺爱下快乐成长的。也许正是因为宪宗早年无子，把本该赋予自己孩子的爱全给了汪直。

三、西厂风云
不了解历史的人从影视中得到关于东西厂的印象似乎都是专门残害忠良的，了解历史的会知道汪直的西厂曾经两开两闭，连三朝元老、内阁首辅商辂也因力主罢西厂而致仕。总之，西厂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事情可能不会像你第一眼看到的那样。
西厂的成立，一般认为是因为成化十二年京城出了一系列的怪事，比如“妖狐夜出”，并有黑眚见于宫中，妖人李子龙以符术结太监韦舍私入大内，事发伏诛。这些事让宪宗心中厌恶，特别想知道外面的事，于是令汪直乔装改扮，只带一两个校尉秘密出外伺察。汪直布衣小帽，有时骑个小毛驴或者骡子，往来京城内外，大家都没有重视到他，只有都御史王越与之结欢。汪直将“大政小事，方言巷语，悉探以闻”，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侦查了大半年，居然都没有人发现，宪宗大悦。
成化十三年正月，宪宗命汪直组建西厂，钦定校尉人数多出东厂一倍。在大家眼里，在原先就不受欢迎的东厂的之外再建一个西厂，自然更是弊政一件。比较官方的解释说是因为宪宗缺乏安全感，所以需要很多特务机构，这是不靠谱的。因为西厂成立没多久，厂督汪直就常年累月地离开京师，满世界乱跑，宪宗照样乐呵呵地全力支持，难道又有安全感了吗？至于说让东西厂相互制衡，更是无稽之谈。后来明武宗时期刘瑾设西厂可能有这个作用，但在汪直时期，从一开始西厂就独大到与东厂锦衣卫根本就没有可比性，东西厂实在是制衡不起来，后面会提到。也许《万历野获编》里说的对，“宪宗建西厂以宠汪直”，西厂根本就是宪宗为汪直而设的。汪直是宪宗最信任的人，最心腹的事情都是派汪直去办的。小汪直长大了，会办事了，宪宗可能本来想让汪直管东厂，但因为东厂是司礼监所属，每一步的晋升早有旧制，汪直的资历不够。但没关系，咱们新设个机构，叫西厂，人数是东厂的两倍，专门压东厂。在与汪直相关的事情上，宪宗充分发挥了各种创造力，为汪直开了无数个前无古人的先例（很多还是后无来者的）。
西厂成立后办的第一件案子是建宁卫指挥杨晔案。杨晔是大名鼎鼎的“三杨”之一，已故少保杨荣的曾孙，与其父致仕指挥同知杨泰暴横乡里，戕害人命。杨家势力太大，本来无人敢理，但因为被仇家所奏，告到了京师（这本来是个正直的地方官不畏强权的故事，因为汪直的关系，被说成仇家寻衅了）。朝廷已经派了刑部主事王应奎和锦衣卫百户高崇前去福建勘察，是何其重视，看来这人命绝不止一条。在这样的情况下，杨晔潜行到京城行贿疏通关系，贿赂的力度之大和牵涉的官员之多、职位之高可想而知，而杨泰也在福建重金买通了前去查案的王应奎和高崇。就在杨家差点只手遮天的时候，杨晔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试图通过韦瑛来走汪直的关系。汪直在大家眼里是宪宗的新宠，虽然对他还不是很了解，也是应该顾及到的。汪直可是负责查案的，既然西厂没管这件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更何况对汪直还不熟悉。可是连汪直都被列入行贿名单了，杨荣的门生故交遍天下，其他杨家的旧交被贿赂到了多少就可以想象了。
汪直知道了这件事，直接把杨晔下了西厂大牢，很快牵连到了其叔父兵部主事杨仕伟和姐夫礼部主事董序。这样的案子，老道的办案者会知道适可而止，否则牵连度太大，会一发不可收拾。可是汪直不懂这些，连番审问下来，朝中诸多大臣全被牵扯在内。再加上西厂在办案时候方式不当，连夜进了杨仕伟家搜捡财物，对杨家人用了重刑，甚至刑及妇女，整个京师哗然。
杨晔案其实最终是宪宗出面平定的。案子移交到法司，杨泰被判了斩罪，杨晔已经死在了西厂。宪宗命太监钱喜和百户韦瑛前去抄了杨晔的家，财产悉数充官，并把杨泰及其家人百余人械送京师，只剩祠堂与田三十顷给还杨家。杨泰的弟弟杨仕伟、女婿董序、从弟杨仕儆贬官。原先派去的勘官刑部主事王应奎、锦衣卫百户高崇全部收了杨泰的贿赂，被汪直派的官校在路上搜得，全部下狱，高崇病死在狱中，王应奎发配边卫充军。

明代的高层政治，皇帝、司礼监、内阁形成了一个微妙的三元体系，相互间能起到一定制约作用。如果某一方太强或者其中两方联合就会破坏其中的平衡，这时通常就会出现政治上大的变动，整个明朝中后期的政局变化大抵可以归因于此。汪直的西厂，既侵犯了群臣的利益，又挑战了司礼监属下东厂的职能，在废除西厂一事上，竟难得出现了司礼监与内阁联合对付皇帝的情景，这是宪宗万万不能容忍的。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后来万历皇帝在位初期有过内阁首辅张居正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联合把持朝政的情形，同样，小万历皇帝长大后迫不及待地驱逐了辛苦辅佐自己多年的冯保等人。跟万历皇帝比起来，已经亲政十几年的宪宗朱见深政治手腕要成熟得多。
在内阁请罢西厂一事上，宪宗从一开始就察觉了群臣要用团结一心来给自己施压的意图，派司礼监太监去那样问话的目的就是要分化内阁。只是没有想到司礼监也是暗中支持内阁的，这两大势力的联合让宪宗的分化企图归于失败，但他也同时察觉了司礼监在中间做的手脚。发现情况不对，宪宗立即换了副嘴脸，爽快地撤掉了西厂，改成抚慰群臣。但就在同时，又对身边的司礼监太监们狠狠敲打了一记，一下子贬掉了两个司礼监太监。黄赐和陈祖生应该的确收了杨晔的贿赂，不是汪直凭空诽谤，否则王越不会那么说。之前宪宗对杨晔案中牵涉到的大量权贵通通没有处置，但案底都留着呢，在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拿出来当借口。
宪宗对汪直的宠爱并没有因为这次风波减少半分，外部境遇的变化也似乎从来没有影响过汪直的做事劲头。西厂虽革，宪宗还是喜欢派汪直去侦查外间动静，而且让他找一个能文事的来辅助他。有军卒向汪直推荐锦衣卫中有个叫吴绶的副千户文笔不错，汪直把吴绶召来，让他当场拟了三篇公文，汪直很满意，向宪宗报告：“我找到了！”宪宗：“好，那个吴绶升镇抚司问刑千户！”只要汪直喜欢，吴绶很快升到了锦衣卫掌镇抚司印指挥使，后来汪直又不喜欢吴绶了，一句话宪宗又把吴绶打发到了南京。所谓锦衣卫掌镇抚司印指挥使是汪直心腹就是这么来的，不是汪直笼络了锦衣卫，而是掌镇抚司印指挥使的人选是由汪直用着顺手与否决定的。

在这场以汪直为焦点的对决中，汪直都做了什么呢？答案是他几乎什么都没有做。在司礼监遭到打压后，牵头上疏请罢西厂的兵部尚书项忠成了宪宗的突破口。所有史书上都明白无误地写着是汪直诬陷项忠以至于项忠含冤被贬。但我在分析过整件事情经过后发现，这件事真的不是汪直做的。
以记述最权威的实录记载为例，这件事情的过程是这样的：
兵部尚书项忠起草了请革西厂的奏章，并令郎中姚璧请各衙门堂上官署名。西厂被罢后，汪直对项忠很是怀恨。项忠觉得不安，于是上疏请求归乡养病。还没来得及成行，汪直指使东厂官校发江西都指挥使刘江与指挥黄宾罪状，说黄宾求其兄太监黄赐通过镇抚尤鉴托兵部尚书项忠和武选司郎中姚璧的关系，才得以由京卫选到江西都司。事情刚刚下到都察院，又有左给事中郭镗、监察御史冯贯等人也开始弹劾项忠的违法事，并且牵连到其子锦衣卫千户项绶及兴宁伯李震、守备靖州指挥使庄荣等十三人，全部都是平时与项忠交好的人。宪宗命三法司锦衣卫当廷会审，项忠抗辩不服，但众人知道这是出自汪直的意思，无人敢违抗，于是定罪。左都御史李宾等把处理意见上奏，项忠被谪为民，姚璧调外任，其余十几人也都降官贬谪，宪宗全部批准。
这明显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诬陷，但不是汪直做的。项忠获罪发生在西厂关闭的一个月内，这段时间汪直根本没这个能力。尽管宪宗对汪直的宠爱并没有衰减，但他至少在名义上是被责备后退归本监的。众人为扳倒汪直交相庆祝，锦衣卫也站出来落井下石，怎么可能有能力指使那么多人做出天大的诬陷还无人敢言呢？除了对日期精确到具体天数的明实录外，其他史料也觉得这样的时间差说不通，通常把项忠获罪的时间微调到西厂重开以后，又没办法解释怎么是东厂出面指控了。
从实录描述的具体过程来看，证据就更充分了。是东厂官校查案牵连到项忠的，东厂又不归汪直管，否则还设西厂干什么？本来罢西厂一事东厂就在其中也出了力，现在西厂关了，却说是汪直指使东厂诬陷，不是笑话吗？尽管后来东厂也成了汪直的势力范围，但现在的汪直真的指挥不动东厂。
在东厂之后，又有大量御史站出来弹劾项忠，这就更在汪直能力之外了。言官们的弹劾的对象个个位高权重，所列事情件件指向项忠，绝不是自发行为，而且这些人的后台硬到难以想象。在罢西厂前就没什么人支持汪直，现在更不可能有那么多御史供汪直驱驰了。其中，领头的御史叫郭镗，这个真的不是汪直的人啊！后来导致汪直被调到南京的关键人物就是这个郭镗，如果此人这么早就为汪直办事了，那他后来推倒汪直不是自寻死路吗？
项忠一案，看起来筹谋极深，一气呵成，弹无虚发，这从来不是汪直的行事风格（刚开始是不懂，后来是不屑）。如果汪直有那么深的心机，他就不会在五个月内就弄的各方势力全部针对他来发难了。
后来汪直被贬，右都御史李裕等人上了一道奏章，把被汪直排挤过的人，不论官大官小，冤枉的不冤枉的，全部列了个清单，其中并没有提到项忠、姚璧。项忠一事，不但不是汪直做的，甚至当时的人也没有认为是他做的，是修史的时候才附会上去的。实际上，汪直从头到尾根本没露过面，站在前台指挥完成这一切的是朱见深，幕后指使的还是朱见深（难道还有别的可能？）。只是在修实录的时候，史官实在不敢在上面记上众人都知道此事是出自上意才不敢说话的，只好解释成是出自汪直意了，谁让汪直有这个作案动机呢？后来的史料都是根据实录修的，也就只好这么人云亦云下去了。
汪直与项忠之间的是是非非还真难说清谁对谁错。早些时候，项忠在路上遇到汪直。车子已经走过去了，汪直才发现，赶紧令车夫掉头追上去，亲自下车向项忠道歉，项忠却连理都不理。《明史纪事本末》上写道汪直又折辱项忠于朝，派遣校卒上堂，辞色甚厉，项忠还是不为礼。可是校卒怎么有权利到朝上去呢？内阁成员在弹劾汪直的奏章中愤怒地写到，汪直每日外出带的随从太多，把路占得满满的，碰上官员人等，无不喝令下马，气的项忠不得已罢朝而返，其欺凌大臣如此，如何如何。还有西厂官校查案时竟敢擅自把兵部武选司的大门封了，实在是欺人太甚。如果汪直有在朝上当面折辱过项忠，那可比上面说的恶劣多了，就不会只是提到这两件事了。看来《明史纪事本末》上讲的还是同样的事情，只是通过断章取义又给夸张化了。
汪直仰慕项忠，可是项忠似乎连沾了汪直都嫌脏，弄得汪直很是抓狂。汪直的确年少轻狂，后来干的事情有些像小孩子为求大人关注专门干些恶作剧一样，但他真的没有害过项忠。

六、真假西厂
内阁与司礼监联合起来没斗过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却仅仅是一个开始。京城的高层政坛地震虽说因汪直而起，却不是汪直主导的，不少人觉得他只是幸运而已。在信息传播缓慢的古代，半年时间还不足以让一个人的威势震撼全国。
一次阴差阳错的意外，让汪直与南京守备太监覃包发生了矛盾。西厂第一次被关时，汪直最得力的手下百户韦瑛获罪被逐，西厂重开后，韦瑛的弟弟韦瓒入西厂，声势不下于韦瑛。汪直派韦瓒到贵州等处秘密缉事，经过南京时，韦瓒凭关文潜住在龙江驿站。韦瓒在南京访知闲住的都督李震与覃包交结，私通贿赂，还有李震仗势侵占官街，役使军卒造屋等数件事情，秘密记了下来。韦瓒在关文上诈称姓韩，又有人认识此人姓韦。驿官觉得这人怎么有两个姓，很是可疑，于是上报给了南京守备太监覃包。覃包得到韦瓒缉查李震覃包事情的两张密帖，把密帖收了起来，指责韦瓒是假冒的，下令将韦瓒下到南京锦衣卫拘问。韦瓒受刑不过，只好枉自承认自己是假冒的，直到被械送到京师，才由汪直为他证明了冤枉。宪宗派汪直到南京列数覃包等人的罪过并责备。汪直回京后，锦衣卫请治覃包等人之罪，宪宗于是调覃包于神宫监孝陵司香（降为奉御的意思），令李震回京闲住。
这么一来，南京众人终于亲眼见识到了汪直的不好惹。其实我觉得覃包一定知道韦瓒的确是西厂的人，韦瓒是西厂核心人物（相当于电影里所说的大档头），即使什么信物都没有（这也不大可能），知道的东西也足够说明此人身份不寻常。真的西厂才会去查那种事情，假冒的才不会去管那些闲事呢。南京守备太监是司礼监在南京派出的分支，是南京最高长官，可以说是南京土皇帝。作为南京守备太监的覃包自然清楚京城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没想到汪直这么快就查到了自己头上。覃包在成化三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南京司礼监太监了，对汪直这个后辈还是有些不以为然。早听说此人厉害，还是想试试其中的深浅，于是装作不知情，竟把汪直最亲信的手下屈打成招给押送回了京城。从史书上都能看得出来，当时大家自然也清楚，只是覃包不相信汪直这小子能奈我何，偏要给汪直一个软钉子碰碰。覃包的自作聪明却让自己成了西厂重开后汪直立威的第一个对象。
覃包被撤后，汪直按王越的意思，请宪宗命忠义前卫指挥使丁固宗于南京锦衣卫管事，从而确立了自己在南京的影响力。
也是在成化十三年十一月的同月，汪直上言，严文武官乘轿之禁，依洪武永乐年间例，文职三品，年六十以上才允许乘轿，武职一律禁止，宪宗批准。（实录还特别说明了，本稿是吴绶撰写的，总之在众人眼里所有事情肯定都不是汪直的主意。）当时都御史王越、尚书尹旻还有戴缙、吴绶都是汪直心腹，而学士刘珝为王越所诱也与汪直相通（实录的解释），这几个人凡是有什么谋议，都可以通过汪直直达上听，又立即可以得到批复施行，众人皆畏惧，虽然名义上还有司礼监当道，也是对汪直小心回避。汪直所上的这道奏章与人于己都没有多少好处，只弄得众官员怨声载道，汪直当然不是个死守祖制的人，这么做目的应该的确是立威。
汪直虽然对官员比较苛刻，对百姓可并不坏。还是在同月，汪直还上了另一道奏章：“近日累获盗贼，多是各地逃逸到京师潜住的军户。这些人诈冒投托，游荡为非，无所不至。因
无籍贯，难以查考，如果令官校缉访捉拿，难免会惊疑扰民。乞敕都察院移文，令其一个月内到官府登记。首告者仍发回原卫所州县服役，免究其罪。如果隐匿不报，被官府查出来的，迁发到极边远的地方，并且罪连所主之家。果真因贫难不能还乡的，审其来历无碍，编注京卫军，发给食粮，使其得所。还有些诈充内官家人的游荡无籍之徒，听其所主之家及邻居的意见。”奏章报上去，都察院议其所言当理，乞通行晓谕，宪宗从之。明朝到了中期后大量军户因难以生计逃离原卫所的事情也是朝廷一大难题，汪直所上的这道深切时弊、体恤民生、措施得宜的奏章还好没被说成是别人的意思。
汪直自己是个逍遥自在的人，领的西厂也足够欢乐。不仅有真的被当成假的从南京押送到北京，还有假的被当成真的从南京一路被人捧到福州，也就是极具戏剧性的“假汪直”事件。据史料记载，冒充汪直的是个江西人，叫杨福。杨福曾经在崇王府内使手下为奴，跟随这个内使到了京城，后又因事背逃了回去。经过南京时，遇到了一个旧识，这名旧识说杨福长得像汪直。于是杨福就假扮成汪直，那个旧识就充当校尉先导。两人从芜湖县搭乘驿传南下，经历常州、苏州，又从杭州到绍兴、宁波诸府，所到之处官府皆争先恐后奉承，连市舶司的内官也相信了他们，闻而畏之。老百姓听说汪直来了，很多拿着讼词前来诉冤，这假汪直居然也会去为他们审理。“行骗两人组”到台州、温州、处州及建宁、延平的时候还操练兵马、视察粮库以张威势。汪直不收贿赂，天下皆知，两人所过之处“汪直”假廉以取信，却由这个假校尉大肆收赃，所得甚丰。到了福州，假汪直又称有敕旨，自三司官而下全部小心迎候，小官忤逆“汪直”意者会当即拖出去杖责。这么威风的两人最后居然因为没有符验被福州镇守太监卢胜察觉，终于真相大白，朝野轰动，最后以杨福被问斩结束。
这么传奇的事情史书以一句“时直势振天下，故小人乘之以扰害人如此云”草草了事。有人从史书无意间透漏的信息“官民多持词讼往诉，或为之理”，“虽假廉以取信”中读到汪直的形象并非像后世通常所说的那样奸恶，在百姓心中，汪直是清正廉明的，是能为他们伸张正义的“青天大老爷”。我倒更好奇这假汪直又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居然能大摇大摆走过了整个江南。要知道汪直这时的年龄可只有十几岁，天下皆知，假汪直自然也不能太大了。再看假汪直行骗的整个过程，也更像是在玩，而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只是这其中更多的有意思详情，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从上面的事情看来，陈钺似乎是一个有真本事，一心为国，只是有些狂傲的人。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在陈钺的捷报传到京城的同时，他所做的其他事情也传到了朱见深和大臣们的耳朵里。比如妄杀女真使者，并因此报功，贪功生事激起女真人反抗，为了报功无所不用其极，凌虐投降之人致死好得以冒功，甚至掘死人头骨来充杀敌之数（从后来的事情看来，这些事应该是真的）。即使是这样，朝廷还要倚仗陈钺来镇守辽东。最初汪直想要到辽东招抚的时候，大家还担心以汪直的个性，会把陈钺直接给拿下来导致误事。
后来，辽东局势越来越紧张，朝廷派了兵部侍郎马文升为钦差偕大通事都指挥詹升前去招安。不过有陈钺等人在，招安真的是一个很难办的差事。马文升费了好大劲，终于相继招抚来了建州三卫和海西等卫的女真头领，敕谕抚慰，遣还俘虏，仍令入贡，只是女真人认为不得大通事入境遍谕，还是心怀疑惧。马文升请求兵部令大通事深入虏境招抚。只是所有的招安情况都是马文升一个人上报的，总兵巡抚等官竟然全部都没有一句关于招安的话奏报。这边兵部刚在怀疑马文升与辽东巡抚等人不协，恐招安难以成功，命马文升与陈钺等人在一起合议。马文升又上奏虏寇拥众从清河入境抄掠，上言：“建州女真叛服不常，往年已招降都督董山等，而又杀之，已为失信。近复捣其巢穴，概杀无辜，故彼仇恨不服，变诈难信。招抚征讨，伏候处分。”兵部尚书余子俊认为：“今推诚抚安，事将就绪。若欲加兵，则抚安成命不足为恩，适足为仇，无以示信。况六月兴师，兵法所忌，宜令总兵巡抚等官按兵境上，以戒不虞。”仍与马文升等商定，以抚安为主，好稍解边困，果真有深入为寇的，方许征讨。奏上，宪宗同意。
辽东的事情的确是一笔说不清道不明的烂帐，史官因在马文升与陈钺之间明显的偏向性，认为是陈钺一心想捣巢贪功，而马文升奉敕招安，所以陈钺故意违拗不协，马文升为之所苦累。
像是在回应马文升一样，陈钺紧接着又上奏报捷：“五月，虏入大水峪境，我师击之，连胜，共斩获首虏一百四十七级。”按这样的斩级数，可以算的上大捷了，章下兵部，只是回复知道了。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陈钺开始感觉到了危机。
汪直是成化十四年六月到辽东的。最初王英劝汪直到辽东的目的就包括考察陈钺的作为，陈钺听说后很害怕，派人到京城贿赂朝臣中与汪直相厚的人，以求帮他解除这次危机。又令人自广宁至山海关一带安排百姓群伏在汪直经过的地方，申告巡抚官行事公当，惠及军民，求保下陈钺。当时汪直左右已经有收下陈钺贿赂的人，也跟着对陈钺大加称赞，好让汪直深信不疑。到了广宁，陈钺穿着便服，像仆役一样在汪直左右日夜服侍，汪直很是高兴。而在同时，马文升对汪直的随从大加呵斥，导致左右争相在汪直面前说马文升的坏话。陈钺取得汪直的信任后，很快在汪直面前开始了对马文升的攻击。
这就是陈钺，才能卓著，狂傲不羁，野心勃勃，又能屈能伸，狠戾狡诈。这样的人，不是一般人只要有权势就可以驾驭得了的。
马文升与陈钺在汪直面前截然不同的表现通常被认为是造成汪直对他们不同态度的原因。但如果仔细考究一下汪直行事的时间，就会发现并不是这样。汪直第一次到辽东的时候，是抱着安抚女真的目的去的。尽管马文升并不喜欢汪直，行事简直像是在戏耍他，但汪直并没有介意，很是听马文升的劝，回去后还给马文升报了功。
汪直与马文升的反目，又是一年以后的事了。在这一年里，女真各部还是时常犯边，陈钺逐步成了汪直的亲信。而汪直开始倾向于陈钺的意思，希望能一举剿灭女真。成化十五年五月，在陈钺的谮言下，汪直上奏，马文升专擅行事、怀奸不忠、抚安无方、致启边衅，直接把马文升下了锦衣卫狱，仅仅过了九日就谪戍到了重庆。
几乎在同时，汪直还出手收拾了陈钺的另一个仇家，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牟俸，也是被罚戍边。与马文升被谪所有人都为他感到冤屈不同，牟俸曾经与人合谋参劾了非常有个性的江西吉安知府许聪，最终造成许聪被杀。许聪之死众人争议极大，以致牟俸等人不为公论所容，所以牟俸因贪赃被下狱，“竟人皆知其为直所陷，而无恤其冤者”。

早些时候，辽东守将奏报，谍者称虏酋（应该指鞑靼小王子）在近边追寻朵颜三卫，而三卫人马也多逃到接近明朝边境的地方潜住，已经命令边将戒严。兵部尚书余子俊和总兵官朱永等上议派都督冯升、马俊领骑卒五千前去协助边将战守，山海关以西宜令都指挥二员领兵协守。继而又得都御史王宗彝上奏说道，虏众来势汹汹，现在的兵马不足以分守要害，复请防御之策。事下兵部看详，余子俊等人于是商议出师。
宪宗命汪直监督军务，朱永充总兵官，王越提督军务，太监傅德管领神枪，都督白瑜、李俊充左右参将，庄鉴、马俊充游击将军，领兵一万往辽东会合征剿。又考虑到鞑靼可能西犯大同，命太监刘恒监督军务，定西侯蒋琬充总兵官，都御史孙洪参赞军务，太监张善管领神枪，白全充参将，杨玉充游击将军，领兵一万往大同会合邀击，官军人赏银二两。仍令都督冯升、刘能各领兵三千，往山海关直抵居庸关协同战守，人赏银一两。
不过这一次还没来得及起行，又被宪宗给叫停了。因为辽东总兵官缑谦又有新情况上报了，大意是鞑靼虽然拥众入开原境上，但只是在寻杀朵颜三卫，没有深入内地，现在已经远遁，三卫夷人来边避难的也已经遣出境了。宪宗当即命汪直等人罢兵勿行（既然不干咱们什么事，让他们狗咬狗去吧）。
这是一段让后来的清朝看着非常不舒服的记载，本来打算简单戏说过去的，但还是决定把复杂的的军事调配列出来，是想说明战争不是儿戏，汪直参与的出师是国家性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从决策到行动都不是单个因素在左右，从来不是像有些地方所说凭汪直一人的好战就可以为所欲为。
成化十六年十二月，兵部上奏：“大同总兵官、右都督范瑾等奏报，十一月二十五日虏众入威远墩等处，西路参将卢钦等率兵邀击，斩首一级，遂遁去。然钦所报虏退之期与侦卒所报不同，必有隐匿情弊，宜治钦等怠弛失机之罪，且敕西北二边守将整兵防御，或仍遣太监汪直等如旧所拟往制边事。”宪宗说道，大同失机之事还需御史勘奏，至日处治，卢钦等姑且令其戴罪自效，汪直等也不必去，敕谕诸边严加堤备。
不久，鞑靼军入大同，大同都督范瑾上奏：“十五日，虏众从威远卫坟岭等墩入境，即日遣游击将军朱鉴领游兵三千人，副总兵孙钺等领兵三千余人，瑾及太监韦正、左副都御史孙洪等领兵四千余人起程继进，仍调东路分守将官率阳和、天城骑兵继后应援，相机追杀。”
宪宗这才怒了，说道，此虏累钞境内，扰害边方，命太监汪直监督军务，保国公朱永佩平虏将军印、充总兵官，威宁伯兼左都御史王越提督军务，太监傅德管神枪，仍然统帅原阅听征官军会兵征剿。
两个月后，汪直等上章奏捷：“二月初八日，虏从海东山等墩入境剽掠，臣等分布官军截杀，追至黑石崖等处，生擒虏贼十人，斩首一百十三级，获马七百二十九匹，器械六千二百余件。”汪直上的奏章很简洁，没有很华丽的描述，但很清楚地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汪直与王越的黄金组合让大同成了一个铜墙铁壁。
黑石崖大捷让宪宗高兴到把能拿出来的赏赐全拿出来了还嫌不够，大同之役的战功赏赐力度之大超过了前面每一次大捷，可以说是让人叹为观止。宪宗再次升了先期报捷的汪直养子汪钰、王越之子王时和朱永之子朱暟的官位。献俘到兵部论功后，汪直岁加食米三百石，朱永世袭公爵，王越加升太子太傅，掌前军都督府事，总五军营兵。所有参与这次的人员，从太监到运粮官，全部各有升赏，单升职记录就列了几百字。其余将士一万七千七百五十
二人各从厚升赏，一共用银一万九千两，绢二千疋，布一万四千一百余疋。大同各守将因为先前失机，宪宗命他们戴罪杀贼，按例不能再得赏赐，汪直回来后为他们求了情，也全部得以升官。
汪直是宦官，按旧制，内臣至太监无秩可升，只能加食米，以岁十二石为一级。宪宗给汪直一下子加了三百石，前所未有，创有明一朝纪录，荣宠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