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甘心就此束手待毙的永历在一些忠于自己的大臣策划下,密诏远在广西的李定国统兵入卫,前来救驾。不料事机不密,反被孙可望侦知,在震怒之下派兵入宫,严令勒逼永历交出“首事之人”。先后处死参与此事的大臣一十八人,这就是南明史上有名的“十八先生案”。经此一事,可望愈益加快了谋权篡位的步伐。一再避促永历迁往贵阳,永历帝的日子越发不好过了。
李定国当初为避孙可望猜忌而转入广西,本打算合同郑成功收复广东后迎永历移驾,然而前线军事颇不顺手,在永历连番密诏之下,李定国决定放弃两广,回兵救助永历。一路上轻骑简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孙可望安排的防线。进入安龙城。因为考虑到贵州乃是孙可望的势力范围,于是又连日兼程护卫永历进入云南昆明,留驻昆明的沐天波,刘文秀皆出城欢迎。一致支持永历以昆明为都,重整朝政。至此孙可望独秉国政,一手遮天的局面被彻底打破。
永历迁往昆明后,为争取团结孙可望,维持一致抗清的局面,不但对留驻昆明的孙部将领一体加官进爵,又派使者赴贵阳表示倚重之意。在李定国奏请下,还礼送可望妻,子及部众回贵阳以示无他。面对永历帝及定国的主动示好,孙可望一时踌躇不决。
然而前面已说过,知进而不知退是可望性格上的主要缺点,在做了多年国主之后,要他重新退回到臣子的地位,甚至居于李定国之下,在他看来,是绝对无法接受的奇耻大辱。在左右亲信的怂恿下,孙可望一面大规模封侯拜将以鼓舞士气,一面集结兵力,悍然准备以武力来解决问题了。
1657年,可望在贵阳誓师,亲率十四万大军往攻云南,而这时李定国,刘文秀部下仅三四万人,兵力对比悬殊。可望认为此战必胜,竟“预制扭锁三百副”并放出大话:“破滇之日用以囚永历并定国、文秀诸文武解黔耳”。面对来势汹汹的孙可望大军,李定国,刘文秀决定亲率部众,破釜沉舟与可望一搏。
九月十五日,双方军队相遇于云南曲靖交水,分别距离十里下营。可望军十余万人列营三十六座;定国、文秀军约三万人分三营列阵与之对峙。可望见人多势众,以为可以稳操胜券,却不知他手下将领白文选,马宝等人与李定国等多年出生入死,都不愿意自己人打自己人。早已暗通定国约定阵前倒戈。只有孙可望自己还蒙在鼓里,大做削平群雄,一统天下的好梦。
十九日,定国,文秀主动出击,双方交战于三岔口。两军交锋之初,文秀骁将李本高马蹶被杀,前锋失利稍退。立于高阜观战的可望见已挫定国锐气,当即命命秦军乘胜推进。白文选见形势危急,亲率五千铁骑与马惟兴营二军联合抄出可望阵后,连破数营,定国、文秀趁势挥军进击,秦军大乱,手下纷纷大呼:“迎晋王!迎晋王!”十几万大军一时土崩瓦解。孙可望仅在少数兵马保护下,仓皇东窜,逃往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