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杜菲先生住在查波利佐德，因为他虽然是都柏林市的公民，却想住得尽量远离那座城市，也因为他发现都柏林其他所有的郊区不是太乏味，就是太时髦，要么就太矫情。他住在一幢幽暗的老房子里，从窗户里可以看到废弃的酒厂；再往上还可以看到浅浅的河水，都柏林就建在那河边。


他的房间没铺地毯，高高的四壁空空荡荡，一幅画也没挂。室内一应家俱都是他自己买的：一个黑色的铁床架，一个脸盆架，四把藤倚，一个衣帽架，一个煤篓外带火炉围栏和生火用具，还有一张方桌，上面放着一个带盖的写字台。


在壁龛中，用白木板做了个书架。床上的卧具都是白色的，床脚铺着一块黑红相间的小地毯。脸盆架上方挂着一面带把的小镜子，白天，一盏罩着白色灯罩的台灯便是壁炉台唯一的装饰了。白木架上的书是按书的体积大小从下往上码放的。


一套华兹华斯全集放在最下面一层的一头，而一篇缝在一本笔记本的布封面上的《梅努斯问答》摹写本，则放在顶层的一头。写字台上总是有一些写作用具。写字台里放着霍夫曼的《迈克尔·克雷默》的译稿，剧本中的舞台指导说明是用紫墨水写的，一小扎手稿则用铜大头针别在一起。在这些纸页上时不时地有一句题词，而且天晓得什么时候，《崩豆》的一则广告标题被贴在第一页纸上。掀开台盖，会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不是新杉木铅笔的香味，就是一瓶口香糖的味，再不就是放在里面忘了拿出来的熟透了的苹果味。

身体或精神略有不适的迹象，杜菲先生就很难受。要是在中世纪，医生准会说他害了忧郁症。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带有都柏林街道的棕色。
长而偏大的脑袋上长着干巴巴的黑头发，黄褐色的小胡子并不能遮住那张不和善的嘴。他的颧骨也给他的面孔增加了几分严厉；不过他的眼睛倒不厉害，只是在那两道黄褐色的眉毛下面打量着世界，使人感到这个人总是准备觉察出他人身上的赎罪精神，却往往大失所望。他有点神不守舍，老是用怀疑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行为。
他有一种奇怪的写自传的习惯，时不时地要在心里造一个关于他自己的短句，却用第三人称作主语，还要有个过去时态的谓语。他对乞丐从不施舍，而且总是步伐坚定，拿着一根结实的榛木棍。

他在巴格特街一家私立银行做出纳员已有多年。每天早晨，他从查波利佐德乘电车来上班。中午，他去丹·伯克餐馆用午餐——一瓶淡啤酒和一小盘葛粉饼干。四点钟他就没事了。他在乔治街一家饭馆吃晚餐，在那里他感到离开了都柏林的纨绔子弟，比较自在，而且那里的菜单价码也比较实惠。晚上的时光，他要么消磨在女房东的钢琴旁，要么在市郊闲逛。出于对莫扎特音乐的爱好，他偶尔也去听一场歌剧或音乐会：这是他生活中唯一的消遣了。


他既没有同伴也没有朋友，不去教堂也不信教。他过着独往独来的精神生活，同他人没有任何交往，只是在圣诞节才走走亲戚，或者在亲人去世后去送送葬。他纯粹是为了古老的体面才参加这两种社交仪式的，但他决不向城市生活的习俗再多让一步。他会幻想在某些情况下，他会抢他的银行，但是由于这些情况从不出现，他的生活也就安安稳稳地过下去——整个一个平淡无奇。


一天晚上，他发现自己在罗敦达剧院坐在两位女士的旁边。剧场中观众寥寥，很安静，令人痛苦地预示着演出要失败。紧挨着他坐的那位女士看了看空荡荡的剧场说：


——真可惜，今天晚上观众这么少。对着空空的板凳唱歌，也太难为人了。

他把这话当作是邀请他谈话的表示。她似乎没有什么局促感，这使他很惊讶。他们一边谈着，他一边努力把她的长相牢牢记住。当他得知她身边那位年轻女郎是她的女儿时，他断定她比自己小一、两岁。她的面孔想必过去很漂亮，这时也依然显得聪明。这是一张瓜籽儿脸，五官很有特征。眼睛蓝得深沉而且从容不迫。它们的凝视一开始有点挑战的神气，但是继而瞳孔似乎有意的迷茫又使那凝视散乱了，片刻之间显示出一种极敏感的气质。瞳孔很快镇定如常，再次恢复那种拘谨的若明若暗。她的羔皮短外套勾勒出一个饱满的胸脯，更加重了那种挑战的神气。


几个星期后，在鄂尔斯堡台地的一场音乐会上，他和她再次相遇，并趁着她女儿分神的时候说开了体己话。她婉转地提到她丈夫一、两次，但是口气并没有警告的意味。她是希尼科太太。她丈夫的远祖是意大利来航人。她丈夫是往来于都柏林和荷兰间的一艘商船的船长，他们有一个孩子。


第三次与她巧遇时，他鼓起勇气提出一次约会。她来了。那以后就相会了很多次；他们总是在晚上见面，并且选择最安静的地方一块散步，然而，杜菲先生对偷偷摸摸极为厌恶，发现他们不得不暗中往来，便强迫她请他到她家去。希尼科船长对他的拜访很欢迎，以为他女儿的婚约指日可待了。他早就打消了从妻子那里找到欢乐的念头，所以根本不怀疑别人会对她感兴趣。由于丈夫常常离家，女儿又常出去教音乐课，所以杜菲先生同那位夫人交往的机会很多。无论是他还是她以前都没有过这样的冒险，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合适。他渐渐地使她对他的思想着了迷。他借给她书看，把想法告诉她，与她交流自己的精神生活。她什么都听他的。

作为对他的理论的回报，她有时也谈谈自己的生活。出于近乎母性的关切，她鼓励他尽量开朗；她成了听他忏悔的“牧师”。他告诉她说，他有时在爱尔兰社会主义党的会上帮帮忙，在那里，在用一盏昏暗的油灯照亮的亭子间里，在一群严肃的工人当中，他感到与众不同。当该党一分为三，各有各的领导和亭子间时，他便不再参加了。他说，工人们的讨论缩手缩脚；他们对工资问题的兴趣太大。他觉得他们是面貌凶恶的现实主义者，对他们所享受不到的悠闲中所产生出来的那种刻板态度，他们都很反感。他告诉她，在几百年之内，都柏林不会发生社会革命。


她问他为什么不把他的想法写出来。写出来干什么，他反问她，语气中带着点谨慎的不屑。是为了同爱用漂亮字句，但持续思维不能超过6秒钟的人一比高下？还是为了让自己成为那些感觉迟钝的中产阶级批评的靶子，他们任由警察来主宰其道德，由剧团经理来主宰其艺术？


他常常到她在都柏林郊外的小小别墅去，常常整晚上就他们俩在一起。随着他们思想的互相接近，他们讲的话题慢慢地也不那么飘渺了。她的陪伴就像温暖了一株外来植物的一片沃土。有好多次，她就同他谈到天黑，也不点灯。把他们保护在黑暗里的房间，他们与别人的隔离，仍在他们耳畔回荡的音乐，把他们融在一起。这种融洽使他们得意，磨去了他性格中粗鲁的锋芒，给他的精神生活平添了感情色彩。有时他觉得他在听他自己的声音。他认为，在她的眼里，他会升华到一种天使般的境界；而随着他对他这位伴侣火辣辣的性格感到越来越亲近，他听见那个奇怪的不知是谁的声音，那个他以为是他自己的声音坚持说，灵魂的孤独是不可救药的。我们不会献出自己，那声音说，我们只顾自己。这些谈论的结束是在一天晚上，在她表示了种种非同寻常的激动之后，希尼科太太热烈地抓住了他的手，把它贴在自己的脸颊上。


杜菲先生惊讶坏了。她对他的话这样理解，使他感到幻想破灭了。他有一个星期都没去找她；然后他给她写信，请她见他一面。他不希望他们最后一次会面由于他们原来的忏悔处已遭破坏而受影响，所以他们是在公园门口附近一个小点心店见的面。已是秋凉天气，但他们不顾天冷，沿着公园里的路来来回回遛达了近三个小时。他们同意中断他们的交往：每一件信物，他说，都是令人伤感的东西。他们出了公园，无言地走向电车；但是这时她开始发抖，抖得很厉害，他害怕她又会倒下，便匆匆向她道了别，离开了她。几天后，他收到了一个包裹，里面有他的书和音乐。

杜菲先生的眼睛离开了报纸，凝视着窗外惨淡的夜景。河静静地躺在空荡荡的酒厂旁边，卢肯路的某座房子不时亮起一盏灯。结局竟会是这样！对她的死亡的叙述引起他的厌恶，厌恶他竟跟她谈过他认为是神圣的事。记者为了掩饰一种普通、平庸的死亡所用的词句，空泛的同情表示，小心翼翼的措词，使他大倒胃口。她不仅使她自己掉价，也使他掉了价。他看到了她恶习中卑劣的一面，可耻，恶心。他的灵魂的伴侣！他想起那些步履蹒跚的可怜人，他曾看到他们带着瓶瓶罐罐，让酒吧的男招待员灌酒。天哪，结局竟是这样！显然她就不配活着，她没有目标支撑，又轻易屈从于习惯，成了养育起文明的一具残骸。但是她竟沉沦到这种地步！他有没有可能完全看错了她？他想起她那天晚上的爆发，看待这件事的感觉比以往更为严苛。此刻他毫无困难地赞许了自己采取的行动。


光线越来越暗，他又想起了别的往事，想起她的手曾碰到他的手。最初使他倒胃口的那种震惊又撞击着他的神经。他很快地穿上大衣，戴上帽子，走了出去。在门口寒气向他袭来，灌入他的衣袖。他来到查波利佐德桥下的小酒馆，走进去要了一杯热果汁加酒的香甜饮料。


酒馆老板讨好地给他端上了饮料，但是没敢同他讲话。酒馆里有五、六个工人在讨论一位绅士在基尔代郡的庄园的价值。他们从那巨大的一品脱平底无脚酒杯中喝上一口，再吸口烟，常常往地板上吐痰，有时就用他们笨重的靴子撮过锯末盖在痰上。杜菲先生坐在凳子上瞪着他们，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过了一会儿，他们出去了，他又要了一杯果汁酒饮料。他就着这杯饮料坐了好长时间。酒馆很安静。老板趴在柜台上，读着《先驱报》，打着哈欠。不时会听见一辆电车嗖嗖驶过外面行人寥寥的马路。


当他坐在那儿，把他和她交往的那段生活又过了一遍，又不时地想起他现在把她设想成的两种形象时，他才意识到她死了，她不复存在，她已成为一种回忆了。他感到不安起来。他自问，他还能怎么样。他不可能同她把一出骗人的喜剧演下去；他不能公开与她同居。在他看来，他也只能这么做了。怎么能怪他呢？现在她没了，他也明白她的生活曾经有多么寂寞，一夜又一夜地在那屋里独坐。他的生活也会寂寞下去，直到他也死了，也不复存在，也成为一种回忆——除非有人记得他。


他离开那酒馆时已过了九点。夜凄冷苍茫。他走过公园第一个门口就走了进去，走在光秃秃的树下。他又走过他们四年前走过的那些荒疏的小径。黑暗中，她似乎就在他近旁。他时不时地似乎感到她的声音响在他的耳畔，她的手触到他的手。他站住倾听。他干吗不给她生路？他为什么判了她死刑？他感到自己的道德在土崩瓦解。


他走到麦格吟山的山顶上时，止住了脚步，沿河向都柏林望去，那座城市在寒夜中放着好客的红光。他沿着山坡往下望，在山脚，在公园围墙的阴影里，他看到有人影影绰绰地躺着。那些用钱可以买到的偷偷摸摸的爱情令他绝望。他玩味着他一生的严正，他感到他与欢乐的生活格格不入。一个活生生的人好像爱上了他，而他却否决了她的爱和幸福：他判定她不知羞耻，让她死于羞愧。他知道躺在山下公园墙边的那些人正看着他，盼着他走。谁也不需要他。他与欢乐的生活格格不入。他把目光转向灰蒙蒙的闪着微光的河，那河蜿蜒流向都柏林。在河那边，他看到一列货车正蜿蜒驶出国王桥车站，像一条有着火红脑袋的虫子在黑暗中顽强而吃力地蜿蜒爬行。它缓缓驶出视野；但他仍能听到机车的嗡嗡声不绝于耳，重复着她名字的音节。


他转身从来路往回走，机车那有节奏的声音仍响在耳畔。他开始对回忆显现给他的现实感到怀疑。他在一棵树下停下来，待那节奏消失。他在黑暗中感觉不到她在近旁，耳畔也听不到她的声音了。他又听了几分钟。他什么也听不到：夜一片寂静。他再听：一片寂静。他觉得只有他自己了。

【全文完】文艺来源于更优秀的阅读，而非市场广告中的那几个。

特别道歉：本文标题错了一个字，修正为《一桩惨案》，由于我的疏忽，特此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