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北国的天山，有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名叫博格达峰，海拔5000多米。那里经年积雪，鸟兽无踪，人迹罕至，却生长着一种特殊的草本植物。她在悬崖峭壁间默默生长，不畏严寒，芳菲依旧。当地的维族人美其名曰“塔格依力斯”，意思是美丽的仙草；汉语称之为雪莲。雪莲花离群索居，于喧嚣之外孤独而倔强的绽放。设若有人问道:伊为何生长在那里？山谷的回声如是:因为山在那里。
关于存在主义，我也有一些看法。其一，如果无法深味生命中刻骨铭心的恐惧和虚无，就无法真正理解存在主义。
十九世纪的尼采如同先知般地预告:上帝死了。那时候的人们惊诧之余却觉得不过是疯人的诳语，鄙夷地将其抛之脑后了。然而对于现代人而言，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狂飙突进的商业主义之后，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人们有理由相信:或许上帝真的死了。
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无休止的徒劳，正预示着现代人的困境。这困境不仅仅在于西西弗斯的被奴役和被压迫，更在于他的被奴役和被压迫毫无价值；他立于无所依怙的境地，无论你如何大声呼告，痛苦流涕，境况也不能改变半分——这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在卡夫卡的笔下是一番类似的景象:土地测量员阴差阳错的闯入了村庄，他竭尽全力想要抵达城堡，却一次次铩羽而归。作为这个村庄的过客，他两手空空而来，又一无所有而去。你永远都无法抵达城堡，这便是人的宿命和存在的悲哀。
于是萨特们走上舞台，以一个人道主义者的良心告诉人们:尽管如此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热爱，哪怕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热爱。要相信存在先于本质，跳舞吧欢呼吧，为了存在本身而干杯吧。
然而，我一直怀疑萨特是一个自我麻痹的盲目乐观主义者。他的自我麻痹来自于他的盲目乐观，他的盲目乐观又来自于他的自我麻痹。
这便引出我的关于存在主义的第二个观点:如果丢掉了拯救的无限可能性，所谓存在主义不过是一种自欺主义，甚至是一种文字游戏。
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我们发现了人类绝望的深处的微光:K有可能抵达城堡，尽管无路可循，但是通向城堡的道路仍然依稀可见。
这在克尔凯郭尔那里有了较为清晰的表述。他以为审美的人生（比如唐璜），终将化为泡影；伦理的人生（比如斯多葛主义者，苏格拉底等），在偶然性面前不堪一击；只有信仰骑士（比如约伯，详情参见旧约.约伯记以及克尔凯郭尔的著作）才有可能获得拯救。理性的终点是绝望和悖论，萨特们在理性的终点处吹起一个巨大泡影，人们在其中找到了一些廉价的安慰。但是约伯们却并没有止步，他以绝望的一跃试图跨过理性的终点，在信仰中获得重生。
但是，现代社会像约伯这样的人会存在吗？克尔凯郭尔没有给出答案，他用无限的热情描述了这种可能性，并献身于它。他为每一个寻求生命价值，不接受廉价哲学安慰的人，打开了一扇通向上帝的门；尽管上帝很可能住在乌有之乡，对我们完全不闻不问，但是只要一想到这种可能性，人们就会幸福地泪流满面！
2014.8
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