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朱子理学成为主流。朱子主张穷致物理，所以阳明先生早年也曾经和许多儒生一样，对着院里的竹子拼命用功，甚至累出病来。龙场悟道以后，才发现原来格物致知应该在身心上用功。“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民，即治民为一物。”"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因此阳明所说的格物，与朱子不同，不再局限于有形的物体，而是对意识行为（心体起用）的发端处搜污剔垢、去私存公。

阳明学在做功夫方面，最是被理学家诟病。弟子萧惠问： "己私难克，奈何？"先生曰："将汝己私来，替汝克。"这是用禅宗达摩祖师故事，直指人心。又论为学工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廊清。" 这与参禅观照的区别在哪里？历来人们争论，也是因为同样的疑惑。

今举一例。一友举"佛家以手指显出，问曰：'众曾见否？'众曰：'见之。'复以手指入袖，问曰：'众还见否？'众曰：'不见。'佛说还未见性。此义未明。 "这是《楞岩经》里释迦牟尼佛七处征心以说明空性的著名经典。弟子问的是佛义，而阳明先生答道："手指有见有不见，而之见性常在。人之心神只在有睹有闻上驰骛，不在不睹不闻上着实用功。盖不睹不闻是良知本体，戒慎恐惧是致良知的工夫。学者时时刻刻常睹其所不睹，常闻其所不闻，工夫方有个实落处。久久成熟后，则不须著力，不待防检，而真性自不息矣，岂以在外者之闻见为累哉！" 到这里说的明明都是儒家心法。

辨析三则

（一）现代学者多指阳明先生是唯心主义。因为他说过“知行合一”、“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实不晓得这个“知”，是良知、觉知，而不是我们今天说的知识二字；这个“心”也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唯物或唯心的那个心。

“色身外洎山河，虚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楞岩经》）站在阳明的角度看，这个真心，原是自在的天；这个天，也就是自在的真心。一而二，二而一，本无分别。这个真心又有别名，叫做良知。真心不灭，良知也不灭。它起用时既是物又是心，寂寂时不是物也不是心；所以与西方哲学的唯物唯心概念都没有交涉。此中意味，悟者自能分辨。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阳明认为，圣人因为把握良知，所以凡事就抓住了头脑；并不是说事无巨细都要懂得。良知应感而动，表现在人的思想行为上，就是诚意。“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中庸》）心中无私，做事自然能持正见，用人自然能用贤人。所以技术上的细节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都知道。这是和朱子的穷致物理的主张对着说，与我们今天说的认识论不相干。

（二）阳明学是儒还是禅。 我体会，阳明先生的学问核心是从禅的真实体悟而转换为儒家传统的简易广大。从阳明四句教的一、二两句，可知非对禅的意境有深切领悟而不能道。而阳明在应对时随手拈来，毫不费力，也说明他本人对禅的领悟并不是仅仅停留在文字上。


以下是一个例子。弟子问："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阳明先生答曰："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先生又曰："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 阳明先生的简易广大能够“静亦定动亦定”，透过日用伦常来推究真理，绝不是枯坐禅定，而是禅宗本色。

如果我们追根寻源，阳明先生在龙场所悟出的，到底是禅还是儒？如果是禅，则可以推断他是经历了类似禅宗的顿悟，而又转化为儒家传统的简易广大；如果是儒，则可以断定他先前已经对禅理有透彻地体悟。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对禅理的深切悟解都是阳明达到“致良知”的前提和必经之途。

今天的社会发展，使我们能够回过头来历史地看待儒佛之争。人类的智慧就如《中庸》中说，及其知之，一也。在儒和佛的最高境界，实在是殊途同归、异旨同趣。到了宋明时代，禅宗已经把外来的佛法融入到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儒和禅为什麽不能相互为用呢？阳明心学就是这样的儒和禅的共同结晶，是运用禅理开发儒家大道的创造典范。有意思的是，阳明悟道之初，人多指他是禅；当他的儒家地位被承认，又拼命说他所悟道不是禅。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实质其实一样：执著儒家的名相；徒知皮毛的文字禅。

（三）阳明心学与禅的境界分野。然而阳明以“致良知”立论以后，便斩断了与禅的渊源。阳明先生的悟道是在一个极其特殊的条件与环境下的产物，顿悟禅机而出之以儒道伦理，从而有了一种儒家道统的限制，在历史的条件下，必须要与佛教划清界限才能立足。例如前面所引，“若解向里寻求，见得自己心体，即无时无处不是此道。亘古亘今，无终无始，更有甚同异？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分明已经要说到无色无相的“性空”的境界，却只能打住。

又说：“‘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此佛氏为未识本来面目者设此方便。
‘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今既认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说矣。”经过这一番金蝉脱壳以后，禅对于阳明学来说只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不过是外表看着像而已，骨子里头已经似是而非。

与此相应，阳明学的教法着重在简易广大。阳明主张：“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阳明先生自己是彻悟在先，在事境上用功就举重若轻。而传到弟子时教从格物致知上入手，少了明心见性，因此将心和意不免打成两节。比如后人喜谈“感而遂通”，不认得真心随境起用，就是“感而遂通”。而定慧等学，未有明心见性，何来“静亦定，动亦定”？我们看到，诸弟子中没有人达到阳明的境界，导致了阳明心学终究流于空泛支离。其后绪不是走向文字禅、口头禅，就是又回到理学（实学）的老路，不是偶然的。

从禅的角度看，阳明心学也是不究竟的。《六祖坛经》记载，禅宗六祖惠能大师问：“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当时弟子神会答道：“是佛之本原，神会之佛性。”因而被六祖斥责：“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原佛性。”阳明出于儒家的传统，以良知即心作为终极的境界；说 “心外无物”，却还要另外觅一个“虚灵明觉”来作为心的最终归宿。这对于禅来说，已经是有名相有执著，完全偏离了性色真空的真谛，是阳明心学不彻处。而阳明对佛教所作的批评："佛氏不著相，其实著了相。吾儒著相，其实不著相。"正说明他的证悟受限于儒家的传统，不可能达到佛学的无漏。这是更深一层的差别。
 
我想，“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金刚经》）如果抛开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那些在理论背后的政治和利益较量，此话可以为儒佛之争做一个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