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安庆保卫战史实
清军围攻安庆，是有好几次的，早在1857年2月24日，清陕甘提督秦定三、寿春镇总兵郑魁士等就会攻桐城而进围安庆，但结果被陈玉成，李秀成率领太平军联合打败，并又占领了六安州、正阳关而进入鄂境，巩固了安庆。同年10月，湘军头目彭玉麟又曾率内湖水师与福建提督杨载福率外江水师会同陆师夺取了小孤山、彭泽、小孤洑等处，安庆太平军虽经出援，但终被清军杨载福率李成谋等部先后又夺取马当、华阳及望江、东流等县，于是长江天险，差不多是敌我共有了。
1858年10月，清都兴阿、多隆阿、鲍超又率一万余步马卒，配合李续宾的部队攻下了石牌、集贤关等要隘，围攻安庆。后来只因为太平军取得了三河大捷，安庆围师才乖乖地自动撤退。
***是不甘心失败的。1859年重又制定用兵计划：第一路由曾国藩自认指挥，从宿松石牌进攻安庆；第二路由多隆阿与鲍超分任指挥，从太湖潜山反攻安庆外围的主要屏障—桐城；第三路由胡林翼任指挥，从英山、霍山反攻舒城；第四路由李续宜任指挥，从商城、固始进攻庐州。并决定进攻安庆、桐城的军事指挥部设于石牌；反攻舒城、庐州的军事指挥部设于六安州；除陆路兵力如此部署外，又增加水师，以求得“夹剿之力”。（曾国藩咸丰10年6月16日遵旨调遣水师折）
当太平军陈玉成部与李秀成部在1859年11月16日会师进攻浦口清营，大战五日，摧毁清军营垒五十多座，击毙清军湖北提督周天培，收复浦口，巩固了天京门户的时候，湘军趁虚分四路进犯安庆外围太湖、潜山两处，兵力在三万人以上。于是在十二月陈玉成率部驰援，并联合捻军张洛行、龚得树等部十余万前去抗击。陈玉成部与张洛行等捻军在潜山王家牌楼、广福砦、地灵港等处筑了一百余垒，这时清军鲍超部屯聚在距太湖四十里的小池驿，清军蒋凝学部屯驻于龙家凉亭，多隆阿部扎营于新仓，太平军决定先向小池驿的清军发动攻势，切断小池驿与新仓的交通，双方激战了二昼夜，鲍超的霆军被歼灭一千余人，副都统衔协领西林布哈尔库、参将吴明亮，均被击毙，太平军和捻军把鲍超四面包围起来，帐棚粮草，全被太平军用火箭焚烧殆尽，敌人军心惶恐异常。曾国藩了挽救小池驿的霆军，急调清总兵朱昌隆从宿松抽出十营兵力会同唐义训部驰援；多隆阿、蒋凝学也各调军急救。官文又密令金国琛、余继昌率清军从潜山天堂、高贡岭去增援，清军的四面八方援军齐至，太平军和捻军自小池驿撤围退走。霆军是反动地主武装的主力之一，是一支凶悍的机动兵团，哪一处紧急，曾国藩就派他前去应战，所谓“鲍超一军，为江、皖两省游击之师”。（《曾国藩奏稿》卷14咸丰十一年六月十八日折）这次受到太平军的沉重打击，迫使“鲍超经此战后，见军士必离涕。”（见《怀宁县志》）
从1859年12月起，到1860年2月止，双方在太湖、潜山一带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战斗，敌人承认这次战争是“军兴数年以来，仅见之大战。”（胡林翼克复太湖县城疏）不幸，太平军陈玉成及捻军张洛行等部战败，失去了太湖、潜山二县。当然，太平军还可以重新组织力量，进行反攻，可是正在这个时候，天京又被围甚急，天王命令陈玉成率部回救，陈玉成就只好留叶芸来等守安庆，自己则率部驰救天京，会同李秀成部再一次彻底地覆灭了江南大营，取得巨大胜利。这一胜利消息，迫使进围安庆的湘军感到：“今则江东各路全军破败（指江南大营），贼势既无所顾忌牵缀，必挟全力全势悉数西犯以谋楚军，是楚北皖北之危破情形，不待智士而已知矣。”（胡林翼奏陈筹拨招募并军情贼势缕析情形折）清军为了想迅速地围攻安庆，一面增加实力，一面趁陈玉成尚留在下游的时机，令水师提督杨载福及彭玉麟率水师攻取安庆上游的重要门户—枞阳。当时太平军如能守住枞阳，清军是无法进围安庆的，胡林翼就曾这样说：
“枞阳为安庆之吭首，不得枞阳，不能合围，即再屯兵十年，不能制贼要害，亦不关贼痛痒。”（转引范文澜《中国近代史》144页）
1860年5月，清军杨、彭督叛贼韦志俊猛攻枞阳，决罗塘洲及下首堤岸引水入后湖，水陆并进，双方又一次展开猛烈的血战，结果守将连添福万宗胜阵亡，六月廿日，敌人侵占了枞阳。韦志俊在这次争夺战中，替他主子立下了很大的汗马功劳，使得敌人如此称赞他：
“韦军血战，劳苦功高，幸而得之，为安庆谋，则此功极大，战绩良苦。”（转引范文渊：《中国近代史》144页）
枞阳落入叛贼之手后，进犯安庆的曾国荃部就可合围了，安庆的形势，愈益危急，11月，英王陈玉成率领杨辅清、黄文金、吴如孝等部太平军及联合捻军龚得树，孙奎星等十余万人援救安庆，向围攻安庆得曾国荃部展开了猛烈的反击，围师在太平军的压力下，正准备撤退，可是韦志俊这个叛徒又从枞阳出兵断绝了练潭的太平军粮道，致使太平军粮食接济发生困难，只好退回桐城。这是第一次援救安庆的失败。
湘军的大头目曾国藩，为求更便于榨取皖南四府一州的财富及搜刮江西的粮饷与两湖的兵力以增援安庆围师的实力，（曾国藩在致左宗棠的信上云：“皖南四府一州，大有为之地，……每年可得银百三四十万”；又在复李次青的信上云：“皖南膏腴之地，大有可为”，在咸丰十年五月三日信内云：“自应以两湖为筹兵之源，而以江西为筹饷之源。”）所以在1860年7月3日，即自宿松动身到祁门，把总指挥部设于祁门。但皖南人民和太平军并没有给他好日子过，他自己就这样供称：“自移驻祁门，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中，几无日不战，无路不梗。”（《曾国藩书札》卷10致吴竹如书）
太平军英王陈玉成，鉴于枞阳这一据点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乃在1861年1月2日，亲自率领太平军反攻枞阳，但结果因被清军水师总兵李成谋及韦志俊奋力抵抗而退走。
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为了从根本上谋解安庆之围，决定派英王陈玉成统领长江北岸各路太平军经太湖、英山、霍山等地入湖北；派忠王李秀成统帅长江南岸各路太平军经江西，沿江直上而入湖北，二路大军会师直捣湘军老巢—武汉。

南路太平军，在李秀成的率领下，于1860年10月从太平县出发，经繁昌，过石棣，12月1日，攻破羊栈岭的清防军而入黟县。这里距曾国藩的老营仅六十里，把这个奴才吓昏了，竟写遗嘱给他的兄弟说：
“十九日未刻，石棣之贼，破羊栈岭而入，新岭、桐林岭同时被破，张军前后受敌，全局大震，比徽州之失更有甚焉……祁门老营距贼仅八十里，朝发夕至，毫无遮阻……倘有疏失，则志有素定，断不临难苟免。”
如果忠王李秀成率部摧垮祁门湘军指挥部，那自然会给安庆围师以巨大的震动，也可能会象三河大捷的后果一样，迫使清军撤退安庆围师。但由于忠王当时进军目的不在这里，也没有探明祁门当时的真实情况，所以就没有向祁门进军而从箬岭出徽州而浙江转入江西去了。
北路太平军在英王陈玉成统率下，于1861年3月初，从桐城出发，沿途连破清军，在十二天内，连下英山、霍山而进入湖北。18日，陈玉成又率部攻克鄂黄州府，29日，英王部将陈时永（仕荣）等部又攻克鄂德安府及孝感、黄陂。4月2日，英王部将马融和及范立川等部攻克鄂随州，3日，又占领鄂云梦。
正当太平军在长江上游用兵之际，曾国藩为了想打通浙、皖交通线而进犯徽州府。他拼凑了九千余人，亲自督领道员张运兰、副将晏之庆、参将杨镇魁、总兵唐义训等，由休宁分西北二路向徽州进犯。但在4月14日，即被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狼狈跑回祁门，副将叶光岳胡玉元等人都送了自己的性命。正在此时，忠王李秀成又在江西攻克景德镇，乘胜围攻祁门。于是曾国藩又第三次寻死了（罪魁曾国藩每遇到危险就准备自杀，《徽难哀音》中编有这样一首诗云：“孤军急难秋，湘卿磨短剑”。原注曾文正公在祁门，当事急时。悬利剑帐中，云败即自刎）。后以左宗棠在乐平打了胜仗，李秀成因江西军事吃紧而撤围祁门，就又把安徽放松了。北路太平军，仍然是势如破竹地向鄂省挺进。4月21日，攻克广济、黄梅。这一连串的胜利，一方面引起了沿途许多劳动人民的纷纷武装起义响应太平军，另一方面，逼得当时驻军太湖指挥曾国荃围攻安庆的胡林翼心急如焚。他梦想不到太平军竟直捣他的心脏，于是飞调水陆援军企图援救，但当然缓不济急。当时武昌城内已发生混乱，各粮台军火总局，闻警尽散，主管粮台军火的阎敬铭，吓得上吊寻死；守城的绿营兵，总计不满三千，而镇守武昌的总督官文，是个昏庸无能的角色；因而这个号称湘军“萧何”的胡林翼料定武昌必失，认为大势已去，遂至“军报亦废搁不阅，五心烧热如火炙，夜间尤甚，咳嗽吐浓紫色血。”（转引范文渊《中国近代史》145页）
按照当时太平军进展的情况来看，武昌是势在必得的。但是，由于外国强盗英国海军提督何伯（T•Hope)、参赞巴夏里（S•Parkes)用武力阻止陈玉成，遂使太平军功败垂成。陈玉成为了避免与帝国主义决斗，暂时停止了向武汉进攻，而改向麻城、德安一带进军。
率领安庆清军围师的曾国荃，采取了深垒高墙、步步为营的围攻九江的故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在安庆城外掘了三道长濠，一道用以拒城内太平军的出击，一道用以阻止外地太平军的援师，另在距清营较远的一道，则用以护卫围师各营，并在濠外驻垒用以环攻。另有清军多隆阿部一万余人，屯于桐城乌石山、团凸山，李续宜部一万余人，屯于桐城青草塥八里亭（李续宜部后来回援长江上游，太平军二次援救安庆时，李又派十营兵力回皖），专门堵桐城来援的太平军；又有鲍超率劲旅五千人，扎在安庆南岸，水师提督杨载福扼守沿江各隘口，以作声援。清军多隆阿部与李续宜部的驻地，系太平军援救安庆的必经要道，太平军的援军，如不能打破这一路的清军，进援安庆就成为泡影。几次援军就因为这一路受阻而退回桐城。
英王陈玉成因安庆军事吃紧，又不能直取武昌，南岸太平军李秀成部因隔江也不能互通消息，就只好分军留守湖北所攻克的各城市，而亲率精兵回救安庆，驻扎于安庆集贤关，并在菱湖北岸筑了十三座营垒。安庆守将叶芸来也即出城屯军于南岸，筑了五座营垒，与陈玉成部相为犄角。城内守兵更番出击时，南北两岸营垒就分起接应。太平军又在湖内多置小船，使城内与城外得以互通消息。但由于曾国荃在菱湖东岸筑有营垒，又调水师入湖，因此，太平军的依靠小船来往交通，就经常受到威胁。
英王陈玉成为了增加安庆城内的防御力量，在1861年4月27日，调了天长、六合一带的忠王李秀成部将吴定彩黄金爱与朱兴隆等部西来，并令骁将吴定彩率部一千余人冲进安庆城内。曾国荃因久攻不下，企图撤城一隅，诱使城内太平军退走而乘机予以歼灭，但城内太平军守将叶芸来、张朝爵等人坚守不退，于是清军又掘濠把菱湖南北的各垒包围起来，城围愈急。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为了援救安庆而作了第二次军事部署：1861年5月1日，干王洪仁玕、章王林绍璋等率领太平军从天京出发西援安庆；同日，庐江、桐城的太平军前军主将吴如孝部二万余人，从桐城新安渡到横山铺和练潭一带与干王、章王所率的太平军会师，这时，陈玉成与叶芸来正指挥太平军在菱湖一线与湘军展开大战，未分胜负。第二天，太平军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等部在练潭、横山铺一带连营三十里，清军副都统多隆阿督总兵雷正绾、副将杨朝林、赵既发、曹克忠等从高路铺分数路夹击，太平军失利，连挂车河的阵地，也被多隆阿夺取，乃撤军退回桐城。
二次援救计划失败后，紧接着进行了第三次援救部署。太平军定南主将黄文金率领精锐步卒七千余人，从芜湖过江，联合林绍璋及捻军二万余人，驻垒于桐城天林庄。这次太平军和捻军的声势，使湘军大头目曾国藩也感到非常惶恐，他说：“……安庆官军曾国荃等各营，城贼扑之于前，援贼扑之于后，殊属危急。”（《曾国藩奏稿》13，近日军情片，咸丰十一年四月二日）于是急调道员张运兰防守休宁，总兵朱品隆防守祁门，提督江长贵、副将唐义训、沈宝成等分守要隘，而亲率劲旅驰援安庆，还写信给曾国权说“安庆得失，关系天下（清王朝反动天下）安危”，嘱他坚守半月待援。湖林翼也派成大吉率部增援。五月六日，太平军黄文金会同林绍璋、吴如孝部与捻军联合进攻桐城新安渡、挂车河的清军营地。不幸，太平军的进攻，被清多隆阿击退，被迫而主动放弃天林庄各垒。这时，曾国藩却已从祁门于十日赶到东流，急令鲍超率部渡江，从侧面而进攻太平军。陈玉成部与援军黄文金、林绍璋等部，被多隆阿一军切断，又因江水上涨，陈玉成部被练潭湖水所阻。于是，太平军的援军与陈玉成部在军事行动上，不能有战略协同作用。陈玉成部只好屯驻于集贤关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