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老年阶段进入依恋研究者的视野是上个世纪90 年代之后才陆续开始的。十几年来，该领域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一系列研究考查了不同依恋对象对老年人生活的影响，包括对兄弟姐妹、成年子女、配偶、父母的依恋以及一种特殊的依恋：符号化依恋；不少研究发现了依恋模式分布的年龄效应，冷漠型和安全型依恋是老年依恋的主要模式，这与年轻成人的分布有很大差异；当前关于老年依恋的心理功能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大领域：（1）老年依恋与慢性疾病中的照料；（2）老年依恋与心理健康。对于老年人依恋的研究还远未达到成熟的地步，老年依恋的测量工具亟待改进，跨文化的研究也需要进一步推广。
关键词老年，依恋行为，依恋模式。
分类号B844

依恋的研究最初是针对婴幼儿与其母亲的关系进行的，但是，从依恋理论上讲，Bowlby并没有把依恋局限于个体一生中的任何一个阶段[1]。以寻求安全感为目的的这一行为系统，在个体的一生中是持续发展的，Bowbly称之为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发展过程。随着毕生发展心理学的出现与发展，以及有关内部工作模型的认知模式稳定性研究的深入，依恋的研究对象已经从婴幼儿延伸到成人，而伴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突出和随之而来的成功老龄化呼声的高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者逐渐开始关注依恋现象在面临或者经历着分离、丧失体验（丧亲、退休、健康状况的下降等）的老年人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将从老年人的依恋对象、依恋模式的分布、依恋的心理功能三个方面回顾目前老年依恋的特点。
1 老年人的依恋对象
依恋现象源于生命早期，最早表现为婴幼儿与主要照料者的情感联结，主要照料者就是婴幼儿的主要依恋对象。随着个体成长，个体会形成不同的依恋关系，其内在依恋模式越来越复杂，依恋对象的类型也由单一变得多样。Collins和Read认为成人的内在工作模式是一种层级性的结构[2]，如图1，在最上层的是较为普遍的模式，其形成来自于父母和主要照顾者，以及同伴间的互动经验，因此适用于广泛的人际关系与情景；此层级之下则是较为明确的、特殊的人际关系，例如与父母、朋友、兄弟姐妹和配偶等的关系。这里，父母、朋友、兄弟姐妹和配偶等就是成年人的依恋对象。老年人的同伴关系模式像年轻成人一样，包括了与配偶、兄弟姐妹、朋友等的依恋关系模式，而在亲子关系模式中，则在与父亲、母亲的依恋关系模式之外，增加了与成年子女的依恋关系模式。也就是说，老年人的依恋对象在年轻成人的基础上，增加了成年子女这一类型。这是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讲，虽然和年轻人相比，对依恋对象的要求——把依恋对象作为寻求和保持亲近的目标；在压力情境下把依恋对象作为寻求保护和支持的对象；在探索外部世界时，将依恋对象作为安全基地——没有改变，但是随着身体机能的下降、社会身份的减少以及可能出现的认知功能的衰退，会让他们的身份从对子女保护和支持的提供者转化为子女保护和支持的接受者。
在生命晚期，老人可用于处理丧失的资源变少了，这时候，重要的依恋关系必须再度发挥安全堡垒的功能，为老人提供必要的协助与保护[3]。
一系列研究考查了老年生活中不同的依恋对象对其晚年生活的影响，包括以兄弟姐妹作为依恋对象的研究[4]、以成年子女作为依恋对象的研究[5,6]、以父母作为依恋对象的研究[7]（具体研究及结论请参考后文“老年依恋的心理功能”一节），Cicirelli还考察了老年人生活中一种符号化依恋，即对上帝的依恋[8]。Cicirelli 通过面对面的访谈，开发了一个量表，他称其可以反映个体“对上帝的依恋程度”。他发现女性、非裔美国人、正统派基督教徒、对死亡怀着强烈恐惧的老年人、丧失了重要依恋对象的人和70 到100 岁之间靠近年轻一端的人，在量表上的得分较高。原有依恋对象的离世、与死亡的日益接近以及随着年龄增大出现的皈依宗教人数的增加是老年人把上帝作为重要依恋对象的重要原因。符号化依恋不是老年人独有的现象，但是研究者猜测这对老年人来说意义尤其重大，或许老年人符号化依恋的比例远大于真实生活中的依恋[9]，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支持。

图1 老年依恋对象结构
图注：根据Collins 和Read(1994)的模型调整所得，*所示内容为笔者根据当前的研究另加
老年生活中还有一种重要的依恋对象，那就是对配偶的依恋。Antonucci 指出，在老年人依恋对象分层中，对配偶的依恋是占据重要地位的[4]。长久的夫妻关系提供给老年人较高的安全感[10]。对配偶的依恋是老年人依恋研究中比较容易被忽视的[11]。

2 老年依恋模式的分布
不少研究发现了依恋模式分布的年龄效应。已有的关于年轻成年人的研究发现，成年人依恋模式的分布与儿童依恋模式的分布大致是相当的。自我报告测量发现，有55%~65%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是安全型依恋，22%~30%认为自己是拒绝型依恋，矛盾型依恋大约占15%~20% [12~14]。基于访谈的研究发现，大约52%~62%的个体是安全型依恋，22%~28%是拒绝型依恋，16%~20%的是矛盾型依恋[15]。而对老年人的自我报告研究却发现，老年人中冷漠型依恋是主体，大约占到50%~72%，安全型依恋占到30%~40%，而矛盾型和恐惧型所占的比例则较少[16~18]。研究者用访谈法（AAI）对49 名德国老人的研究探讨了依恋表征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该研究发现， 压制型不安全依恋（ insecurerepressive）（对应于四分法中的冷漠型依恋）的被试占样本总量的54%，安全型的占42%，只有两例被试被划入防御型不安全依恋（insecure-defensive）（对应于四分法中的占有型依恋）中[19]。Magai 等采用访谈法对63 名被试的研究发现，依恋安全性与年龄呈负相关，而冷漠型依恋却随着年龄的增大而上升[20]。一项采用聚合交叉设计的研究，在6 年时间分为三个时间点（1992、1994、1998）对15~87 岁间的370 个被试进行了测查，研究发现老年人在第三个时间点比年轻人上报告了更高的安全和冷漠比例，在第二个和第三个时间点上比年轻人报告了更低的占有型的比例[21]。
怎么解释老年人在冷漠依恋类型上较高的分布？Zhang 的解释是可能老年人经历依恋关系丧失的威胁，防御性地变得更独立，不依赖他人[21]。Shaver 认为这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同时安全型依恋的人也增多了[9]。Shaver 认为，更可能的原因可能是，随着年龄增长，在焦虑维度上的分数下降了。焦虑维度分数的下降会同时造成安全型和冷漠型依恋的增多。但是，Shaver 认为，只有当老年人焦虑的平均水平下降，恐惧依恋的人变得不那么恐惧但是也没有变得更拒绝，同时，占有型依恋的人变得安全-焦虑分数下降，而拒绝水平仍保持在低水平，才能说焦虑水平确实下降了，也才能说冷漠型依恋的增加确实是由老年人的焦虑水平下降引起，而不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的情感回应减少造成的。
来自台湾的刘敏珍以高雄市65 岁以上老人为研究对象，以分层抽样的方式共抽取997 位老年被试，采用自我报告法，考察了老年人的人际亲密、依恋模式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安全依恋模式最多，占全体的69.6%，其次是恐惧型依恋，占全体的12.5%，冷漠型依恋者占全体的12.1%，占有型依恋最少，占全体的5.9%[22]。来自台湾的吴文嘉对台北市95 位65 岁以上老人依恋模式、抑郁与社会支持的研究，却得到了与之不同的依恋模式分布结果。该研究发现，矛盾依恋型的老年人占总样本的44%，安全型占总样本的39%，拒绝型占样本总量的17%[10]。需要指出的是，刘敏珍的研究所使用的问卷是对Bartholomew 和Horowitz(1991)的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 问卷加以改编，形成适合老年人语气问卷，该问卷把老年人分成安全、逃避、焦虑和冷漠四种类型。而后者所采用的是Brennan等人（1998）所编制后经台湾研究者修订的亲密关系体验量表（ 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ECR）。该量表把老年人划分为矛盾依恋、逃避依恋和安全依恋。另外，吴文嘉的研究中，对依恋模式的测定是以特定关系为对象的，首先要求老年参与者回答“在您的生活中，与您关系最亲密的人是谁”，接下来的题目都是以这个被选定的人为对象进行的。我们可以把刘敏珍研究中的依恋模式看作是老年人的一般依恋模式，而吴文嘉研究中所测查的则是特定关系下的依恋模式。根据这两项研究的结果，一般依恋模式比特定关系中的依恋模式表现出了更多的安全型和更少的冷漠型（拒绝）。而这个推论与Ross 和Spinner 的研究结果相互矛盾[23]。Ross 等的研究发现，在特定关系中的冷漠型依恋少于一般人际关系中的冷漠型依恋，这符合社会选择理论所指的，老年人会对自己的人际关系进行最优化选择，从广泛的一般人际关系中撤退，关注少数特定的亲密人际关系。
虽然不少研究发现了老年依恋模式分布的年龄效应，但是，这些研究也彼此有差异。比如，同是冷漠型依恋，在一项研究中它与较高的主观幸福感相联系，且在主观幸福感上得分与安全型依恋没有差异[16]，但在另一研究中，冷漠型依恋的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低于安全型依恋的个体[19]。又如，同是对痴呆老人病前依恋模式的测查，使用的测量工具也相同，在美国和英国得到的依恋模式的分布却不同。Magai 等的研究采用了和Diehl 等[17]同样的测量工具，发现经济地位较差的欧裔和非裔美国城市老人的冷漠型依恋达到了78%之多，与Diehl 等的研究结果（37%）大不相同[18]。再如，同是对台湾老年人的研究，依恋模式的分布却有巨大差异。测量工具、样本容量、文化背景和经济地位上的差异是造成这些结果差异的不可忽视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