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黄宗羲的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简单化倾向。所谓简单化，一般可以包 含两种含义。一是从复杂的现象背后抽象概括出简单的本质，这种简单化被称为本质主 义。二是以个体代替全体，以局部代替整体，即常言的以偏概全；或把 复杂的精神活动归结为物理的、 化学的甚至是机械的运动， 这种简单化可称为 “局 部主义”。 此处所言的简单化倾向主要指“局部主义”。在黄宗羲的研究中这 种简单化倾向首先表现为话语霸权。这种话语霸权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之上。一 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争执上。传统的话语系统认定唯物论是进步的，而唯心论是反动的，故在黄宗羲的研究中对此问题的研究成了轴心问题，遂渐渐地以此问 题遮蔽甚至代替了对于其 他问题的研究。二是民主思想与民本思想的争执上。 在传统的话语系统下，民主思想是进步的，而民本思想是退步的，故论证黄宗羲 的社会哲学思想属于民主思想不 仅表明了黄宗羲思想的进步性，更重要地在于可以表达中国传统哲学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进性。因此，学术的问题成了 一个事关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的政治问 题。在这样一种动机的驱使下，学术研 究不再是对黄宗羲本有思想理路的诠释，而是从中寻章摘句来附会外在的政治权 威话语。于是，通过这两个焦点问题的论述，黄宗羲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 得以确立：无论如何，黄宗羲都是十七世纪仅有的三、四个富有开创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有些思想甚至能同洛克和卢梭等相提并 论；他所创造的独特理论和 观念具有持久价值和普适意义。很明显，这仅仅是一种话语霸权，它更像政治上
的“盖棺定论”，而不像学术义理的探讨。当然，笔者并不是说，黄宗羲不是 他的时代以及整个帝国后期的杰出学者，而是说，我们应从内在的学术理路方面 去认识黄宗羲的重要性，而不是去宣称他是一位反封建、批儒学 的英雄。黄宗 羲是一位儒学学者，而不是一位官僚，所以，笔者宁愿把他看做一位他那个时代 领导学术的、以及为十七世纪后半叶孕育新的学术方向做出成就的人。 这种简单化倾向其次还表现为以时代背景的叙述来简单处理黄宗羲思想产 生的学术原因。毋庸置疑，时代的变革、社会的发展乃至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会对学术思想发 生重大的影响，甚至成为学术思想生发或嬗变的原因。但完全以时 代背景的叙述来代替学术义理的探讨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这种理路至少包含着从 学术上难以圆融的 两个难点： 一是同时代的儒者对于时代背景的反应并不相同， 这单靠叙述时代背景是难以解释的； 二是同时代的其他学派与儒家思想对于时代 背景的反应也不相同。 因此，以时代背景来解释学术思想的原因不仅不具有普 适意义，而且具有简单化的嫌疑。而且，这种简单化倾向催生了在学术研究中不 愿做艰苦细致的学术努力的学 风。下面这句话的意思几乎出现于绝大多数黄宗 羲研究的文本中： “明末清初东南沿海地区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萌芽促生了黄宗 羲的民主思想。”就这样一句话，多少艰苦的劳动，多少细致的疏理，都被简 化、边缘化在这样对背景的叙述之中了。在此，笔者并不是否定时代背景对于学 术思想的影响，而是主张学术思想的生发、 发展与变化自有其内在的理路，外在的原因最终还是要通过内在的理路发生作用； 而学术所要探讨的重心不应在外 因上，而应在内因上。
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是相互关联的。 所谓相互关联， 不仅是指它们都是在与西方哲学的对照 下产生的，而且亦指它们都源于治黄宗羲研究时切入点和诠释维度的不当。需要指出的是， 有些问题并非单单是治黄宗羲研究的问题， 而是已然成为整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问题。 而且， 这些问题的 依据往往是怀有某种意图的官方或控制着知识和思想话语权力的精英的历史记 述。它们虽为“有偏向的价值确认” ，但经过无数次文本和言语的反复确认，其“规范性” 的价值和意义在学术研究中作为传统被确定下来，成为导引相关论题研究的凸显线索和 “前 观念” 。在相关的研究中，我们往往在不经意中就站在了这些“有偏 向的价值确认”的立场 上，从而延续已有的价值和意义话语。要解决这些问题，给黄宗羲的哲学文本一个更为合理 的诠释，不是只靠指出上述方面的缺陷就可以完成 的，而必须寻求一个适当的切入点和诠释维度。这就是下面所要讨论的两种诠释进路的问题。
1[1] Hans Georg Gadamer, Truthand Method, trans. JoelWeinsheimer and Donald G.Marshall, New York: Continuum,1994, P354. 1[2]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文集》，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05页。 （原文载 《困境与转型——黄宗羲哲学文本的一种解读》 （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为该书“绪论”中的一部分，题目为“作为现代话语的黄宗羲研究”）
的“盖棺定论”，而不像学术义理的探讨。当然，笔者并不是说，黄宗羲不是 他的时代以及整个帝国后期的杰出学者，而是说，我们应从内在的学术理路方面 去认识黄宗羲的重要性，而不是去宣称他是一位反封建、批儒学 的英雄。黄宗 羲是一位儒学学者，而不是一位官僚，所以，笔者宁愿把他看做一位他那个时代 领导学术的、以及为十七世纪后半叶孕育新的学术方向做出成就的人。 这种简单化倾向其次还表现为以时代背景的叙述来简单处理黄宗羲思想产 生的学术原因。毋庸置疑，时代的变革、社会的发展乃至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会对学术思想发 生重大的影响，甚至成为学术思想生发或嬗变的原因。但完全以时 代背景的叙述来代替学术义理的探讨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这种理路至少包含着从 学术上难以圆融的 两个难点： 一是同时代的儒者对于时代背景的反应并不相同， 这单靠叙述时代背景是难以解释的； 二是同时代的其他学派与儒家思想对于时代 背景的反应也不相同。 因此，以时代背景来解释学术思想的原因不仅不具有普 适意义，而且具有简单化的嫌疑。而且，这种简单化倾向催生了在学术研究中不 愿做艰苦细致的学术努力的学 风。下面这句话的意思几乎出现于绝大多数黄宗 羲研究的文本中： “明末清初东南沿海地区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萌芽促生了黄宗 羲的民主思想。”就这样一句话，多少艰苦的劳动，多少细致的疏理，都被简 化、边缘化在这样对背景的叙述之中了。在此，笔者并不是否定时代背景对于学 术思想的影响，而是主张学术思想的生发、 发展与变化自有其内在的理路，外在的原因最终还是要通过内在的理路发生作用； 而学术所要探讨的重心不应在外 因上，而应在内因上。
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是相互关联的。 所谓相互关联， 不仅是指它们都是在与西方哲学的对照 下产生的，而且亦指它们都源于治黄宗羲研究时切入点和诠释维度的不当。需要指出的是， 有些问题并非单单是治黄宗羲研究的问题， 而是已然成为整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问题。 而且， 这些问题的 依据往往是怀有某种意图的官方或控制着知识和思想话语权力的精英的历史记 述。它们虽为“有偏向的价值确认” ，但经过无数次文本和言语的反复确认，其“规范性” 的价值和意义在学术研究中作为传统被确定下来，成为导引相关论题研究的凸显线索和 “前 观念” 。在相关的研究中，我们往往在不经意中就站在了这些“有偏 向的价值确认”的立场 上，从而延续已有的价值和意义话语。要解决这些问题，给黄宗羲的哲学文本一个更为合理 的诠释，不是只靠指出上述方面的缺陷就可以完成 的，而必须寻求一个适当的切入点和诠释维度。这就是下面所要讨论的两种诠释进路的问题。
1[1] Hans Georg Gadamer, Truthand Method, trans. JoelWeinsheimer and Donald G.Marshall, New York: Continuum,1994, P354. 1[2]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文集》，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05页。 （原文载 《困境与转型——黄宗羲哲学文本的一种解读》 （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为该书“绪论”中的一部分，题目为“作为现代话语的黄宗羲研究”）
